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心理学是从西方兴起的。苏联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在其建国初期曾经盛行过，不久被认为是以心理生理学、庸俗社会学为基础，和唯心主义哲学及神学相联系而受到批判。在60 年代初，苏联学者认识到不能再以“赤裸裸的启蒙教育，抽象的无神论说教”对待宗教信仰问题，转而又尝试用宗教心理学研究来解释宗教现象。60年代末以来，苏联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著，评述、批判西方宗教学者的观点。尔后，他们更多的是根据国内社会学调查的材料，研究宗教对信徒心理的影响，研究教徒的心理特点、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等。这方面的论著日见增多。诸如，我们所见到的有:K．K．普拉托诺夫的《宗教心理学》（1967）；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心理学》（1969）；B·布宁的《信徒心理学和无神论教育》，（1969）；M．皮斯马尼克的《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1971）；B．N．诺索维奇的《科学无神论论宗教心理学》（1975）；M．Г．皮斯马尼克的《个人与宗教》（1976）；B．B．帕弗留克的《现代信徒的心理与无神论教育》（1976）；M．A．波波娃的《宗教仇恨心理批判》（1972）；A．A．切丘林的《教徒的狭小天地与无神论教育》（1979）；M．利亚舍沃伊的《个人与宗教决裂和建立无神论思想的社会心理学问题》（1975）和Д。M．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学导论》（1985）等。
　  苏联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与西方主要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不同，它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入手。苏联的有关学者总结过去无神论教育中的经验，认为，要想认识宗教发生、存在的根源及其职能，要提高无神论宣传的实效，不研究宗教现象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不揭示宗教心理对信教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宗教心理学研究，正在苏联学术界日益引起重视。现将苏联学者在这方面研究较多的两个问题，归纳介绍如下。
　  一、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
　  苏联学者认为，宗教学研究者们虽然都承认心理因素在宗教信仰上的影响和作用，但并不等于说，所有人都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宗教存在的根源。
　  譬如说，神学家和某些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就认为，人的信仰是人接受超验的、超自然者即上帝的结果。信仰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现实中有“彼岸”这一原因存在。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认为，宗教的基本心理就在于承认人依赖上帝这一事实。著名学者詹姆士确认，宗教徒的个体信仰，取决于其心理生活的特点。詹姆士的继承者G·奥尔波特强调，宗教的根源在于每个个体的感情和情绪，正因如此，每个人的宗教是不同的。W·克拉克将宗教规定为:宗教是个体从内心感觉到超验者的经验，至于弗洛伊德认为根据生理条件即可说明个体信教原因的观点，更是人所共知的。
　  苏联学者反对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从主观主义的观点出发，个体的意识被视为某种自我封闭的、与外界对立的东西，而宗教中的形象、观念和体验，则是个体心理中自生的能动性的结果，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他们认为，对宗教心理根源的研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的神学家和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它不是把宗教看成是封闭的个人心理发展的结果，而是看成是社会的产物。苏联心理学者，例如Л·C·维戈斯基、C·Л·鲁宾什金、A·H·列昂契耶夫等人就指出:人的心理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性的。人所特有的心理功能和特点不是遗传的，而是个体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即以个人的社会活动为基础并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人的心理形成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观念、道德等）深入内心的过程，也就是把外在的活动改造为内在的头脑中的活动的过程。所以，苏联学者认为，宗教的概念、观念不能说是个体心理与生俱来的东西。当然，有些心理特征和状态（例如恐惧、压抑、孤独、绝望等）可能成为使人转向宗教的土壤，但也有一些心理特征和状态可能成为转向宗教的障碍。因此，应当说，宗教心理是个体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一是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二是个人的世界观、精神需求和利益等这些人的社会本质。宗教的社会根源，是宗教心理形成的客观前提，所以，研究宗教的心理根源，首先要从社会心理学入手。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学者着重研究了资产阶级宗教心理学家的各种观点，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型，即山三个角度——生理心理方面、个体心理方面和社会心理方面解释宗教的心理根源，苏联学者对它们逐一进行了分析批判，首先指出，资产阶级宗教心理学至今仍未摆脱20 世纪初产生的“宗教本能说”的影响。这一理论在当时是包罗万象的概念。除宗教以外，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都用这一理论解释。然而，在今天，这一理论在宗教心理学中已逐渐被“需求”说和“愿望”说代替。不过，对“信教需求”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认为“需求”的核心是人迫切追求与“无限者”的和谐；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面对“神圣者”的颤栗；还有些人认为需求是对人生意义这一永恒问题的反映。现今，“宗教需求”说经常为神学界人士所利用，尽管心理学的发展已经破坏了这一理论的权威性，但资产阶级学者们仍然希冀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产生出宗教的特征。
　  苏联学者分析了弗洛伊德和弗洛姆对此问题的看法。
　  弗洛伊德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人的内心本能的无意识的复合，按照弗洛伊德的术语叫作恋母情结，也就是幼儿时期，一方面由于对母亲的性欲，和对父亲在其间阻碍而引起的忌恨情绪；另一方面对父亲的力量和威严的敬爱之情，内心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情绪似乎驱使人去寻找“父亲的形象”，从中便形成了神的观念。这种无意识性欲的理论被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所发展。现今，它在宗教心理学界已不再有优势，资产阶级学者和神学家们更感兴趣的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变种，他们重视“无意识”，但并不专门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性领域。
　  弗洛姆对宗教根源的看法与其他“需求”说有所不同。他将宗教需求看作是人们普遍的对“定向体系”和崇拜客体的需求。他认为，人脱离动物状态后，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同时产生了远离自己动物起源的“需求”。
　  对此，苏联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日益与自然相脱离，逐渐异于自身和同伴，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严重。人在他过去狭小的天地里丧失了划给自己的位置后，他也就找不到对生命意义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这些条件下，宗教需求反映出无意识的“想恢复统一和平等的不可克服的意向”。然而，弗洛姆在论证宗教产生的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时，并没有放弃精神分析学固有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他说，宗教需求的基础，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条件的结果，而是“未改变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的原则之间冲突的结果。
　  苏联学者还注意到在现代美国宗教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所谓人的努力无效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宗教看作是人对某些需要、利益、愿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情绪的反应。这种宗教观由来已久，它来源于“恐惧产生神”这一著名格言，关于宗教与人的不自由、依赖感、不满足感等有关联的思想，许多哲学家都有过表述，这无疑对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发生了影响。
　  苏联学者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心理学者把宗教问题限于个人意识范围，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对环境的加工。因而他们不去注意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意义，却着重研究冲突在各个个体中的形式。他们得出结论说，因为人与世界的冲突不可克服，因而宗教的存在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必要。对此，苏联学者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不承认社会决定论的原则，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之一。苏联学者也注意到，当资产阶级宗教学家把需要、利益、愿望等看成是人内心活动的产物时，并没有否定教育在宗教意识形成中的作用，但要将两种因素的作用相比，教育就是次要的，它只不过限制着人的内心趋向，使之适应社会和文化可以接受的信仰形式。
　  苏联学者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在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上的观点，指出，他们用来作理论概括的基本材料，是对现代教徒体验的观察。但他们忽略了:一、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否定性体验的主要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二、恐惧、孤独、不信任等，只构成接受宗教的前提，任何恐惧或痛苦体验在现代人身上都不可能生出宗教世界观，它们只是一种条件而已，只有这些体验被纳入社会上现成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关系的体系时，才得以成为信教这一现实。列宁说，“人们在吃奶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他所属的那个团体的心理习惯、概念和道德了”个人接受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念也是这样开始的。不论信教者主观的体验多么多样化和不可重复，它都不可能包括社会所接受的宗教关系体系之外的宗教内容。
　  苏联学者还指出，在研究宗教的心理根源时，资产阶级学者把问题局限于个人意识的范围，他们没有看到历史的制约性，没有看到产生依赖感和不满足感的历史暂时性的特点。他们说，由于人周围世界本质上同他敌对，人将永远感到不自由，处于附属地位。但是，资产阶级学者并没有发现，人们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旨在克服自然界和社会的异已力量。此外，资产阶级学者将阶级对抗社会对把宗教作为补充和证明的客观需要，同部分人的主观需要混为一谈，导致认为信教是人类生存不可分割的需要。
　  苏联学者注意到，近年来美国心理学中关于宗教心理根源的多因素论很流行。他们不满意以前的片面认识根源。多因素论的流行，促使美国宗教心理学者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通过调查，使许多学者放弃了普遍的“原始感觉”、“需求”的想法，建立综合的理论。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奥尔波特，他把宗教产生的原因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多因素，把人看成是既有感情也有思想的个体，对人的各种需求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然而，他也没有承认社会条件是决定因素，仍从人自身寻找宗教的根源。那么，人的意识、愿望等为什么要获得神秘的形式?为什么他要在虚幻中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类问题对资产阶级学者说来，仍然是无法解决的。
　  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学术界比较重视宗教的社会心理调查，他们联系某些地区的实际，运用定量分析，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二、宗教感情的特点
　  宗教的产生不仅与人的认识特点有关，而且与人的情感特点有关，即在宗教中人们的情感状态:情绪、感觉和体验起着很大作用。这一点是所有宗教研究者的一致看法。但是，研究在信教者心里，认识成分、情感成分、意志成分各占什么位置，也很重要。
　  苏联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宗教学研究成果时，发现它们十分重视宗教情感问题。西方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揭示出教徒的心理过程的许多本质特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随德国心理学家施莱尔马赫，视宗教情感为“依赖感”；另一些人则取奥托的思想，认为宗教的感情是对神圣事物的“敬和畏”的统一；再有一些人认为，宗教最大程度地具有安全感和热切期待的感情。然而，有些学者发现，从不同宗教的教徒或同一宗教的每个教徒身上所反映的，就内容上说是各异的感情过程。例如，詹姆士就认为“宗教感情”这一用语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不包括特殊本质的成分。诚然，有宗教之爱，宗教之畏，宗教之崇高感、宗教之喜悦等，但所有这些只是常人一般也具有的感情，只不过是对着宗教的客体而已。因此，詹姆士认为宗教感情的特征不在于它们的心理内容，而是这些感情的指向性。苏联多数学者同意詹姆士的这一看法，他们认为，的确，信教者的情感状态太多样了，它们依赖于信教者的一般社会生活条件，依赖于这种或那种宗教的特征，依赖于每个人的心理特点。自然，一个原始社会的狩猎者在参加图腾仪式时的感情，与现代基督徒祈祷时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学者指出，苏联一些作品中经常把宗教感情视为否定性情感（其中主要是恐惧感），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与实际不符。因为宗教感情中是有积极的成分的。宗教感情的特征不在于它的心理内容而在于它指向的对象，也就是宗教人物的形象、观念和超自然的思想。这些对象、观念和思想只存在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现实世界中，带有虚幻性和超验性。而这些对象是以宗教观念和教义为基础的教徒的感情只有同这些具体的宗教对象相联系时，才可能转变为宗教感情。如果说他们的对象有的是现实的，如圣象、干尸等，但教徒也是将它们超自然化了以后才产生一系列的宗教感情。由此可见，教徒的思维、想象、观念等不单纯起辅助作用，而且可以形成特殊的宗教心理，它们不仅决定了情感的指向性，也决定了意志的指向性，所以说，仅仅从宗教体验来研究宗教心理是不正确的。正是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心理学不同。后者或说宗教感情有超验的根源（与神交往），或说来源于主体的意识等，他们都把宗教感情同宗教信仰割断了。其实，任何人的感情，只要与宗教信仰相联系，获得独特的指向性，都可成为宗教感情。因此说，宗教感情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宗教信仰的主要根源。
　  根据对宗教感情本质的一般性解释，研究者们分析了宗教团体中宗教感情的若干特点。在宗教团体里，在教堂、祈祷所，宗教感情比在家里个人作祈祷时更明显、深刻和集中。这说明模仿、劝诫、情绪的互相感染，这些众所周知的社会心理结构在对祈祷者起作用。因此教会往往采用劝诫形式，而不是用说服的方式。劝诫与说服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诉诸感情的方面。劝诫在影响人们的方法中占独特地位，在进行宗教仪式时，在布道中，在忏悔时，神职人员广泛采用劝诫方法。劝诫的目的就是巩固人们的信仰和加强宗教感情、模仿、情绪感染等。
　  对于西方学者认为在祈祷过程中，积极感情可以排挤消极感情的普遍看法，苏联学者并不否认，认为这是宗教感情的现实特色。他们观察到在宗教仪式过程中，宗教感情结构变化有一定规律可循。可分三个阶段从感情强度上看，第一阶段的特征是感情紧张度逐渐上长。许多教派在集会开始前反复倾听祷告，唱歌，身体颤动等。A·N·克利巴诺夫例举说，真正的东正教会教徒的祈祷，伴随上百次顶礼动作，有的一口气连续作700次；莫罗勘教派等在祈祷时要高举双手。这些“技术手段”，正如克利巴诺夫所说，使教徒身体上非常疲乏，而这疲乏有助于宗教的劝诫和自劝活动。在这方面，各种宗教多少世纪以来都选择形式多样而又奏效的一套办法，从心理上和肉体上对教徒施加影响。例如斋戒，就使教徒在肉体上衰弱，以便更容易理解宗教说教的内容。第二阶段，情感到达顶点时刻，并逐渐缓和。通过这个高潮时刻，情感从消极变为积极，从畏惧和罪孽感转为喜悦和“明朗”。当教徒的感情达到顶点时，呈病态的神魂颠倒状态，可完全排除周围环境，头脑中产生宗教神秘的幻象。第三个阶段是结束阶段，它的特点是获得平静的积极的宗教情感，用教徒的话说，就是达到“精神清醒”，“精神解脱”，变得轻松和明朗。
　  由此看来，宗教感情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同时又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感情紧张度去除，变否定情绪为肯定情绪。
　  从心理功能的方面去看，宗教仪式的祈祷是解除人的内心积聚起的否定体验的独特方法和工具。教徒去求神，是抱着希望祈求神消除他的痛苦，消除他的不愉快和病痛，满足自己的愿望。由于他们相信上帝的真实性和全能，内心的积郁得以倾诉或得以托付，因此，祈祷常使他们心理轻松和感到安慰。这样，否定情绪便被积极情绪排挤了。
　  宗教的确可以短暂地消除人的不良情绪，消除情感紧张和内心冲突，甚至可以医治神经官能症。然而，就连西方学者中也有人看到: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是一种虚假的安慰。正因为此，才有必要将人们从宗教安慰中解救出来。
　  苏联学者认为，集体的宗教感情和体验，是单个的人的宗教情感生活的基础。这种观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正相反。资产阶级学者一般都认为，宗教最深的根源是某些个人“最初的宗教经验”，这些人能“感到上帝的存在”，并“神秘地与之交融”。至于大众的宗教信仰，是第二性的，是宗教生活的任意形式。
　  资产阶级学者的表述，是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他们把个人意识与个人在社会中的现实状况割裂开来。事实上，个人意识本身并不能产生宗教感情，宗教感情只有在个人感觉到他对超自然物的态度时才能产生，而有关超自然物的观念又容易使脱离周围社会环境的部分人沾染上。
　  单个人的祈祷也经过上述三个阶段，但大多情况下被简化，只有少数狂热者才能在个人祈祷时得到与集体祈祷时一样的紧张程度。个人祈祷的心理效果与集体祈祷时相同。
　  苏联学者在研究宗教感情、宗教经验这一问题时，常常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材料加以说明，例如，美国心理学家A·奥兰德指出，从被研究的宗教团体的成员看，入迷状态不是仅在个人心理范围内自生的东西，而是由团体领袖有意识地培养起来的。他们在集体祈祷时利用一整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影响。奥兰德公允地作出结论:教徒个人形成入迷状态，这主要是吸取团体的宗教经验的过程。苏联学者指出，由此看来，在宗教感情状态的形成中，起根本作用的仍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
(作者：张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