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迄今已知最早的《法华经》藏文写本为尼尔·安博尔特在和田所获，该写本的文字间、卷尾、经背处绘莲花、佛塔、树和鸟等装饰图画，题材和技法均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一致，展现了吐蕃佛教对佛经写本的崇拜。这种“书本崇拜”起源于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一带，7世纪至8世纪时统治这里的勃律沙希王朝上层笃信佛教，8世纪吐蕃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促进了两地间的宗教与艺术传播。文化交流还体现在和田藏文《法华经》70b上绘制的佛塔，这种塔的样式传自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其源头为犍陀罗佛塔。此外114b上的佛塔形制可能受到苯教塔形物的影响，两页佛经背面所绘的树塔鸟组合也与藏西、藏北的鸟树崇拜观念相符，这些图像运用在《法华经》经页背面，或为荐亡功能之体现。
关键词：和田藏文；《法华经》；佛经装饰；书本崇拜；塔形物；树塔鸟组合
作者：陈粟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2022年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于阗佛教艺术研究”(项目号:XQ2022001)的阶段性成果。
1933年，斯文·赫定探险队(Sven Hedin Expedition)的成员、瑞典地质学家尼尔·安博尔特(Nils Peter Ambolt)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了一部古藏文《法华经》写本，具体出土地点不详，今藏于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Stockholm)。该写本共169页，除却空白的一页与两面都有文字的一页外，其余均为单面抄写。日本学者辛岛静志判断这些页面原本可能是背面两两粘贴，形成双面对开本[1]。这套写本上绘有简单的花朵、佛塔等，笔法稚拙，但这些看似粗简的图像却生动展现了8至9世纪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高原丝路交流。
一、和田藏文《法华经》的学术史与相关图像状况
学界对于这部古藏文《法华经》(以下简称和田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与版本对勘，如德国学者西蒙森(Nils Simonsson)在其专著中利用梵文以及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藏文《法华经》对和田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2]。辛岛静志发表了和田本全部内容的转写，并将其与收录于《甘珠尔》的《法华经》进行对勘[3]。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扎西本着重讨论了和田本的相关语法与译法[4]。年代学方面，由于此经的抄写方式和敦煌藏文文献《十万颂般若经》《无量寿经》相同，故而与藏经洞藏文文献的年代相去不远。但其用语不符合吐蕃赞普赤德松赞(798-815在位)时颁布的厘定佛教译语，其年代下限当为814年[5],早于藏经洞所出《法华经》藏文写本，为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藏文《法华经》。
语言、版本之外，和田本图像却很少被研究[6]。这套佛经上绘有简单的花朵与佛塔等图像，由于原物散乱，本文根据辛岛静志厘定的页码顺序记录如下：
70a, 此页为第14品“从地踊出品”结尾，最末处绘有一只长柄香炉。
70b, 自左而右、由上而下，绘有一棵树、法螺、祥云两朵，两座佛塔、一只凤鸟、两朵祥云。(图1,见插页，下同，不另注)
96a、97b、99b、100b、102a、102b、103a、103b, 以上页面均绘有红色莲蕾，大小不一，在文字之中或位于经页角。
114a, 此页为第20品《如来神力品》结尾。页面下端有墨线绘的莲蓬、红线画出的莲台以及一朵盛开的红色莲花。页面右下角署有写经生的名字“历悉写(leg zigs bris)”[7]。(图2)
114b, 自左而右、由上而下，以简笔画的方式绘有一只鸟、两座佛塔、一朵规整的八瓣莲花纹样、一只红色的鸟、一只红色的金刚杵。(图3)
Ga 38b, 此页为第23品“妙音菩萨品”结尾。页面左右两侧各绘有一只金刚杵、一朵莲花纹样(与114b相同)、一颗外带火焰的摩尼珠，一朵盛开的红色莲花。此页面上有两位写经生的署名，分别为“确吉甲布写”(chos kyi rgyal bus bris)、“阿杂写(A[sa]s bris pa)”。(图4)
Ga 43b, 在经文第一行中以墨线潦草地勾勒了一朵莲花。
Ga58b, 经文打孔处，用墨线简单画了一朵莲花。
这些图案非常潦草粗率，可能是经文的抄写者随手所作，并不是专业画家刻意为之。但这些简单的图像背后蕴含的信息值得仔细解读。
二、吐蕃写经中的常见装饰图画
考察图文关系，可以发现这些夹杂在佛经中的图像与文本内容并不对应，故而将上述图像称为装饰图画更恰当。和田本中复杂多样的装饰图画，说明这种装饰佛经的技巧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时已经比较成熟。而和田所出其他语种文书，如于阗文、梵文写本上却少见装饰图画，说明在佛经写本中绘制装饰图像的习俗并非于阗传统。那么，这种装饰佛经的做法来自于哪里?
和田本完成于8世纪末至9世纪中期，正值吐蕃统治于阗之际，几乎同时期，敦煌也处于吐蕃的治理之下[8]。笃信佛教的吐蕃人在敦煌留下了大量藏文写经，被封藏于藏经洞中，成为我们了解吐蕃佛教的重要资料。通过比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15卷)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35卷),可知这类在文字中间、卷尾和封底绘有装饰图画的佛经在吐蕃时期的藏文写本中较为常见。这类写经有如下特点：一，就位置而言，装饰图画通常绘于经文内、段落的首尾、写经四周边缘处、圆形打孔处以及经背空白页面上。最常出现在段落、章节结尾处，有的就画在写经题记旁边。如P.t.1301(图5)、1302、1303、1305、1306、1307、1308、1309、1310、1312为一组《十万颂般若经》[9]写本，几乎每处抄经人题记旁都绘有一朵精致的大莲花。二，就题材而言，装饰图画与经文内容无关。最常见的是各种形态的花朵，尤以莲花为多，其余如树叶、云纹、金刚杵、摩尼珠、法螺亦是常见题材。嵌于经文内的图画通常较小，大小与单个字符相当；绘于其他位置的则较为自由，大小不受限制。三、单部藏文写经中的装饰手法往往并不单一，篇幅较长的经典常有多种装饰图画并用。并且为了配合图画，经文会空出适当的位置，使得图画如同镶嵌在经文中一般。如P.t.0903《根本萨婆多部律摄》[10]写经中嵌有细线勾勒的小花朵之外，段落结尾处、经背的空白页面上还彩绘有带火焰的摩尼珠、多种形态的花卉(图6)。这些图画绘制精细、设色典雅，与文字配合得错落有致，体现出作者高超的技术水平。
了解藏经洞所出藏文写本中的装饰图画特点之后，回视和田本藏文《法华经》,就会发现和田本中使用的装饰题材、装饰位置及装饰手法与藏经洞藏文写本高度相似：如嵌在经文中不同形态的莲花与IOL.Tib.J.VOL.47《圣入楞伽宝经一切佛语心品广释》[11]中嵌入大量莲花、花叶、云纹等小型装饰图画相近；和田本114a, 在卷尾绘制大莲花的做法，除了上文所述的P.t.1301《十万颂般若经》外，还见于P.t.0903《根本萨婆多部律摄》[12];和田本Ga 38b所绘制的金刚杵、带火焰的摩尼珠等图像也见于P.t.0045V《圣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余无能敌陀罗尼》[13];和田本Ga58b在经文打孔处绘制莲花的装饰方法也见于IOL.Tib.J.VOL.16《圣大力大乘陀罗尼》[14]。在西藏、青海等地吐蕃时期佛经写本罕见的前提下，可以推论，和田本与藏经洞藏文写本体现的正是吐蕃时期写经的装饰特点。
目前已知的对佛经写本进行装饰的做法，最早见于吉尔吉特写本(The Gilgit Manuscripts),即1931年斯坦因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Gilgit)以西诺普尔村(Naupur)佛塔中发现的写本。有学者发现在一些经页的文字中间、写经四周空白处绘有同心圆以及法轮(Buddhist dharmacakra)[15]。如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Or.11878A《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事·律事》(Vinayavastu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s)为一件423页的写本，根据笈多字体(Gupta script)写法，可定为7世纪至8世纪[16]。这件写本里就有大大小小的同心圆巧妙地嵌在文字中。针对吉尔吉特写本中的画饰和木板画封面装饰，维也纳大学教授金伯格-萨特(Deborah Klimburg-Salter)认为，这是7、8世纪时统治吉尔吉特一带的勃律沙希(Patola Shahis)王朝流行的“书本崇拜”体现，即书本可成为崇拜物或宗教贡品[17]。
虽然8世纪至9世纪藏文写本中的装饰图画远较吉尔吉特写本丰富，但是同样的位置、手法昭显出藏文写本的装饰方法与理念当直接取法于克什米尔北部。勃律沙希王朝即《旧唐书》所谓之“小勃律”,从留存下的佛经写本、摩崖线刻以及金属造像来看，这里一度佛教兴盛[18]。而突出的地理位置，使得8世纪时小勃律在唐王朝与吐蕃的军事争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元初)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复九城。诏册为小勃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没胜入谢……没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19]
《新唐书》中所记的小勃律与吐蕃间的姻亲关系，亦可从藏经洞古藏文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中得以印证：“龙年(740)……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20]可知两地曾一度结为政治同盟。而后虽然747年高仙芝平定小勃律，俘虏了小勃律王与吐蕃公主[21],但安史之乱(756)爆发之后，唐王朝军事力量撤出葱岭西南，小勃律可能一度为吐蕃所占[22]。此后这一区域鲜被记载，勃律沙希王朝的世系也不再有相关文字。但成书于982年的波斯文文献《世界境域志》中记录藏人统治勃律以南地区[23],可见10世纪时，西藏的军事政权在克什米尔地区依然有强大影响力。克什米尔北部的政权与吐蕃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中保持着持久的接触，故而小勃律盛行的“书本崇拜”理念流入吐蕃本土，对吐蕃的佛经装饰艺术产生影响顺理成章。而吐蕃在吸收这种观念与装饰方式之后，伴随着吐蕃人的活动迅速在其统治区域内流传，使得我们在敦煌藏经洞与新疆和田看到与吉尔吉特写本有着同样装饰理念、装饰特点的藏文佛经写本遗存。
三、和田本I型佛塔及其样式来源
探清和田本《法华经》上绘制的装饰图画渊源之后，我们再将目光集中于70b与114b上。这两张页面为《从地踊出品》和《如来神力品》结束后的经背留白，为佛经装饰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故而其上的图像内容相对丰富。特别是四座、两种类型的塔尤为引人注目。70b上的两座佛塔样式(下文称I型)基本一致：塔的座基部分画有一圈莲花瓣装饰；阶基部分较高，约占整体高度的二分之一，由七块长方条堆砌而成，中间一块较短，形成须弥座；塔瓶为扁圆形，塔瓶肩部有突起装饰物，相轮部分较短，塔顶插有两支舒展的幡。114b上绘制的两座佛塔则是以5-6块长方形堆成塔基，中间有束腰，塔瓶较小，为圆球形，一侧插着幡(下文称II型)。
据《法显传》载，5世纪初于阗已是佛塔林立：“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24]但是现今和田地区并没有保存下完整的佛塔实物。可作为参照的佛塔图像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的梵文《法华经》写本SI P/10(SIS 1937, inv.1937)(图7)。经页右下角绘制多宝佛坐在七宝塔内、邀请释迦同坐的场景。另外，和田发现的几件卢舍那佛木板画、壁画残片上也绘有佛塔，如大英博物馆藏1907,1111.67号、1925,0619,0.31号、不莱梅海外博物馆(Übersee-Museum Bremen)藏A16164号等。这些佛塔图像的样式基本相同，具有塔形细长、相轮高广的特点，符合和田地区所出的梵文《法华经》(俗称“喀什本”)中对七宝塔高相轮特点的描述[25]。但显然，藏文《法华经》上的两类佛塔都与于阗佛塔大相径庭，探索它们的样式渊源，我们需要将视线拓展至8世纪至9世纪吐蕃统治的全域。
吐蕃统治时期的青藏高原乃至敦煌，也没有完整的佛塔实物遗存，所幸藏西、藏北以及青海地区有不少佛塔形石刻岩画，可兹参考。与和田本I型佛塔相接近的塔形物多见于藏北、藏西及周边区域。如当雄县纳木错湖畔扎西岛岩画中就有一例相似的作品，根据美国学者贝勒兹(John Vincent Bellezza)所绘的线图(图8),塔基同样为7块条石，最下第二块内收成须弥座，塔瓶较小，为扁圆形，年代约为11世纪[26]。另外与西藏西部联系密切的拉达克地区也能看到这种样式的塔，如阿济寺地点岩画(图9),岩石正中的塔形物在塔基、塔瓶和叠石的数量等细节上与和田本I类佛塔几乎完全相同。虽然具体年代不明，但可证明这种高塔基、圆球形塔瓶的塔形物曾在西藏西部流行。
关于这种出现在藏北、藏西地区条石堆积而成的高塔基塔形物，有学者注意到它们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近似图像的联系[27],但其具体的传播路径并不明确。随着上个世纪以来，克什米尔北部地区数处有古藏文题记的摩崖岩画被揭露[28],我们对于吐蕃军民在该地区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如一支在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藏族驻军就给我们留下了塔形物交流的重要线索。根据德国人类学家耶特马尔(Karl Jettmar)在1964年的调查[29],吉尔吉特地区普尼那村(Punial)附近的Gakuch石刻，可能是藏族驻军的墓地。原存有12块刻有塔形物、羊、古藏文的大石块，现今刻石均不知所踪。根据6号石块上藏文的书写方式，推测其年代在8-10世纪[30]。十二块摩崖石刻上共有塔形物九座，根据藏文铭文内容[31],耶特马尔判断这群驻扎在小勃律的藏族驻军为佛教徒，与勃律沙希王朝的主流信仰相同。值得注意的是4号、5号石块上刻的佛塔(图10)。两座佛塔样式基本相同，塔基占整体高度的一半，由6至7块长方块垒成，中间一块较为窄小，形成束腰；塔瓶接近圆形，其上为三叉戟形顶饰。塔基、塔瓶与前文所述的拉达克阿济寺地点岩画、和田藏文《法华经》上的I型佛塔如出一辙。
这类塔形物在整个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的摩崖线刻中并不罕见。检索德国海德堡人文科学学院完成的“喀喇昆仑公路沿线的石刻和铭文”(Rock Carvings and Inscriptions along the Karakorum Highway)项目成果《巴基斯坦北部的考古资料》(Materialien zur Archäologie der Nordgebiete Pakistans)[32]一书中收录的1300余座摩崖线刻塔，具有叠石束腰基座、圆形塔瓶特点的塔在Hodar、Shing Nala、Chilas-Brücke、特尔班(Thalpan)等地均有出现。根据法国学者布吕诺(Laurianne Bruneau)将巴基斯坦东北部摩崖线刻塔划分的十三个类型[33],这类塔当属12b类。如Hodar32:1号塔、Shing Nala35:1号塔、Shing Nala43:3号塔、Shing Nala48:3号塔、Shing Nala56:2号塔、Chilas-Brücke83:2号塔、Thalpan22:1号塔等等。尽管这些塔的塔刹有所区别，有的塔绘制多重相轮，有的绘三叉戟状顶饰，有的塔两侧或单侧系有幡带，但塔基、塔瓶部分基本相同。
虽然目前无法在巴基斯坦北部找到与和田藏文《法华经》上的I型佛塔完全相同的图像或实物，我们可以通过一例年代较微清晰的图像进一步推测I型佛塔的来源。如Hodar32:1号塔(图11),旁边有一则婆罗米文题记，其中某个书写特点见于吉尔吉特写本和一件715/716年的吉尔吉特青铜器铭文[34],故而推测这处摩崖线刻的年代为6世纪至8世纪初。Hodar32:1号塔由叠涩塔基、圆形塔瓶、八山座、幡杆以及幡带组成。七层基座绘制了不同的图案：第一层绘了七根列柱，组成了六个并列的龛；第二层绘出六个连续三角纹；第三层绘七个半圆弧，可能是简化的龛；第四层是三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第五层为六个均匀分布的点，暗示着梁、第六层为三个原点、第七层实心无装饰。塔瓶正中刻着两个同心圆，中间是一朵九瓣花，圆环下方有三个花瓣状物。八山座呈倒梯形，共四层，其上插有幡杆，两侧飘拂着长幡带。显然塔基一、三层的装饰图案是在模仿联排佛龛。多层基座上安置列龛的做法多见于犍陀罗佛塔。如巴基斯坦塔克西拉(Taxila)贾乌里安寺(Jaulian Monastery)遗址，这座年代为2世纪的佛寺遗址中保存下数座佛塔的基座，其上有灰泥塑出的小型并排佛龛，内多为一跏趺坐佛与二菩萨。有的基座上并排佛龛多达三层。由于材质、大小的限制，Hodar32:1号塔上图像被简化为装饰纹样，但依然能看到它和犍陀罗佛塔的传承关系。
从以上对藏西、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塔形图像的讨论，可以大体厘清和田藏文《法华经》上I型佛塔样式的传播脉络：这种类型的佛塔承自犍陀罗佛塔，流行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8世纪至9世纪时随着吐蕃扩张，吐蕃人在克什米尔北部地区活动频繁，由于信奉佛教的勃律沙希王朝与吐蕃人有共同的信仰，新的佛塔类型得以传入西藏。进而随着吐蕃人在西域的活动，又将绘有这类佛塔的《法华经》带到和田。
四、和田本Ⅱ型塔与西藏本土信仰
和田藏文《法华经》上的I型佛塔具有莲花形的底座、七块条石垒成的基座[35]、插在塔刹上的幡等细节，充分彰显了其佛教特性。而五块大小不一条石垒积而成的Ⅱ型塔的文化属性则较为复杂。这类塔多见于藏西以及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线刻和岩画中，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关于藏西此类塔形图的来源，贝勒兹提出有两个：“一个是从犍陀罗起源，通过克什米尔影响到印度河谷的科希斯坦和拉达克，最后到达西藏西部和北部；另一个是西藏西部本土早就存在的祭祀建筑。”[36]张亚莎指出，藏西的垒石塔形图像原本为苯教“塔形祭坛”,在五层阶梯祭台上出现圆形覆钵坛，则可能是佛教塔影响所致[37]。仝涛通过对藏西岩画与札达县曲踏墓地I区M1出土的黄金面具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早在吐蕃引进佛教之前，西藏西部就吸收了克什米尔地区的佛塔造型艺术，为本土盛行的苯教信仰所借用[38]。不论如何，和田藏文《法华经》上的II型塔，确为在藏西有着悠久传统的类型。它出现在佛经写本之上，可能是吐蕃佛教兴起后与当地苯教传统的融合。
贝勒兹认为，藏北、藏西出现塔形物塔基多为五层，可能代表着苯教宇宙观中的五种元素[39]。和田本Ⅱ型塔同样遵循着五层塔基的结构，另外藏经洞藏文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P.t.0496)在写经末尾画了一座小塔：5层条石堆积塔基逐层递减，半圆形塔瓶，塔刹为三个小圆(图12)。这两件不同出土地的藏文文献上的佛塔插图，暗示吐蕃佛塔吸收苯教塔形物的特征并非孤例。
同样展现了佛教对苯教吸收状况的还有70b与114b上的图像组合。70b上绘有树、法螺、祥云、佛塔和凤鸟；114b上则是佛塔、鸟、莲花与金刚杵的配置。参考藏经洞中的藏文写经，可判断法螺、祥云、莲花、金刚杵是吐蕃时期写经中较为常见的装饰图案，树、佛塔与鸟则较为少见。而将吐蕃人活动涉及到的克什米尔地区、西藏、青海等地的岩画纳入到考察范围，就会发现树、塔、鸟两两或三者的组合主要分布在藏西、藏北。与它们一同配置的，还常见有日、月等图像，可能与藏地传统信仰雍仲苯教有关[40]。如日土县拉卓章岩画点绘有一组日月、雍仲符号、树木、塔形物、鹰、鸟人和鸟巫图像；当雄县纳木错湖畔大扎西岛岩画(第3地点)中出现了塔形物、鸟、树和牛的组合[41](图13),并且在扎西岛岩画中还有塔形物顶长出树木的图像，有学者认为是表现“世界山与世界树”[42]。
藏西崇拜树与鸟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西域传》中位于葱岭以南的“女国”:“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43]女国即今之阿里地区北部和拉达克部分地区，根据古藏文《大事记年》载，此地644年为吐蕃所占[44]。女国崇拜树与鸟的习俗很可能被吐蕃所继承。
从吐蕃时期的文献、文物遗存来看，树与鸟确实具有特殊意义。如P.t.1286《赞普世系》中以松树比喻赞普高贵的身份：“在众多树木之中，以松树最为高大，在大江大河之中，以雅鲁藏布江碧水最为流长。”[45]青海都兰吐蕃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非实用的柏木和木制品，可能也是为了表达宗教观念[46]。70b中的树木位于佛塔旁，枝繁叶茂，下有吉祥云，可能表现的即是吐蕃本土的圣树崇拜。
另外，鸟也出现在与赞普相关的歌谣中。P.t.1287《赞普传记》中娘氏、韦氏做歌纪念墀伦赞灭苏毗：“天神来至人间，枭鸟已为鹫鹰所杀，是蔡邦纳森所杀，真正的人主已登大位。”[47]这段歌词以鸟类的搏杀象征吐蕃对周边区域的征服，以鹫鹰喻赞普，凸显了赞普的神圣性。鸟的形象还用于吐蕃官印，如P.t.1217《吐蕃大尚论节度使盟会授达日扎夏小银告身的告牒》[48]末尾钤有一枚方印，当中为一只昂首挺胸的立鸟，双翅张开，托举日月(图14);P.t.1085《龙年亨迦宫钤印颁发之告牒》结尾同样押有一阳文方印，一只四分之三侧面的立鸟展开双翅，其下藏文为“亨迦宫敕令之印”[49](图15),亨迦宫为赤松德赞时期三大宫殿之一，是赞普与群臣议事的场所，足见此印的规格之高。70b与114b上均绘有鸟飞舞于佛塔上侧，可能属于具有特殊意义的塔鸟组合。而114b佛塔下侧的红色立鸟，颜色并不均匀，可能为某个浮雕模印而成。将其进行水平翻转之后，可以发现其基本形态与上述两例吐蕃官印相似，特别是扇形的尾羽、张开的双翼等细节与亨迦宫印高度重合。此立鸟印迹没有边框与藏文，可能是某一类抄经活动后所盖的图记，故而与标准的公私印章有所差异，属于特殊用途的图记[50]。
至于为什么70b与114b这两页上除了祥云、法螺、莲花、金刚杵等常见佛教吉祥图案外还要绘制佛塔、鸟和树这些特殊图案呢?笔者认为可能与小勃律、于阗一带供养佛经的观念有关。吉尔吉特写本中的一些典籍如《僧伽吒经》《般若经》,在后记中写有一长串生者或亡人姓名，如吉尔吉特写本中的一件《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十五“卧坐具事”(S'ayanāsana−vastu)中的题记：“领主规定：功德要按名字归属给已经死亡和去世的捐助者。”[51]供养佛经以求护生、荐亡的功能也见于和田地区发现的佛经写本，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法华经》(“喀什本”)最后一页(Folio 430)有8行回向文，书写“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母亲以及丈夫Dala……”等大量亡故眷属姓名。东方文献研究所藏的另一件插画本《法华经》是一位名叫Inkula(Intula)的于阗人为他故去的儿子Vi.älaka做的供养[52]。和田本藏文《法华经》中只存留有三位抄经人姓名，并不见供养人名及回向文，但结合塔、树等图案在藏地本土文化中的含义，可能这件写本也与荐亡相关。
最后补充一点，和田本Ⅱ型佛塔顶部系了一只迎风飞舞的佛幡。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结构清晰，幡头、幡身(坪界与垂手)、幡足俱全，可与敦煌藏经洞中的唐五代佛幡实物互相印 证[53]。根 据成书于12世纪前后《拔协》的记载，桑耶寺在建成后举行开光法会就有佛幡装饰大殿：“殿内挂的五幅长经幡，也变成了500 幅。”[54]和田本《法华经》上的插图细节可以印证，8世纪至9世纪时汉式佛幡确已经传入吐蕃，并可能作为佛教的供养具出现在吐蕃寺庙中。
五、小结
以上，对新疆和田出土的藏文《法华经》上的装饰图像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之后，可以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作品，它从佛经装饰这样一个微小的层面生动展现了8世纪至9世纪的吐蕃佛教对周边文化和本土前佛教文化的接纳与吸收。
首先，现已知最早的绘有装饰图画的佛教典籍发现于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附近佛塔中，年代约为7世纪至8世纪，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小勃律流行的“书本崇拜”相关，佛经本身成为了神圣的崇拜对象。8世纪前后，吐蕃与小勃律频繁的政治交流与军事活动有力促进了宗教和文化领域的互动，吐蕃佛教迅速学习了佛经装饰思想与方法，使得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藏文佛经写本巧妙“镶嵌”装饰性图画，这些图画多为常见佛教吉祥图案，与经文内容没有必然联系。和田本经文内、四周边框以及写经背面所绘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莲花即是明证。
体现吐蕃与小勃律宗教和艺术交流的还有和田本70b上绘制的两座佛塔。从对吐蕃统治区域摩崖岩画的考察，可知这类塔主要流行于藏西、藏北一带，而其源头当是今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地区众多塔形摩崖石刻中的一种。8世纪之后，吐蕃控制了克什米尔南部区域，克什米尔北部也有多处吐蕃人留下的活动痕迹，这其中就涉及到佛塔样式的学习与传播。本文认为，70b上的佛塔呈现出的是小勃律→藏西藏北→于阗的传播路线。
和田本114b上的佛塔则是承自藏西、藏北岩画中塔形物。这类塔形物可能与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信仰苯教相关。并且，70b与114b上树、鸟、塔的组合也与藏西、藏北崇拜鸟与树的文化特征相符，这些图像运用在《法华经》经页背面，或为荐亡功能之体现。
和田本藏文《法华经》完成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吐蕃积极吸收周边区域的佛教与艺术。这件作品的装饰图画集中体现了小勃律、汉地对吐蕃在佛教观念、艺术上的影响，与此同时，藏地传统本土信仰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注释：
[1]Seishi Karashima,“An Old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from Khotan the Romanised Text Collated with the Kanjur Version”,1,Annual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vol.VIII,March,2005,p.191.
[2]Nils Simonsson,Indo-tibetische Studien.Die Methoden der tibetischen Übersetzer,untersucht im Hinblick auf die Bedeutung ihrer Übersetzungen für die Sanskritphilologie,Uppsala:Almqvist &Wiksells International,1957.
[3]Seishi Karashima,“An Old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from Khotan the Romanised Text Collated with the Kanjur Version”,1-4,Annual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vol.VIII,March,2005,pp.191-268,Plate1-21;vol.IX,March,2006,pp.89-181,Plate1-22;vol.X,March,2007,pp.214-324,Plate1-21;vol.XI,March,2008,pp.178-301,Plate1-21.
[4]扎西本:《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一)》,《西藏研究》2020年第6期;《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西藏研究》2021年第1期。
[5]同上。另外,顿珠次仁根据于阗《法华经》写本与吐蕃时期碑文中格助词的比较,将于阗藏文《法华经》写本年代定于779年至797年之间。参见顿珠次仁:《古藏文写本至语法演进——以藏译〈法华经〉于阗写本第十三品为例》,《第四届中日藏学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10月。
[6]目前仅《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一)》一文中略有讨论。
[7]沈琛:《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8]吐蕃占领于阗的时间据沈琛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贞元十四年(798);沙州被吐蕃统治的初始时间,说法不一,但主要集中在八世纪八十年代,有大历十二年(777年);建中二年(781);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贞元三年(787),等看法。848年朗达玛遇刺后,吐蕃的势力随之退出敦煌、西域。参见沈琛:《8世纪末吐蕃占领于阗史事钩沉》,《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陈国灿:《唐代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9]金雅声、郭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13年,卷12第243-355页;卷13第21-312页;卷14第3-173页;卷15第176-286页。
[10][12]金雅声、郭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9第102-137页。
[11]金雅声、赵德安、沙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卷9第274-377页。
[13]金雅声、郭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第284页。
[14]金雅声、郭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3第113页。
[15]Jeremiah P.Losty,The Art of the Book of India,The British Library,1982,p.18.
[16]Ibid.,p.29.
[17]德波拉·金伯格-萨特:《吉尔吉特写本封面和“书本崇拜”》,贾玉平译,《藏学学刊》第5辑。
[18]Oskar von Hinüber,Die PalolaSāhis.IhreSteininschrifen,Inschriften auf Bronzen,Handschriftenkolophone und Schutzzauber.Materialienzur Geschichte von Gilgit und Chilas.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Vol.5,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2004.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1页。
[2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2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3203-3204页。
[22]沈琛:《8世纪至9世纪初吐蕃对西域的经略》,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四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67-268页。
[23]即“勃律之吐蕃”(Bolorian Tibet)。即被吐蕃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的大勃律。参见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页。另见王小甫:《七至十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24](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2页。
[25]关于喀什本中对七宝塔的描述参见Seishi Karashima,“A Gandhāranstūpa as Depicted in the Lotus Sutra”,Annual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Vol.21,2018,pp.471-478.
[26]J.V.Bellezza,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High Plateau,Delhi:Adroit Publishers,2002,p.127.
[27]同上;另见张亚莎、龚田夫:《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28]夏吾卡先:《巴基斯坦北部及其邻近区域所建吐蕃遗存的整理研究》,《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西喜马拉雅地区近百年来发现古藏文题刻研究述评》,《中国藏学》,2019年第4期。
[29]K.Jettmar und K.Sagaster,“Ein Tibetisches Heiligtum in Punyal”,Karl Jettmar,ed.,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Vol.2,Mainz,Philipp von Zabern,1993,pp.123-140.
[30]同上。另外P.Demwood 推测该组石刻年代为750-850年。Philip Denwood,“The Tibetan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and Karakoram,Seventh-Eleventh Centuries:Rock Art and Inscriptions”,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Vol.2,2007,pp.49-58。
[31]关于此处遗址藏文题记的翻译,另见夏吾卡先:《巴基斯坦北部及其邻近区域所建吐蕃遗存的整理研究》,《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
[32]M.Bemman,D.König,Die Felsbildstation Oshibat ( MANP 1),Mainz:P.von Zabern,1994;G.Fussmann,D.König,Die Felsbildstation Shatial ( MANP 2),Mainz:P.von Zabern,1997;D.Bandini-König,Die Felsbildstation Hoda ( MANP 3),Mainz:P.von Zabern,1999;D.Bandini-König,O.von Hinüber,Die Felsbildstationen Shing Nala und Gichi Nala ( MANP 4),Mainz:P.von Zabern,2001;M.Bemman,Die Felsbildstation Dadam Das ( MANP 5 ),Mainz:P.von Zabern,2005;D.Bandini-König,Die Felsbildstation Thalpan I-VI ( MANP 6-11),Mainz:P.von Zabern,2003-2013.
[33]Laurianne Bruneau,“L’architecture Bouddhique Dans la Vallée du Haut Indus:Un Essai de Typologie Des Représentations Rupestres de Stūpa”,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Vol.62,2007,pp.63-75.
[34]D.Bandini-König,Die Felsbildstation Hoda (MANP 3),Mainz:P.von Zabern,1999,p.239.
[35]“七”在佛教中往往有特殊含义,如“过去七佛”“七宝”“七贤”等等。
[36]J.V.Bellezza,Visitations from Upper Tibet and Ladakh:A survey of trans-regional rock art in Spiti,Flight of the Khyung,August 2015.http://www.tibetarchaeology.com/august-2015/.本处翻译参见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下)》,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423页。
[37]张亚莎:《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38]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下)》第427页。
[39]J.V.Bellezza,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High Plateau,Delhi:Adroit Publishers,2002,p.139.
[40]张亚莎:《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41]扎西岛第3地点岩画的年代初步判断为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至吐蕃时期。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纳木错扎西岛洞穴岩壁画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7期。另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中国藏地考古》第四册,天地出版社,2014年,第1206页。
[42]汤惠生:《青藏高原的岩画与苯教》,《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43](唐)魏征等:《隋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1页。
[4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29页。
[45]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74页。
[46]闫脑吾:《考古人类学视域下都兰吐蕃墓葬中树元素宗教内涵解读》,《青海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47]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2页。
[48][法]今枝由郎、麦克唐纳等:《〈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
[49]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50]这点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帅博士提示,谨致谢忱。
[51]Oskar von Hinüber,“The Gilgit Manuscripts:An Ancient Buddhist Library in Modern Research”,edited by Paul Harrison and Jens-Uwe Hartmann,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 Data: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er Wissenschaften,2014,p.81.
[52]Oskar von Hinüber,“Three 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 Manuscripts from Khotan and Their Donors”,Annual Rep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Vol.18,2015,p.225.
[53]杨建军、崔岩:《唐代佛幡图案与工艺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
[54]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0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