196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一年适逢吴云贵大学毕业。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踏进昔日的皇城京都，从此终日与深奥、枯涩的典籍和汗牛充栋的国外论著为伴，再没有迈出这个门坎。34个寒来暑往，精深钻研，青春朝气的大学生，变成了满腹经纶，有数十万字著述在案的宗教学专家、博士生导师。1993年吴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除了继续自己的研究课题外，还要兼管全所的科研工作。宗教研究所在全国的宗教研究领域一直扮演着“国家队”的角色，作为一所之长，他肩负的责任是可想而知的。
宗教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少年时期，甚少人知。正处于一个有着发展前途的学科，为了能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想来想去采访吴先生再合适不过了。，吴先生听罢来意一口答应，并连声说让大家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对宗教研究有益处。但先生坚持回去准备后才可作答，对于办事一向一丝不苟的学者，笔者首先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今年北京的春天是个多雨的季节，霏霏细雨，有时使人感到一阵阵寒意，但耸立在长安街上中国社科院大楼的房间里，与吴先生见面，身上的寒意倾刻而去，为了节省时间，免去寒喧客套，笔者直入主题，请他首先介绍这方面的研究历史。已近知天命的吴先生习惯地拢拢发，慢条斯理地说道: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的知与行，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有着广泛持久的影响，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宗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只是近百年来的事。在漫长的宗教发展史上，人类对宗教的认识一直局限于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对自己所信奉的某一宗教的理解，也就是根据宗教传统来解释宗教。只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随着人类主地位的增强，才开始出现作为人文科学一部分的独立的宗教学。初生的宗教学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种新的解释学，即对宗教解释的再解释。”
“中国宗教学较世界宗教学起步更晚，起点更低，因而在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因难和问题。如果说，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国宗教学研究起步的标志，那么宗教研究实质性的进展则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尽管时间很短，我国宗教研究的成就却非常显著”，说到成就，吴先生神采飞奕，桩桩件件如数家珍。对于自己付出全部青春和心血的事业，他情有独钟。他认为，中国宗教学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有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文革’前的宗教研究机构只有宗教所一家，如今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高校乃至国家和一部分地方宗教事务的主管部门都有了宗教研究机构，此外宗教团体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形成三支队伍。二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以往我国学术界只有数量少得可怜的佛、道教研究成果，如今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宗教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已经扩及佛教、道教、基督教（含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民间宗教、宗教学原理等诸多领域。研究领域的拓宽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系统的知识，也开阔了研究人员的视野，便利他们在宗教比较研究和宏观的层次上来把握研究对象。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我们在各大主要宗教和宗教一般（即区别于非宗教文化形态的宗教）的研究中，都有了一批史学著作、概论著作、通俗知识读物和工具书，加上全国各地的宗教研究期刊杂志，可以说已为宗教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方法论上不断推陈出新、灵活多样。在批判宗教的年月，人们一谈到宗教马上就联想到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精神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似乎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一分为二’，而唯独不可对宗教采取两点论。如今我们这些‘过来人’早已摆脱了过去那种对宗教简单、教条、偏执的认识和态度，从而能够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来理解宗教、研究宗教。”
“我国宗教学之所以取得如此长足进步，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我们从理论观点上端正了对宗教的认识。同以往那种简单地视宗教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相反，今天我们的研究人员大多接受了宗教三层面之说。在研究中，不仅继续重视宗教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且高度重视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千姿百态的宗教文化传统，重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作用，与此同时也高度重视对宗教社会群体的观察和研究。从宗教文化的方位和视角来研究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人类宗教现象，愈益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因而，今天我们不仅视宗教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现象，而且视宗教为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研究方法论最重要的突破，我以为在于确立了‘双向互动’的科学态度。所谓‘互动’，指的是主客体之间动态的辩证关系。许多研究者不再把作为研究客体的人类宗教现象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注意从动态来把握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又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审视自己，完善、修正、深化自己对宗教的认识。这一转变具有革命的意义。试想，在宗教被批判的时代，谁能大胆地提出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谁敢在著述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宗教的作用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些认识上的转变和突破不正是我们采取双向互动、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果吗?”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20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作为凡夫俗子，我不敢象历史上的宗教先知那样大胆地去预见未来，只能根据确定的事实谈点个人的想法。确定的事实有两点更为重要:一是中国国情，二是国家对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态度。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到下个世纪将会有更强的综合国力，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此可以推断，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将会对包括宗教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提供更充分的财政支持和物质保证，从而使当前尚不尽如人意的科研环境得到改善；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各种宗教仍将处在与社会发展潮流相协调相适应的进程中，宗教信仰自由仍将是国家对待公民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基本态度。宗教信仰的长期性决定了宗教研究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21世纪对于我国宗教学意味着更大的范围、更高的标准、更丰硕的成果、更高的期待。眼下我们面临不少困难，诸如科研经费不足、待遇偏低、手段陈旧、研究人员流失、队伍青黄不接等等。尤为困难的是，我国教育部门至今仍未把宗教学列为独立的学科，构成后继乏人的主因。但我相信，这些不利因素都是暂时现象，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切有志于宗教研究的人，应当树立信心，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奉献!如果说宗教价值观的特点在于奉献精神，我们这些研究宗教的人也需要有一点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一句颇流行的语言，时下不少人常留于齿边，可真正无愧此言的人又有多少。我想吴先生是无愧的，一切甘于清贫，不慕名利的人是无愧的。先生的话让我感动，当我关上采访本时，想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曲曲折折，想到未来的美好明天，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奉献精神”，正是包括吴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献身学术事业的人，默默地耕耘出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讲奉献的人少了，讲索取报酬的人多了，腐败的毒瘤正在吞筮我们社会主义的肌体。据新闻调查显示，人们痛恨腐败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但是，我还要说，在中国社会里，还有那么一部人是走正道，弘扬正气的；在学术园地里，我们仍然拥有一片净土。学术研究是清贫的，是痛苦的，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了解的，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拥有今天的一切一切!
（作者：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