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经学的传承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典籍和两种学人。就典籍而言，一种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外文典籍，可谓伊斯兰知识之元典，学问精要尽系于此，以蒙学教育、语言学、教法学、教义学、圣训学、经注学、苏菲行知等内容为主，涵盖了伊斯兰传统学科的方方面面；一种是汉文典籍，史称“汉文译著”，更为民间化的称呼是“汉经”。

两种学人即经堂阿訇和游离于传统经堂教育体制之外，但有作品传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两者分别承接了不同的学养，走过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其偏重与特点各有不同，对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承都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重“讲”的经学传统

外文典籍主要流行于清真寺讲堂之中，书面语叫“经堂教育教材”或“经堂教材”、“经堂文献”。典籍的传承以师徒口授为方法，以严谨的经堂语为标准，重视“讲”的功夫而忽略“记”的价值。讲经特点也大致形成两种传统：一为“拱斡”，即有力度和深度的讲授；一为“莱夫泽”，即广博宽泛、旁征博引、基础性的讲授之法。“拱斡”之讲法往往使学者钻研于某一路典籍，甚至某一本典籍，深研细磨，毕生用力于此，从而形成专学。民间因此便有“王噶最”或“侯塞尼阿訇”等谓，言下之意即某阿訇以讲授《噶最》（阿拉伯文《古兰经》注释）或《侯塞尼》（波斯文《古兰经》注释）出名。而“莱夫泽”一般造就通才，出现“啥经都能讲”或“啥经都讲过”的阿訇，赞誉的是阿訇讲经的数量庞杂，知识广博。历史上无论是“精而专”的陕西学派，还是“博而熟”的山东学派，说的都是经学传统中不仅学人辈出，而且形成地域特色。这种讲经方式和地域特点给予有不同需求的念经者负笈求学的动力。

经堂教育这种重“讲”的风气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甚大。人们对阿訇尔林（知识）高低的评价、经师名气的大小、日常生活中的教法判决、开学阿訇的迎请、某地教门的根基皆仰于此。能够兼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讲授大经（经堂教育高级阶段教材），口才良好，记忆超群，逻辑严密，分析入里的阿訇往往会得到坊民众多、经济宽裕的经堂迎请，大开讲席，弟子成群。因此其学识也传承多，流布广，影响大。

也正是这种重“讲”之风，使经堂教育的功力尽系于经师之口授，弟子之聆听。学问通常保持在述而不作的框架内，是一种需要聆听、体会和模仿的学问。无论经师的学问有多高深，如果没有口才超众、理解神速的弟子，则其学问终将随学人的陨落而沉寂。最为不幸的结果是，某些学人陨落后，其讲授某经的精妙之处通常随之湮没，甚至导致某些经典的讲授后继乏人，在一定区域内出现典籍传习停顿的遗憾。经堂教育的手抄文本中虽有边注的传统，但多为学人自己在讲授或学习过程中征引的文献与注释，因其繁简不一、规则不同而造成后人阅读困难。如是之故，经堂中滚打十余年才出来的学人，等到有机会开学授徒、培养弟子时，通常已近中年。观其一生，如流星般匆匆划过，多少满腹经纶的学人因未开学，或者无开大学、讲大经、育大才的机会而使学业无继，抱憾终身。

“经”、“汉”两通的穆斯林学人

汉文典籍又可分为翻译和著述两类。翻译多选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典籍，译者多为沉浸清真寺多年的阿訇，以个人具备充分的汉文功底，熟悉典籍内容，精通语法、修辞、逻辑为要。先讲而后译，未译之先，已经通过多次“过经”达到“博而熟”、“熟而精”的程度。如此一来，翻译不过是口语化到书面化的自然过程，字斟句酌、研磨推敲之后即可拿出来示人。

著述多为“经”、“汉”两通的学人，其门径大致分先读汉文而后通经文，以及先纵览经文而后通汉文两种。通汉而后通经的学人著述，以汉文为根基，以汉学发扬经学的特征明显，可谓之“以儒诠经”；而通经然后通汉的学人著述，以经学理解汉学，弥补汉学缺漏的特点显著，可谓之“以伊释儒”。总之，著述者通过披览多种文献，达到经汉两通、游刃有余的程度，较之翻译工作，有了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

如果说翻译的目的在于给教内不识经文者以阅读之机遇，对教外不了解伊斯兰教义者以普及之凭藉，其要旨偏重于教内而扩延至教外的话，著述则以面对社会群体，偏重对外释疑，以“伊儒互为表里”为初识，其目的主要在于对外消除文化隔阂，兼有对内树立文化自信的不期之功。

在千百年来的信仰和文化传承中，历代中国穆斯林都会因时而起。从事上述工作的两种学人，自明末以来蔚为大观，然以明末清初四教博通、诸家毕览的学人成就最高。无论其引入儒学、理学、心学讨论伊斯兰教义学与认主学，抑或以伊斯兰学审视儒佛道三教，无不言之凿凿，论之切切。今人捧读其典籍，犹有不敢望其项背之叹。

汉文伊斯兰典籍也曾让读之者大醒，如因读明代王岱舆的《正教真诠》而受到启发信奉伊斯兰教的清代出版家余浩洲，以刊刻伊斯兰汉文著述而名垂青史。然而，此类典籍的成就和贡献主要对回汉士绅阶层有所影响，时人能够赏识者毕竟为少数。让汉文译著走向民间的是清末明初的马启西，其以本国文化发扬伊斯兰学理，使得后来西道堂成为一个集宗教、经济和社会生活为一体的现代化社团。

述而不作的遗憾

民间的经学传承是带有泥土气息的学问，根植于穆民（信士）的乡土社会中，由清廉的尔林（学者）传承，虔诚的索德格（宗教奉献）供养，是一个信仰群体活着的精神命脉。

重讲的研习传统导致了历代经师形成了述而不作的习惯，名师的名声靠的是讲经的实力，以及弟子和哈完提（坊民、教众）的口传广告。莅临讲席的弟子也会将师傅的知识口传给自己的弟子，代代相因，每一代人的口传中都包含了前几代人的智慧。这是关乎“艾玛乃提”（信约）的信仰知识，传播与传承是弟子的义务。

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口传的学问是依靠声音传播知识的过程，具有模拟性，但不易复制。师徒间对知识的信约可能因弟子的不良而欠损，在声音传播的过程中有走调和变声的可能。不重记录和总结的学习方法，容易造成知识的遗忘、散佚和疏漏。开创了经堂教育之门的明代伊斯兰教学者、经师胡登洲因此慨叹“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清代乾隆时期民间有“王（龙）一角，周（老爷）半边，黑（黑云南）云上来遮满天”的说法，讲的是王龙、周良浚和黑云南三位阿訇讲经负有盛名，享有时誉。其中周良浚为胡登洲八代弟子，民间尊称周老爷，曾任经堂教育大学西安真教寺（今小皮院清真寺）主讲多年，前后6次受聘开学于此，因而坊民悬匾“六来堂”以示纪念。师徒中有名气者代不乏人，但其学问尔林精微之处到底何在，今天已踪迹全无。多少被民间冠以“胎里会”、“某噶最”、“阿訇王”、“鲁格曼阿訇”（鲁格曼为《古兰经》中提到的智者，《古兰经》第31章以其名命名）等赞誉的经师虽口传甚广，但对其学问精粹又不能道出所以然来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

对中国穆斯林民间影响至为深远的经堂教育，走了一条立足民间，但又越往高处距离民间越远的学术化道路。这种学术化的道路不以著述为旨归，而以口传为鹄的。口传之功力，尽包含在经堂语中，被民国学人总结为“雅驯、庄重、通俗、忠实、统一、普遍、不是死语”7条。常人如果要感受此7种特点，非得在清真寺中苦学多年不可，否则无法理解。在经堂教育大学阶段，尤其是那些能讲授凯拉姆学（教义学）和坦萨沃夫（苏菲哲学）学问的尔林，倍受学界的抬举与赞誉。然而使用经堂用语讲授典籍的学术语言，很难被普通大众轻易地理解。这是学问的精深之处，也是学问不能民间化的瓶颈所在。经堂中即便有能用汉文著述的经师，也因其著述为汉文而遭到轻视，原因在于学堂中只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典籍才能称为“经”，得到普遍的认可。通俗易懂的汉语著述，脱去了对外文的讲解和释义过程，既体现不了经堂功力的深浅，也没有了讲授严谨的口气，在学堂中人看来实在淡而无味，甚至失去了其精要。

应该看到学识传承的方式、传播的途径、传习的理念其实尤为重要，关乎学人的尔林是否有所延续，学者的精神是否有所发扬，学堂的规矩是否有所继替。清代康熙年间回族穆斯林学者赵灿编著的《经学系传谱》，有“告天下万世之学者之取”的“学”、“传”、“德”、“言”、“守”5项，此5项作为学者平生从事经学的宗旨，需要师生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的仿效和积累，后世学人能够达到此5项要求者已属凤毛麟角，而能通过口口相传掌握其精要者更属寥寥。因此，经堂的传统随着一代经师的离世而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当代经学的继起和延续

自明末清初的学人通过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大兴经学之后，至清中叶以降，社会问题突出，统治阶层对地方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方面的罅隙放任自流，袒护一方而压制另一方，以坐收渔翁之利，终酿成西北、西南回民惨遭兵燹。此泼天之祸致使学人湮没，经学停顿，历代积累之功逢此一劫，问学传统元气大伤。及至清末民国，社会开放，思想活跃，文化自觉之风骤起，回族学人顺应时势，创设团体、兴办学校、发行报刊、留学海外、改革经堂，此五举并行，继绝学于零落，开风气于来者，其忧教忧国之心殷切，可谓20世纪最为辉煌时期。

我们之所以将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民国兴学三次经学的继替看作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三次大的文化高潮，原因在于每次兴学之风都适时而起，有着不同的侧重和特点。其中经堂教育偏重于信仰自保和文化自救，汉文译著着眼于对外释疑和对内教化，而民国兴学则着眼于群体的文化羸弱、教门不彰、身份边缘和主流误读。今天看来，三次文化运动各自承载了历史的使命，这是前人的脚步，也是今人的财富。

今日世界已经远非口传广告即能获得认可并达到传播目标的时代。口授的学问终将因看不见而缺乏传承的印迹，对学问而言留下无法继承的遗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禁锢解除，商品流通，土地对人的束缚减弱，阿訇游学之风重启，辗转不同经学传统之域，抢救经学知识资源，重新梳理先贤积累，重整经学传承衣钵者继起。尤为典型者当为接受了公民基础教育，继而举意从事经学者。他们或遍访名师，游学西北、西南穆斯林经学重镇；或披星戴月，受教于海外各类学府，学习语言，体验文化，开阔视野，虽不敢言担负了中外伊斯兰文明交流之使命，但回国后从事经学教育和研究，更新教材，拓宽范围，深入钻研，为中国的伊斯兰经学带来了新的风气。

扎进宁夏西海固的山里，不经意间碰到爬梳经注学的老人，四处奔走搜集寺志的长者，就不得不感叹一个时代的文化运动业已开启。类似《圣学复苏精义》、《伊本·凯希尔古兰经注》、《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穆斯林实录全集》、《伟噶耶教法经注解》、《赛俩目教程》，以及六大本圣训译本、《伊斯兰教的总体特色》、《伊斯兰法理学》等等，虽然大多仍处于翻译和介绍阶段，距离原创性的著述仍有不小的差距，但可贵的是“寺里的学术”终于拉开了架势。褪去了早期初出茅庐的青涩，经过代际的示范，业已冲破藩篱，成为经堂中慢磨出来的一部分人的共识，有扩延至民间的气势。以讲授与聆听为特征的声音传播时代行将结束，述与作并行的时代渐次开启，百年后人们看到的将会是规范的学术文本，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新的典藏。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来源：2013年4月30日《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