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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筠: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   2017年9月4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南传佛教具有鲜明的区位优势。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挥南传佛教的宗教正能量,发挥南传佛教的文化战略支点作用,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在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平台上,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同时,努力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形成文化与经济区位优势互补的交流机制。

 

[关键词]南传佛教;区位优势;战略支点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重要倡议。他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1]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一体化进程中的亚洲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也表达了中国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的愿望。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推进对外合作的大构想,正契合了亚洲社会共同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往过程中,其中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需要辩证地看待其社会作用。就宗教的国际文化资源而言,可以在经济新常态下,辩证地对之进行文化功能的定位,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战略作用,努力发挥其积极因素。因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在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时,应该内外兼修,一方面,对内应引导信教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发挥宗教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正能量;另一方面,对外应依托宗教网络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关联,逐渐建立健全宗教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它对外可以是中国发展战略重要的一种外交影响力,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时代,鼓励社会个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方面的驱动力和执行力。其实现主体就是社会及其作为社会每一个分子的“社会人”,而其对内则体现为宗教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团结凝聚社会个体方面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就南传佛教而言,我们可发挥其正能量,使其成为一个文化战略支点,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和交流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在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平台上,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同时,努力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形成文化与经济区位优势互补的交流机制。对此,本文拟围绕着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南传佛教的战略支点作用展开,具体论述如下。

 

一、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2]

 

南传佛教信仰区域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世界宗教分布格局中独具特色的区位版块,具有鲜明的区位优势。这一区位优势是多方面的,它主要表现为地缘-跨地缘政治层面、国际文化交流层面、民族关系层面、宗教源流层面等。

 

(一)地缘-跨地缘政治层面的区位优势

 

东南亚宗教作为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全球化是东南亚宗教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全球化也是东南亚宗教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是东南亚宗教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进行调整过程中必须要面临的双刃剑。[3]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作用开始得以显现。这尤其表现为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就中国与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而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经以地缘、族缘、亲缘,乃至教缘关系为主,构成了特殊的地缘政治文化体系。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交往的密切,地缘文化作为一种变量,日益成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需要考量的重要战略性因素。南传佛教是东南亚国家影响较大的宗教,对于政治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南传佛教文化具有区位优势。

 

(二)民族关系层面的区位优势

 

从民族文化格局的分布来看,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从地理位置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跨境而居的民族,彼此间有天然的族源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4]从这一角度而言,民族文化的认同会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

 

(三)宗教源流层面的区位优势

 

就云南的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形成了以族缘、亲缘和地缘认同为主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即以族缘认同为深层纽带,地缘关系为辅的文化交流关系。我国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老挝接壤,毗邻泰国和柬埔寨,南传佛教经由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有较深渊源的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纯洁性的同时,也在积极适应着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的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5]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地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四)国际文化交流的区位优势

 

南传佛教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自1213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南传佛教信徒对佛教的认同也会形成较强的文化认同体系,这就是一种区位优势。随着南传佛教信徒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日益广泛,其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多,因此这一区位优势正在逐渐向世界各地辐射,信仰南传佛教的信徒都会对南传文化有较强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原来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南传佛教文化圈的话,那么这一文化圈的界限正在被超越。现在欧美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也较大,很多欧美人都甚至成为南传佛教信徒。南传佛教信徒在欧美各国已不限于东南亚地区移民。据不完全的统计,欧美国家的佛教徒人数近30年来发展较快。1980年英国约有12万佛教徒,早期以信仰南传上座部为主,近年来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迅速增加。1989年德国约有佛教团体200多个,约有佛教徒2万余人,大多集中汉堡、柏林、慕尼黑等七八个大都市,比较重视南传上座部的研究和实践。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难民涌入法国,佛教徒急剧增长,法国人皈依佛教者也渐增多。据1989年统计,欧洲国家约有50万佛教徒,其中法国人占7万多。据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各个宗教中,佛教信众是增长最迅速的,全国佛教徒或接触佛教的人数已达400万,占总人口的1.5%,大小各式佛教社团组织约2000所。其中南传佛教信徒的比例也不容忽视。[6]

 

因此,从南传佛教在全球的分布和影响来看,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之间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频繁,东南亚佛教佛教文化圈的外延一直在扩大,南传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跨区域化的特征[7],其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影响在往外渗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在欧美各国出现了三次移民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区位优势向世界范围的辐射。因此,随着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对话及其传播,南传佛教的信众人数在增加,世界各国对于南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提升。对此,应该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对话、理解融入其中,产生中国-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一体化效应。

 

二、发挥南传佛教区位优势的文化战略支点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大构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南传佛教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东南亚地区的地理位置使东南亚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中国重要,它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转变观念,从全球发展的视野下,前瞻性地正确认识南传佛教的国际性特征,充分发挥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发展的一个文化战略支点。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

 

(一)辩证地认识到南传佛教的区位文化优势,正确对待,因势利导

 

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处于区位劣势,但从全球宗教信仰版块来看,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将会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区位优势。

 

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中国南传佛教始终处于区位劣势。盖中国佛教主要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组成。首先,就其分布区域而言,汉传佛教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大汉族居住区,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藏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主要集中在中国云南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就地域空间的分布而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区域较小;其次,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文化发达水平来看,南传佛教分布的滇西、滇西南地区显然弱于汉传佛教分布区域。此外,从信众的人数来看,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南传佛教信徒的人数也是最少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的力量分布中是最弱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仅仅集中于我国云南地区,且力量较弱而置之不理或者忽略南传佛教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从全局的战略发展眼光来审视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问题。

 

如果我们撇开中国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宗教格局中的弱实力问题,而是站在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南传佛教分布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布的边缘地带,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处。但正是这一交汇特点使中国南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宗教力区位优势。首先,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与东南亚既有天然的地缘联系或者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缘联系,也有佛教文化的联系。这让南传佛教具有了国际性特征。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其有约1亿的人数信仰南传佛教。如果从横向的国际联系来看,如果能够以内在的地缘、亲缘和族缘,乃至“教缘”关系来加强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相互沟通的话,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南传佛教发展迅猛,在中国,其传播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而是开始在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等地有了较强劲的传播。[8]其分布版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化,这意味着南传佛教的宗教力版图在逐渐扩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的。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转换为我国全局性发展战略的区位优势,从而将南传佛教的宗教影响力纳入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全局考虑之中。

 

(二)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

 

从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中国版图的边疆,如云南、广西等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而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国际大通道,可以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宗教力就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就东南亚宗教对我国的影响而言,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贯彻执行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我们可以建立地缘-跨地缘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现在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有时不能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甚至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此外,在东南亚各国的媒体报道中,对于我国的报道也并不全面。[9]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到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

 

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从地缘宗教的角度来说,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我国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之间天然的族缘联系、地缘联系、血缘联系、文化联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内在宗教文化的亲和力,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动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交流。此外,近年来,我国南传佛教开始较为注重僧才的培养,已经建立培训中心和各级佛教学校和佛学院,在培养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的同时,也积极加大力度培养走进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对话的高水平南传佛教僧才。这在很大层面上就是在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方针政策。

 

(三)通过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积极开拓多渠道的宗教外交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升国际形象,克服我国在全方位的立体外交进程中的“短板”。从这一角度来看,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可以扩大宗教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

 

从外交层面的多样化来看,宗教与外交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维的。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各种不同的宗教同时出现于一个外交场域之内,并在不同的层面发生作用,所有的宗教力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支撑起宗教与外交的立体关系平台;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公共外交平台日益成为传统外交的补充手段。

 

有国外学者以2006年至2008年采集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在泰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6个东南亚国家的形象问题。“问卷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发现,东南亚陆地国家(如越南和泰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比海洋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民众更正面。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总体而言,好于美国在东南亚的形象,但不及日本。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看法比其他族群更正面。而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平时也使用英文的人群,对中国的印象相对较差。东南亚的穆斯林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也相对较差。中国需要针对这些人群提高传递自己形象的能力。”[10]这项调研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深思。本来就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亲缘关系而言,我国应该是东南亚地区最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我们的国际形象未能达到预期。

 

对此,在反省之余,我们应该以我国丰富的资源为基础,搭建各种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宗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台之一。宗教具有庞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但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跨境民族内在的原生性宗教而言,在历史上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的群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南传佛教文化优势场域中的“民间外交家”很多,这不仅仅是东南亚与我国的跨境民族,而且还有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进行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交流、交往的外籍人士,更有世界范围内南传佛教信徒及对南传佛教文化认同的社会各界人士。他们都可以成为我国的“民间外交家”,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四)以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合作交流机制相互配合,从而形成文化与经济交流互补的深度立体融合机制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互补。

 

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和“黄金四角经济合作”三种大合作机制,却缺乏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项目。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贯彻执行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跟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全面推动我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是我国开展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的重要地区,形成了重要的经济区位优势。就中国南传佛教分布的云南省而言,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天然的地缘、族缘、文化、经济联系,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云南又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扮演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并在经济区位优势的商贸往来中,已经形成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区位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与外部市场地理空间的高度接近和要素跨国流动障碍减少的良好结合,是区域一体化为边境地区发展创造的独特优势,意味着边境地区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机遇,这种优势是非边境地区所不具备的。

 

“所谓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Integration Effects in Border Regions),是指边境地区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能改变其区位劣势,并创造出对外部市场的接近优势。这种优势在一体化政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的作用下,能促进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这种效应,传统的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都有所论及。区位理论认为,边界是市场的障碍,它分割、扭曲了市场,对企业的市场潜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倾向选择远离边界而更靠近国家地理中心的区位,这导致边境地区更加落后。而边界开放则能改变边境地区的经济地位,如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减少、靠近国外市场的低进入成本等使边境地区吸引力上升,促使企业到边境地区发展。区位理论强调,作为国内外市场的结合部,边境在封闭经济中发展困难,而在开放和一体化经济中能够迅速发展。经济一体化使边境地区从边缘位置转为中心位置,从而提高了市场接近性、市场潜力和市场规模,吸引企业和消费者流向边境地区。”[11]就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云南已形成了面向东南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与东盟各国在经济贸易层面上形成了双边贸易、相互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的良好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在经济区位的一体化优势。这一经济区位优势可以与中国南传佛教的文化区位优势相互结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交流。

 

其次,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预测到,影响边境一体化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区位优势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来保持,经济区位的绝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虽然我国的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和丝绸基金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受到欢迎,但目前“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占据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亚行全力推动这一区域东西走廊的发展,对昆明连接越南、泰国、缅甸的纵向走廊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不得不从依靠亚行的资金到几乎全部由自己出资推进中国西南地区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12]因此,由于诸多的复杂变量影响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经济区位优势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但是,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与东南亚地区天然的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文化区位优势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文化交流为平台,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要未雨绸缪,以宗教文化软实力来考虑和推动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推动其形成内生性发展动力。

 

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经济项目的开展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到信徒,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三、结语

 

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宗教在中国对东南亚发展战略和公共外交领域中,可以作为中国的软实力文化支撑点来夯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内在联系基石,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软实力,可以在区位优势层面发挥极大的作用,从不同途径推动我国外交的开展,并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全局的建设过程中,凸显其高度的整合社会资源的独特能力,贡献资源丰富的外交社会资本。

 

“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可以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打造南传佛教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交流机制互补,甚至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东南亚宗教研究”项目(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基地“中印孟缅经济带之跨境民族宗教研究”项目(2016年度)之阶段性成果。另,本文为2016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云南省佛教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主旨发言稿。

 

注释:

 

[1]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328日,海南博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330日,第2版。

[2]“东南亚宗教的区位优势”理论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观点,详参郑筱筠:《当代东南亚宗教的现状、特点及发展战略》,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郑筱筠:《东南亚宗教情势研究报告》,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郑筱筠:《积极发挥南传佛教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中国民族报》,2015512日;郑筱筠:《发挥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民政协报》,2016225日第8版。

[3][6]郑筱筠:《机遇与挑战: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研究》,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4]详参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2页。

[5]关于南传佛教文化圈的理论,详参郑筱筠:《中国南传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4页。

[7]详参郑筱筠:《东南亚宗教情势研究报告》,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8]郑筱筠:《内敛与外显: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南传佛教》,《佛学研究》2010年卷,佛学研究年刊社,2011年版。

[9]黄敏:《越南〈年轻人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以2010年与2011年为例》,《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

[10]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

[11]张荐华、陈铁军:《欧美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及其启示》,《财贸经济》,2004年第2期。

[12]李晨阳:《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遇、挑战与对策》,《学术观察》,2016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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