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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9年11月26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的杰出使者与文化名人。去年是玄奘大师圆寂1330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弘扬传统文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和长安研究中心于1994年4月16日至22日在河南偃师与陕西西安二地共同发起和组织召开了“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和台湾地区的代表23人,大陆北京、上海、江苏、甘肃、福建、黑龙江、湖南、广西以及河南、陕西等地代表80余人,总计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外国学者有,尼泊尔驻中国大使B.C.马拉教授,斯里兰卡KELAMIYA大学Y.达摩吠苏地教授、印度龙树大学副校长Y.C.西姆哈特立教授、日本立教大学横山纮一教授、韩国东吴大学林基中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志夫教授、大陆学者有黄心川、郭朋、张岂之、吴立民、巫白慧、韩镜清、田光烈、方立天、楼宇烈、高振农、史会海、刘培育、林承节、黄盛璋、沈剑英以及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众多年青学者和佛教界人士释海法、许力工等人。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包括对玄奘大师的生平事迹、弘法译经、撰述功业及唯识、因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宗教学会等分别发来贺电。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和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长期合作的可能、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学者之间的友谊。代表们采用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地学术交流,并就上述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们认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是广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译经、唯识学、因明学则是最显著的表现。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有学者就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忠实的目的并不是靠紧随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去追求,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畅达的汉译中去体现,这正是玄奘的翻译忠实观。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台湾学者对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瑜伽论》虽然是瑜伽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却不是日后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只是到了近代,(声闻地)的研究才有了进展。


   日本学者认为“(唯识宗)这一派的教理,在理论上,可称作‘性相学’。性相学中的‘相’是现像存在的总称,‘性’则是这些现象的本性。其中通过对相的观察、分析、最终达到‘性’,这是这一派修行的目的。”中国学者说,“六经十一论”在中国的译传,表明慈氏学潮流在华兴起。但是在译传中出现了逆流,“地论师昙延伪托‘马鸣’制造了《大乘起信论》(原来拟名《涅槃大疏》)。”玄奘为了解决这一逆流所造成的影响及“百有余科”的疑难问题而决定西行求法,作唯识学的第二次译传,使慈氏学在华夏的汉传及藏传两个大藏更形丰满,为汇合研究与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学者指出,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极一时,几传以后即趋衰落,最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与玄奘及其弟子辈坚持五种性说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人研究了新罗憎圆测与玄奘、窥基的关系,认为“圆测与玄奘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弟子’、‘高足’说不能成立的。他们二人的真正关系,在早期,是‘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同志’关系。”近代唯识学说之所以能够复兴,推动整个佛学的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唯识思想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因此学佛之人,几乎无不以法相唯识之学为必修课,凡是研究佛教理论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识学,所谓“教宗法相,行在弥陀”。在某种意义上,唯识学复兴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代表们认为,玄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有学者说,玄奘之所以选择“因明”二字作为特定术语,这是“‘因明’一词的‘因’不能单纯理解为‘原因’、‘理由’,而应作‘因果联系’讲。”为了改变国人不重推理的倾向,他翻译了因明二论,而没有翻译《集量论》。有学者根据梵汉本《因明人正理论》的对勘,指出“因三相”在汉译本中的“定有性”和“遍无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里没有此二字对应字或词义,它们是奘师在译文中补充进去的,是创造性的翻译。玄奘门人对因明学也多有阐发,但是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六因”理论方面,学者认为,“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是对因明的发展,是值得在中国逻辑史上大书一笔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仍有界说欠明白和论说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为广义的因,究竟指的是三支论式中的因和喻,还是宗、因、喻三支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论式?窥基解释指的是整个论式,而《大疏》又明白无误地将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这就显出他们的广义因论还是不彻底的。其次,将六因约为四体也欠精当。本来六因的分别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六因模型。经《大疏》“约体成四”以后,便不免残缺。


   印度学者说“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所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也是会议代表议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台湾学者对玄奘在印度游学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之参学相关路线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善财童子之参学地区,不但是说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开之事实:也说明了,此一地区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东南亚发展之发源地。而玄奘大师所西游之路线,乃是印度先期各时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发展路线所做之巡礼。也是印度文化经由西北转入东方之路线。”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陆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那么,《西域记》便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本次会议还有幸征集到已故的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的遗作。汤先生对玄奘大师从人格、学问、事业三个方面做了阐说,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杂埃尘,匡振愦纲,涉风波而不倦,对万乘而愈高;在学问上有知识分子的诚实,知识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事业上欲使佛学在中国扎根,翻经旨在另外创立哲学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学者们还对唐高宗与玄奘的关系、玄奘圆寂的玉华寺都做了考证,丰富了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探索。


   这次众多的世界各国学者云集偃师、西安二地共同纪念玄奘大师的业绩,探讨他的思想理论,此为过去从没有过的事情,是改革开放以后佛学界和佛教界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群英”盛会。会议得到偃师市政府、市政协、玄奘故里、陕西省政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通过这次会议,中外学者、专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内容广泛而又丰富的研究、探讨和交流,从而增进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合作,因而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佛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玄奘也是对大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将玄奘研究和佛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其意义十分重大。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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