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用这个“美”字来表达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最为贴切。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魅力绵延数千年，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下，尽管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适应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就，再次唤醒了世人对中华文明内在活力的极大兴趣。当代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洗礼，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明显具有更加开放的全球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普世关照，早已摆脱了盲目自大或妄自菲薄。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优长得失，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建立在这种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应该能够提供支撑当代中国人确立“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著名的中国宗教学家、中国哲学家牟钟鉴先生新近完成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就是这样一部彰显文化自觉、培育文化自信、开启中华文明密钥的经典之作。

儒道佛的关系横跨三大思想体系，纵跃三千余年历史，内容宏丰，何以“简明”？知识庞杂，何以“通贯”？对一般学者来说，这自然是难以跨越的巨大困境。但对牟钟鉴先生而言，他自有一套克艰制胜的“法宝”——“涵泳”。实际上，除了“文革”时期的短暂耽搁之外，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牟先生都浸润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与时代文明之中。即使是病中需要“静养”的时间，学者们后来发现他其实是在“涵养”，因为病愈后总有新的成果发表。（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的总结）“涵泳”的习性，造就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学术养生”。年届八十，依然满头乌发，精神矍铄！有这样的“涵泳”功夫，何愁不能“简明通贯”？

本书的“简明通贯”，我认为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广而不散，二是深而不涩。

首先，该著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但牟先生举重若轻，将横跨两千多年的思想史资料“编织”在三教关系之网中，条分缕析，广而不散。他以三教关系的生成发展历史为经，以具体时代的三教及三教关系的内容为纬，为读者完整呈现出了三教关系的发展脉络。在叙述这一宏大的历史脉络中，论著在“第一章总论”部分首先破题“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及三教的主要内涵与精神，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了“三教关系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趋向”“三教关系通和的主要原因”“三教冲突论与三教融合论”“三教同异与互补”“三教关系发展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和当代价值”，着重阐述了中华文明“三教之间相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的核心价值。围绕这样的核心价值，论著从三教关系的逻辑生成顺序上，首先探讨三教关系的前史，即第二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指出“中华早期文明从开始就独立发展，具有多元性与通和性，没有一元排他的基因”。此后六章，分别以“儒、道、佛三教关系发生阶段（汉末时期）”“儒、道、佛三教互动并在论证中求同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鼎立具全国规模并成为常制阶段（隋唐时期）”“儒、道、佛三教理论深层融合并出现学说创新高潮阶段（宋、辽、金、西夏、元、明时期）”“儒、道、佛三教融合思潮的下移与扩展阶段（明、清时期）”“儒、道、佛三教边缘化与奋力复兴阶段（民国时期及其延伸）”，分述不同历史时期三教关系的具体展现。这里的历史分期，完全按照三教关系的实质性差异展开，与一般通史性论著惯用的时代分期明显不同。但这样的思想史分期，使整个三教文化的纵向流变、横向扩展、多元会通、中心边缘、兴盛衰复等历史脉络及特点一目了然，十分明晰。

其次，整部论著不是简单地梳理历史脉络，而是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语言平实，深而不涩。牟先生在讨论“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时指出：“从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言，具有三元性，人文与宗教可以互制互鉴，形成多元文化互动的良性机制，从而避免了一元文化独占而带来的单一性和文化专制主义。”儒道佛三家的互补，始终体现为人文与宗教的互补，贯穿其中的精神，则是“互制互鉴”。儒家的人文理性，既提升了道教、佛教内在的宗教理性，又同时约束着道教、佛教内在的宗教非理性因素，从而“有效避免了中国宗教向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发展，加强了它们的人道主义意识与温和中道风格，形成济世为善的传统。”与此同时，道教、佛教的出世信仰和彼岸向往，弥补了儒家世俗主义的不足，使得儒家保留对天命鬼神的敬意，坚守慎终追远的传统，重视神道设教，用以解答百姓对善福相悖的困惑与死后问题的关切。人文与宗教良性互动的结果，使得儒家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温和与包容的，导致中国佛教、道教总是把行善积德、尊重生命作为第一要义，并把爱人作为爱神的必要前提，达成了人道与神道的高度统一。他还特别强调：“三教之间不是平行的三足鼎立，而是以儒家为主导、道佛为辅翼，因此具有向心性，即以儒家的‘五常八德’为基础，把道佛二教和其他宗教凝聚起来，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样能有效避免散化和冲突。……在儒家主导的同时，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互补，一阴一阳，一显一隐，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脉，共同推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三教合流的趋势。然后把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显扬起来，向中国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民间信仰及其他辐射。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结构，可用‘一二三多’来概括。‘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这个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通俗的语言，深刻的分析，既让人充分领会了儒、道、佛各自的特点与局限性，又给人对儒道佛互制互鉴、多元通和的核心价值产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开启中华文明的密钥！

牟先生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一次“探险”。在这个探险过程中，他也曾有不能“简明通贯”的畏惧，但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又不容他畏惧。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讲：“若不对三教皆有所知，则一教亦无由真知，各家不同学派、人物亦复如是。研究三教关系与研究一教互为前提。要破解这个矛盾，只有两者同时进行，在动态中逐步化解。……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在接受国学知识训练的时候，能够对儒、道、佛三教的要义与相互关系有常识性的了解，以便开阔视野，在三教比较中进入中国思想史核心领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近来我决定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纲要加以扩展和调整，希望形成一本内容尚属实在又简明扼要、条理力求清晰而层次分明、文字能够信达并通俗的书，主要供青年学者参考。”这段话，体现出牟先生对中华文明的体认与自觉、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期盼！牟先生在“自序”最后谦虚地说：“只要此书在结构、观点和表述上有可取之处，又能够为世人领略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中国经验提供帮助，我就满足了。”我相信，该书将会极大地帮助读者快速地了解儒、道、佛各自的内在结构与精神，领略儒道佛互制互鉴、多元通和的“中国经验”的魅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宗教》2018年第7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