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当前伊斯兰学术界的共同话题。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但事关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还事关移民融入、文化交流、族群融合乃至社会和谐等议题。在中国，政教学三界大多明确表示支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伊斯兰教中国化与否，而在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如何支持中国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涵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命题，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将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如何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命题，很关键。

(一)中国化是伊斯兰教的理性选择

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有比较彻底的唯一神观念，这种唯一神宗教观念培育出一种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取向和政治理念。从信仰者的立场来看，《古兰经》是超越时空的经典，它所记载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时至今日，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国，仍是许多穆斯林的文化与政治理想。事实上，在历史与现实中，伊斯兰教也在唯一神观念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但是，世界是复杂的，统一与多样永远是一对矛盾。伊斯兰教在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与伊斯兰教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与制度。尽管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地方性靠拢或妥协，这就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一方面，唯一神观念下的统一性，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思想与制度性力量;另一方面，本土化也是伊斯兰教扩张的一种高效手段。16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最擅长本土化的苏非主义。苏非教团体制化组织化与地方性共同推进，造就了伊斯兰教的第二次繁荣。因此，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也是它本土化的动力所在。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减少作为普世性的伊斯兰教与地方文化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伊斯兰教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及社会发展。

相应地，伊斯兰教在中国也面临着本土化的选择。历史与现实已证明拒绝本土化，中国伊斯兰教就没有前途。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

从中国次区域层次上来说，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区域性特色。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可以表现为新疆伊斯兰教，也可以表现为内地伊斯兰教，也可以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后的伊斯兰教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化特征，是在符合整个中国一般要求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相应改变，这是一种在更宏观层次上的中国化。比如，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要求之一，就是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论哪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在相适应方面并无区别，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从哲学上讲，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只是为更好地生存而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迎合中国环境。伊斯兰教的“大传统”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小传统”，“小传统”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与“大传统”并不矛盾。那种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去宗教化”，是损害伊斯兰教神圣性、完整性的观点，是违反辩证法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成功立足、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必由之路。鉴古知今，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也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化之路。

(二)全方位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信仰系统，在世俗上，它还是政治系统。其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繁杂，既有宗教的外在象征，如行为活动、组织制度、宗教建筑;又有宗教的内在思想观念、情感体验等。具体到伊斯兰教，就是教义、教法、宗教礼仪、宗教制度、清真寺、信仰认同等。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全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向，宗教的内在和外在层面，都要走中国化之路。因此，当前教内“融入主流，保持本色”式的有选择的本土化，可能只是一种良好愿望，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上很难做到。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必然在宗教的各种层面上接受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元素、象征与符号，呈现中国伊斯兰教的气质、气派、特征。在宗教思想上，当前以“二元忠诚”所体现的“爱国爱教”思想，实为“以儒诠经”时代“忠君爱教”思想的当代延续和发展;苏非门宦思想中对儒家祖先崇拜的观念、道家“无极而太极”哲学思想的借鉴，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增强了宗教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在宗教制度上，中国伊斯兰教开创了一些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制度，具有封建家族色彩的门宦制度、格底木的独立教坊制度、清真寺和教区管理中的海乙制、经堂教育制度;在清真寺建筑上，中国古典建筑和中亚风格的清真寺，曾经成为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主流。正是因为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中国化，伊斯兰教才能在中国历经千年而顽强生存下来。因此，中国化，是中国伊斯兰教生命力的密码。

(三)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向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教分离政策，这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大前提。宗教是私人之事，不得干预公共事务。历史上伊斯兰教曾经选择“附儒以行”，文化上“以儒诠经”，政治上力求接近皇权，新疆的白山派与黑山派，更是与世俗政权连体共生，这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代，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文化上以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引领，政治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教权要与俗权保持距离。“爱国爱教”，但国权与教权在政治层面是两分的。穆斯林只能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行使政治权利。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专门设“宗教界代表人士”名额，并非让宗教干预政治，而是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者的政治权利。

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总方向，是积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做到相适应，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做到如下六点:(1)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制度;(2)接受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引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与包括中国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相协调，相融合，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和合共生;(4)坚持依法办教，真正遵守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5)坚持独立办教，主动拒绝国外的教务干预，抑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6)落实“爱国爱教”原则，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二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易与难

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一方面，有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困难重重，许多掣肘性因素也很明显。

(一)易: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中国伊斯兰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伊斯兰教一直未曾中断中国化进程，这是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延续千年不绝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中国化经历了几个大的转变:宗教表达上内地穆斯林弃用阿拉伯名字，采用汉化的名字。生活习惯也出现了本土化趋势，大量融合汉俗。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更是在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民国时期，兴起了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与“五四”之后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奋斗历史高度吻合。

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积极拥抱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沟通、理解、借鉴、吸收、融合，不搞文化对抗，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经过积极的本土化，当今的中国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前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作为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继续，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以利用，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二)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阻碍因素

与有利因素相比，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不利因素更加明显，这与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教特征有关，也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政策原因。

首先，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它的宗教圣地在国外，中国伊斯兰教是流不是源。伊斯兰教的国外宗教圣地对中国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被视为宗教神圣性的象征。伊斯兰教规定，如果有可能，穆斯林一生当中应到麦加朝觐一次。朝觐成了穆斯林的一项重要宗教义务。对穆斯林个体而言，朝觐对伊斯兰信仰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圣地代表着宗教正统，然而朝觐中接触国外的伊斯兰思想，有可能促使穆斯林的信仰向国外的所谓伊斯兰“正统”或“正信”靠拢，并使朝觐者萌生本国伊斯兰教偏离正信的观念。朝觐回来的穆斯林学者，通过对比国内外的现实，得出国内的伊斯兰教已不再纯正，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多而需要改革，剔除其中非伊斯兰的中国文化成分，使中国伊斯兰教回归“正道”的观念。宗教改革所要剔除的内容，通常是伊斯兰教长期中国化的成果。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圣地也在国外，但这两种宗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没有明确的朝觐圣地的教法规定。所以，伊斯兰教朝觐，有强化国外宗教正统性的功能，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其次，伊斯兰教周而复始的宗教复兴运动，也是抵销本土化成果的重要因素。周期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伊斯兰教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复兴运动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全局性的复兴运动，会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区域性、局部性的复兴运动，只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一地区。中国伊斯兰教既受区域性的，也受世界性的复兴运动的影响。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起抵销作用的，主要是世界性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通常由国外掀起，然后通过朝觐、游学等方式扩展到国内。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泛伊斯兰主义、塞莱菲主义等都曾深刻地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趋势发生过冲突，对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成果形成冲击。从伊赫瓦尼运动、瓦哈比运动到达瓦宣教运动，都号召“尊经革俗”，以经训为依据，剔除中国伊斯兰教中的非伊斯兰成分，妄图“净化”中国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正信”。当代，互联网更是一种家教复兴思想传播的便捷方式。所以，家教复兴运动有多种宗教、文化与社会功能，但它在客观上有抵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功能。

再次，伊斯兰教有相对完善的宗教制度体系。有些制度是伊斯兰教特有的，这些制度较好地维持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传承，使其宗教思想、教义教法等能较完整地传承。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民间经学教育的主要方式。经堂教育从宗教小学、中学到宗教大学，有系统的教材与学制。经堂教育一方面起到伊斯兰教宗教传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非宗教的教育，比如非伊斯兰教育和世俗教育，难以扩展到伊斯兰教育制度中。伊斯兰教育制度对跨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类似地，中国伊斯兰教的寺坊制度，教坊居民围寺而居，形成穆斯林的小社区，因为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别，通常与周围非穆斯林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和心理隔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就一个地区而言，比如西北某省区，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活动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日常的经济交往之外，文化的、社会的交流并不多，心理的隔阂仍明显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不能称为“和谐”，只能称为“和平、稳定”，笔者将其称为一种交往稀疏的“冷和谐”。“冷和谐”的社会，对文化交流、交融是不利的，也会延缓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步履。

最后，现行宗教、民族制度的因素。现行的有些政策，出发点是促进文化交流交融、民族和谐，事实上却阻碍交流，造成隔阂。最典型的当属以民族为标准的种种加分政策。同一个地区，同样的教育环境，因为民族不同，只有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这种政策具有明显的强化民族差别的导向作用。

三 伊斯兰教中国化:永远在路上

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宗教工作关键在“导”，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命题的提出，说明中国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中国化仍然不够。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伊斯兰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转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宗教，这一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了。如前所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它有周期性的复兴运动，国外宗教的正统性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之间存在张力，中国伊斯兰教内部总是有一种向国际伊斯兰教“看齐”的冲动，中国伊斯兰教中“外国的月亮圆”的认识长期存在，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长期引导的原因之一。

伊斯兰教中国化并未最终完成，这从中国知识界对伊斯兰文化的认识上可见一斑。一般来说，中国知识界常用“儒释道”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释”作为外来的文化，早已被中国主流的文化界公认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则没有这样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如刘智，曾用“学通四教”来表述他精通“儒释道伊”四种宗教，但“儒释道伊”这一表达并未被中国主流学界接受。过去如此，现在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主流知识界仍在潜意识中，把在中国生存发展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文化，视作外来文化。有学者甚至公开宣称，正是因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不足，故尚不足以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可能与其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了解不足有关，甚至也可能与其对外来文化的警惕性有关;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与“儒释道”对话不足、交流不够、理解不深、交融有限等亦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程度仍然不够。

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发展的文化，作为由中国穆斯林所承载的文化，不论是从地域还是法律而言，都是中国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歧在于，伊斯兰文化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要求标准很高，不但要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也要同步跟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背后，是强烈而一致的文化情感，任何文化共同体，对一种缺乏情感沟通的外来文化，不可能将其自觉纳入传统文化。文化情感的建立，需要以文化承载者长期的共同生活为基础，需要文化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沟通与交融，并不是说要达到“谁吃掉谁，消灭谁，同化谁”，而是要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最后像“儒释道”那样，“儒释道伊”四教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要达到这一步，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又面临着对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认同。与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新时期的文化认同，需要在传统认同的基础上，加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是对新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要求。当前中国伊斯兰教领域争论比较激烈的话题，如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族教捆绑族教一体的问题，清真泛化的问题等，都与当代社会主义新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些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四 结论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理性选择，是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的需要。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在教义、教法、礼仪、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中国化转型。但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非坦途，既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也有历史传统的负担、宗教复兴运动等多种掣肘力量。伊斯兰教只有克服各种阻力，继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相调适，进行深度的沟通、交往、交流、交融，最后才能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成一体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最高境界。要现实这一目标，伊斯兰教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2019年）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