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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丽珠、陈纳:全球性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文明冲突论   2018年10月12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剧的全球化趋势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动,突破了传统的国界和宗教/文化区域的限制,使世界历史版图发生微妙且持续的变化。本文在关注人口的全球性迁移如何打乱“文化断层线”的同时,指出由于不同族群和宗教的移民对自身文化的坚守,美国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以WASP价值为主体的文化熔炉说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同时,基于族群和宗教认同的人口发展趋势使得美国基督教内部形成显著差异与区隔。

 

[关键词]全球化;移民与宗教;身份认同;文明冲突

 

人口流动是人类经常性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原本没有关联的社会文化群体之间产生了接触与互动。在全球化时代,各种类型的移民不仅在人数上迅速增长,而且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国际移民既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令全球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传统的载体,伴随着人口的空前大流动,不同传统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乃至冲突,在不断挑战相关国家社会秩序的同时直接冲击着国际秩序。

 

近年来出现在欧洲的某些乱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欧洲本土文化与移民及其连带的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而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如何看待与处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同样是决定两大政党候选人政策取向的重要议题。尽管竞选过程中所涉问题广泛,但就整体情况看,移民问题无疑成了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政策的重要分水岭,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选民围绕这一问题形成的差异性态度。表1是美国2016年大选中选民的族群身份与投票的情况,选票走向显然与选民的族群认同直接相关,显示了美国社会中不同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总统换届后社会政治力量消涨的趋势。

 

1  美国2016年大选投票情况:按族群投票比率[1]

族群(样本%

克林顿

特朗普

其他/没回答

白人(70%

37%

58%

5%

黑人(12%

88%

8%

4%

拉丁裔(11%

65%

29%

6%

亚裔(4%

65%

29%

6%

其他族群(3%

56%

37%

7%

受访人数24537

 

 

 

 

显而易见,多数白人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而黑人、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中的大多数则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不论是发生在欧洲国家的恐怖活动所引发的人们对发生在身边的“文明冲突”的恐慌,还是2016年美国大选所暴露出来的族裔间对立和社会撕裂之状况,都显示了当今世界的既定秩序受到了重大的挑战。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人们对文明和身份认同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性的去世俗化潮流所带来的宗教复兴,更强化了人群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身份认同。

 

本文认为,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迁移促使人类进入到新一轮的秩序重建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一方面使旧秩序受到挑战,一方面则因为新秩序的难产而障碍重重,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正视文明之间相遇与相处的问题;无论是解决冲突问题还是追求和谐共存,我们都需要加深对当今世界族群和文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并在行动中拒绝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追寻具有各文化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全球伦理,使得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理想成为秩序重构的基础。

 

一、人口的全球性迁移与“文化断层线”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下文简称《文明的冲突》),自1996年出版以来,经历了2001年美国“9·11”恐袭以及近年来欧洲不间断的恐怖事件,一再引起学界和媒体的热议并予以广泛的引述。尽管亨氏的理论遭到多方面的批评,但其着重关注的文明间冲突问题,还是点到了当今世界所面临困境的要害之处。亨氏认为,冷战以后,原先在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或经济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冲突,将要被以文明为基础的冲突所取代,而所谓几大文明的划分主要依据宗教传统来划分。亨氏认为,不同文明所处地域的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在很大程度上,亨氏所谓以文化断层线为界、追求“世界秩序重建”的策略,是以相对静态、僵化的视角看待一个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世界。[3]

 

其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及了国际移民问题。“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不仅美国延续着接受移民的传统,直至1970年代,欧洲国家也普遍赞同移民,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4]亨廷顿似乎并没有因美国本土接受了大量非西方移民而为美国文化安全的忧虑,当时他认为美国“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异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5]其实,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来自拉美的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对于美国社会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首先,与移民潮给欧洲带来的变化类似,大量拉美移民(亦称“西裔”移民,绝大多数讲西班牙语,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涌入模糊了北美和拉美之间的文化断层线。在亨氏的框架中,北美与欧洲同属“西方文明”,而中美和南美地区则被划为“拉美文明”。如今,大量的“拉美文明”的民众移居到作为“西方文明”的美国,大大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那么,美墨边境作为文化断层线的意义还有多大呢?必须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涌入美国的拉美移民的数量非常巨大。在196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中,“西裔”估计有500万人,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8%;然而,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西裔人口已经达到5,050万,约占总人口的16.3%[6]早在20061017日,美国人口达到3亿时,美联社的报道就特别强调,第3亿个美国人最有可能是一个西裔。当时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每净增两个人就有一个是西裔,占净增人口的50%[7]

 

大量西裔移民涌入给美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族群认同的问题。族群矛盾是美国与生俱来的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从早期奴隶制所衍生出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和社会改革以后这一问题有所缓和。然而,继之而来的拉美移民潮带来了新的族群问题,尤其是文化认同问题,这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至少,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似乎仍未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9.11”以后,亨氏意识到“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这一观点’”变得不那么确定了。[8]不难看出,亨氏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指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美国近几十年来大量拉美移民的持续涌入并挑战了传统白人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文明情况,指出美国社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面临分裂的危险。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迫切的危机感,亨廷顿于2004年出版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

 

二、我们是谁:新移民与文化认同危机

 

如果说,文明冲突论仍延续着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冲突的思维而关注宏观层面上的文明互动,那么,20世纪后期以来大规模移民潮对有关国家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问题,则促使人们迫切地转向移民群体对某个具体国家和地区文化和文明的冲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某些西方人就已经意识到移民与文化安全的问题,“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9]

 

在《我们是谁?》中,亨廷顿转向对美国社会自身问题,从涌入美国的移民人口对既有美国价值和社会结构带来冲击的角度,来关注美国社会的认同危机。书中描述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历史际遇,同时,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大量非欧洲白人新移民涌入美国,对以WASP(所谓WASP在字面上是指来自英国的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鲁萨克森族群的白人,代表了美国早年形成的、以这些人的传统为核心的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和文化)传统为内涵的所谓“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带来了冲击,并且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认同危机。亨廷顿的学生,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大规模的移民迫使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讨论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如果后现代社会要进行更加严肃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就需要挖掘出确定自己成为大社会一成员的积极品德。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将被那些具有强烈身份认同的外来人所吞没。[10]这两位学者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随着20世纪中后期新移民潮的高涨和发展,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面临着建国以来所未见之新变局,围绕着移民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直接挑战着传统的“熔炉论”。

 

族群的同化模式与“熔炉论”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立国的国家,“从近代初期欧洲的大量移民开始,人口迁移就成了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11]在不断地接收带有各种文化背景的移民过程中,美国也经历着文明间的冲突与适应融合的各种模式。早期美国的移民多来自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仍保持着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1965年,美国取消了19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修改了相关法律,[12]这才使得大量的非西方移民有机会进入美国,其中最大的新移民群体来自拉丁美洲,其次是亚洲,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所占比例则越来越小。

 

美国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所谓“美国信条”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早年美国移民的主体是信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白人(即WASP),即使来欧洲其他地方的白人,如德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等,仍然面临着如何同化于或融入主体族群的文化中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引起的矛盾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语言问题的纷争。来自各地的众多移民说着各异的语言,在社会交往中到底以哪种语言为主导曾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美国建国后,尽管没有正式规定过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围绕语言问题的政治纷争时起时伏,几乎没有断过。[13]

 

一百年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及其同事们,针对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大量移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同化的模式。帕克的研究提出,新移民要逐渐学会如何在城市中生活,最终实现同化。在帕克看来,所有外来移民都期望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被同化是新移民的目标,[14]尽管移民群体最终同化进入到主流社会所需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是同化的趋势是“明显的进步与不可逆转的”过程。[15]本杰明·施瓦茨将所谓“同化”过程的本质视为“安格鲁精英将自己的形象烙印到移居这个国家的各族人身上的能力和愿望。”[16]而正是出于这种能力和愿望,美国社会被比喻为一座熔炉,试图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色人等熔于一炉,铸造出以WASP为标准的同一文化模式的产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族群同化为目标的“熔炉论”非常流行——通过融合的方式改变来自不同种族与宗教群体的移民,促使他们融入美国,形成同一的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共享同一的社会文化。这看似一种出于文化自信的态度,但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后所隐含的在实质上对非WASP文化的贬低和排斥。20世纪初,时值美国大移民高峰,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是热门的议程,总统希尔多·罗斯福号召新移民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尤其要放弃母语,学习英语;甚至提出,学不好英语的移民应该回老家。而在建国早期,“美国的开国先辈认为,共和国整体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种族上和宗教上高度的单一性”。正因为这样的种族主义思想,一度将黑人置于两难境地——要么做奴隶留在美国,要么做“自由黑人”移居到非洲去。[17]

 

其实,所谓的“熔炉”并无法将所有的移民融化或融合为所谓“理想的”美国人,即使在熔炉论大为流行的时期,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非WASP族群),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保存本民族文化。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种族歧视。那个时代在美国一般民众思想中,基于人种歧视的种族主义仍然相当普遍,认为人种之间天生就是有优劣高下的,人与人的区别不是环境决定的。甚至,“人种之间固有的不平等在美国已被认为是一个科学事实”。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事实上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美国白人将自己明确区别于印第安人、黑人和墨西哥人,把这几种人排斥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18]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美国是一座平等、开放的文化熔炉之说,是试图将WASP传统强加于所有族群的说辞,远非美国社会的现实。1882年至1943年推行的《排华法案》正是“熔炉说”甚嚣尘上时期的副产品。而被绑架到美洲来的非洲黑人,更是长期挣扎在熔炉之外不得其门。就在林肯宣布解放黑奴整整一百周年的时刻,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大门前慷慨陈词——《我有一个梦》!。他说: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会住在一个不以肤色,而只以人物的内涵来判断人的国家”。

 

多元化的移民群体挑战“熔炉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修改了移民法。1965年的移民法修正案终结了基于种族歧视的移民限额制,为大量非英语国家的、更加文化多元的移民重新开启了进入美国的大门。曾经表现得非常自信的同化说和熔炉论,在新的族群现象和文化多样性面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很多研究移民问题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不同族群的共存是一种新兴的现象和必然的趋势。[19]与此同时,持续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也促使了多族群以及泛族群认同的建构与再建构。[20]詹姆斯·达奥在1999年调查纽约的这种情形后指出,“与上一次欧洲移民大浪潮相比,现今的移民来自更加多得多的国家,说着更加多得多的语言。”[21]

 

在新移民潮中语言使用的问题再一次挑战了美国社会既有的秩序与文化认同,甚至成为两党政治博弈中的话题。而这时,美国主要的少数民族已不再是来自非英语国家欧裔,而是来自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讲西班牙语的“西裔”。由于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使用了非英语作为其沟通交流的工具,无形中促使人们在社会身份认同中采取多元的方式。对于来自某些国家的某些特定区域的移民群体来说,族群在赋予美国新移民身份认同方面无疑起到了非常基本的作用。[22]这些有着各自文化特质的新移民,说着不同的母语、有着花样各异的饮食偏好,尤其是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同属于广义的基督宗教范围,往往也有着不同的教派和制度),不断地冲击着曾以为是不可逆转的美国熔炉的论说,并催生了以“沙拉碗”(salad bowl)理论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

 

所谓“沙拉碗”的理论就是将美国社会比喻为一个大大的沙拉碗,文化背景各异的移民或族群就像搅拌在碗中的菜肴,各自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像在熔炉内那样要被充分融化或融合,而是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颜色、信仰、文化、价值观等,从而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沙拉碗”理论显然对美国的移民社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美国社会的现实是,所谓“WASP精英”并不能将自己的文化烙印成功地烙到新移民身上。同时,庞大的新移民群体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个国家产生着影响力,使得“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和实践成为不可阻遏的社会潮流。值得关注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符合弱势族群反对主流文化强制认同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别固定化、绝对化。[23]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由许多不同种族和族群构成的,他们不在乎以WASP传统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借用“新民族”集团的领头人、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的话,美国不是大熔炉,而是“油炸得滋滋作响的炒锅”。[24]

 

显然,美国的新移民对自身文化的坚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去的50多年间,美国人口中出生于美国之外的人大大增多,即新移民人数在增多,其中尤以西裔墨西哥人占压倒性多数。可以预见,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西裔人口可望达到美国总人口的20%左右。如此急剧增长的西裔人口总数,加之西裔移民在某些地区相对集中的居住环境,事实上已经造就了大量双语、双文化的现实。这正是亨廷顿所谓“移民飞地”以及在这些地区的西裔化的情况。[25]面对这样的情况,熔炉说更是毫无用武之地了。而本文尤其关注的是大量的西裔移民给美国宗教版图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三、新移民与美国宗教版图的重构

 

大凡讨论美国历史传统,没有不提及“五月花号”的。这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商船满载着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移民,于162011月抵达北美,在今天的波斯顿市附近的海岸登陆。乘“五月花号”来美的这批早期移民,因为定制《五月花号公约》开创了北美殖民地的民主自治传统,对后来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影响极大。如前所述,WASP中的“P”是指基督宗教中的新教(Protestantism)。美国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早期移民大多来自英国,其次是德国,绝大多数都信奉基督新教,这就为美国建国时的“宗教版图”设下了基色,也为WASP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月花号”的移民(以及与他们前后抵美的早期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谓是新教中的激进派,被称为清教徒。他们漂泊到北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寻求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当他们在北美殖民地立足以后,并没有推行宗教宽容,而是极力排挤甚至迫害其它的教派,尤其表现在与罗马天主教的冲突。建国前,十三个殖民地中的绝大多数都公开排斥或禁止天主教。建国后,宪法保障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以新教为主体的美国社会并没有消除对天主教的打压与敌视。甚至,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近100年时间里,美国先后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在冲突中,教堂被焚毁,教徒被杀戮。[26]其中原因相当复杂,不此赘述。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所有这一切都在于阻遏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维持以新教为基调的宗教版图。

 

天主教在美国社会取得相对平等的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天主教徒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于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27]同时,天主教也在悄然无声地改变着美国的宗教版图。美国早期移民中的天主教徒主要来自欧洲国家。自1965年移民法改革以后,一方面,欧洲国家向美国输送的天主教徒移民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大量的天主教徒移民来自拉美,尤其是墨西哥。

 

如果按照“熔炉论”的说法,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同化就是要走向基督新教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原本的族群和宗教意识也会逐渐式微。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移民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谋生存,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倾向于坚守原本的身份认同,而原本的宗教认同则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移民群体纷纷用自己的母语办报刊,移民所保持的本族群的自我认同和民族主义情绪在各族群社团、教会和外文报刊那里得以表达。“移民到美国的立陶宛人没有丧失其民族感情。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把他们集合到教会里。在某种程度上,教会是他们的公共场所和爱国主义的真正温床”。[28]

 

西裔新移民在宗教方面难以认同于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固有的种族歧视之存在,而另一方面则由于大量新移民在本族群的天主教群体中找到了归属,而并非美国白人社会的基督教社区。根据美国全国教会调查和多族群教会的调查数据,大约90%的教会是族群同质性的。[29]美国教会比公共机构和居民社区更加具有族群隔离的特点,故礼拜日早上是美国种族和族群区隔最为明显的时刻,因为不同族群的人都各自走向本族群的教会,尽管大家信的可能是同一个上帝。较强的族群认同与较强的宗教归属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使隔代以后仍然如此。根据2006年一项信仰问题的调查,那些有着较强的族群认同感的人,不太可能脱离其父母归属的教会;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倾向于保持较强的族群/民族认同,而他们保持其父母宗教归属的比率是白人的两倍。[30]

 

族群与教会结合在一起为新移民提供了情感和精神上等多方面的社会服务,安抚了移民的失落感。事实上,对于那些因为离开故土而失去原本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移民(所谓“rootless migrants”)来说,在新环境中的宗教认同和教会活动无疑发挥着一种补偿作用。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宗教在美国社会中呈现出更强的族群区格的趋势。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美国的公民宗教”的概念,受到多方广泛的关注,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贝拉公开宣称将不再使用“公民宗教”这个概念[31],而以圣经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这两个概念来表达。[32]不知道贝拉是否是因为观察到,由于美国人口中增加了越来越多非欧洲白人后裔的基督徒新移民,导致美国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以族群身份为特点的基督宗教社群,这已成为美国不可否认的社会存在。

 

在这些不断发展的基督宗教社群中,美国天主教群体尤其突出。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美国西裔人口的增长天主教信徒的人数稳步增长。需要提及的是,过去数十年来美国亚裔移民人数剧增,其中(尤其是菲律宾移民)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同样为美国天主教群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目前的情况看,即使美国新政府在美墨边境上修建的隔离墙真能切断非法西裔移民的入美途径,美国天主教群体的发展势头也是不可阻遏的。早在20多年前,就有人口学者预言,到2050年前后,美国人口中的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即,少于总人口的50%。从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看,该预言将会如期(如果不提前的话)兑现。有分析指出,按其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代末,美国天主教群体可能达到总人口的1/3,即33%左右。[33]这是在讲十年以后的事情。如果放开眼量,看到本世纪末,展望80年以后的情况,那又会怎样呢?除非发生非常特别的天灾人祸,[34]可以预言,到那时天主教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早就突破了50%这个大关了。那将是一幅何等翻天覆地的美国宗教版图!

 

亨廷顿在讨论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矛盾和历史变迁时有这样一段话:“有两百年之久,美利坚人曾认为自己的特性就是反对天主教,将天主教视为异己,先是与之作战和加以排斥,后来是予以反对和歧视。然而,在新教的环境之中,美国的天主教吸收了新教的许多特点,最终同化到美国的主流之中。这一过程使美国由一个新教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新教价值观的基督教国家。”[35]

 

这段话道出了美国社会中宗教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当真“美国天主教吸收了新教的许多特点”,就已经从边缘“同化到美国的主流之中了吗”?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新教与天主教在美国的宗教版图上的区别已经失去意义了呢?说到底,亨廷顿所强调的还是他的基本立场——要使“不标准的”移民同化于WASP的标准。即使,退一步说,这种方法对以往来自欧洲国家的已经“同化”于“熔炉”之中的天主教移民是可行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西裔天主教移民是否还行得通呢?借用亨氏自己的话来说,根据当今西裔移民的特点,“美国使移民同化的伟大故事恐怕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得到重演了”。[36]

 

小结

 

全球化,首先是人的全球化。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必然冲击着既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给学界带来了空前的大挑战。亨廷顿无疑是最早产生这方面问题意识的学者之一。他以两部著作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探讨了相关的问题。《文明的冲突》提出了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的走向问题,发人深省,但他以僵化的视角划出的文明断层线以及基于断层线的冲突理论让人难以恭维。《我们是谁?》,一个大大的问号,振聋发聩,作者出于深深的危机感,就“国家认同”的问题对美国历史和现实作出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但他囿于以WASP为核心的“美国信条”和过分强调同化的保守主义立场,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潮面前显得无力且过时。总体来说,强调冲突和强调同化都是出于“零和理论”的思维方式。

 

无论如何,亨廷顿的著作仍然是探讨全球格局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力作。我们正是借助于他的视角和论述,关注移民与宗教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潮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宗教版图,而未来的半个世纪将在更深的层面上重构美国的宗教版图。由此,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宗教版图涉及的仅仅是宗教问题吗?美国的WASP传统,是当初WASP在人口基数上和社会权力上占优势的产物,当新一轮移民潮蚕食了(甚至颠覆了)WASP的强势存在以后,相关的“美国信条”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吗?

 

注释:

 

[1]Exit polls,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 president,20161212日下载。)

[2][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月,第三版。

[3]陈纳、范丽珠:《“文化断层线”的谬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再批判》,《文化纵横》,20174月号。

[4][5][9][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218223220页。

[6]数据来自美国人口统计局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感谢刘翔先生帮助查核数据。Accessed  June 6, 2017 at www.pewhispanic.org/2011/03/24/hispanics-account-for-more-than- half-of-nations-growth-in-past-decade/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 popmap/

[7][13]陈纳:《从<4046修正案>说起:谈美国的语言政治》,《读书》,2007年第12期。

[8][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简称《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22-123页。该书中译本将书名中的“Identity”译为“特性”,值得商榷。在引文中,我们将尽可能尊重中译本的译文,但也会根据需要略作改动。

[10][美国]福山:《移民与身份认同》,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68640/.(阅读时间:2017322日)

[11][22][美国]约翰·F·威尔逊(John F.Wilson):《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章志萍等译,《宗教与美国社会》,第7辑,第466469页。

[12]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The Hart-Cellar Act of 1965,即《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终结了基于种族歧视的移民限额制,开放多元化的移民。

[14]Robert E. Park, Ernest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p.735.

[15]Robert E. Park, Race and CultureGlencoe, ILThe Free Press,1926/1950,p.150.

[16][17][18][21][24][25][35][36][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第534745-46162143202-21278190页。

[19][20][美国]丽贝卡·基姆:《宗教与族群:理论关联的综述》,范丽珠译,《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23]苏国勋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0-41页。

[26][27][33]刘澎:《当代美国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1152-153141页。

[28][美国]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5页。

[29]Michael O. Emerson, Christian Smith, Divided By FaithEvangelical Religion and the Problem of Race in Ame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转引自[美国]丽贝卡·基姆著:《宗教与族群:理论关联的综述》,范丽珠译,《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30]Putnam, R.D.Campbell, D.E. American Grace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Simon & Shuster PaperbacksNew York,NY,USA,2010, p.132.转引自[美国]丽贝卡·基姆著:《宗教与族群:理论关联的综述》,范丽珠译,《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31]Robert N. Bellah,Comment on James A. Mathisen,Twenty Years after Bellah Whatever Happened to American Civil Religion’”.见,Robert N. Bellah,Epilogue, Meaning and ModernityReligion, Polity and Self ,edited by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p.261.

[32]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23-224.

[34]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墨西哥移民和西裔化的问题。关于西裔移民持续不断的情况,亨氏指出,“除非发生重大战争或严重经济衰退,现今这种状况大概还会持续下去”。第189页。

 

(作者范丽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化与宗教研究”主任;作者陈纳,复旦大学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化与宗教研究”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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