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的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实际上是把云南通海的纳家营和古城两个村寨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故也可称之为纳古伊斯兰教研究。本文概述了纳古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纳古穆斯林聚落的形成及其特点，介绍了生活在这个聚落中的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对这里的清真寺、拱北以及有关碑刻匾联，对经堂教育在这里的倡兴过程，对这里伊斯兰教内外多方面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等等，都进行了探讨。另外还介绍了以这里为故乡的两位著名学者纳忠和纳训，说明两位的学术成就凸现出纳古这个穆斯林聚落伊斯兰文化的高品位。

 

[关键词]：纳古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赡思丁的后裔，终元之世，累代簪缨。父子祖孙游宦所及，多有后裔留居下来。年深日久，赛典赤氏遂成为回回人中最昌大的家族。

赛典赤家族散在各地，而以在云南者为盛。

大约在元末明初，赛典赤家族开始采用单一词的汉姓形式。如纳速剌丁之后，或以纳为姓，或以喇为姓，或以丁为姓；马速忽之后，或以马为姓，或以忽为姓。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三《赛典赤家族》

 

一、题解

 

本文题为《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但纳古称镇是1997年的事。称回族自治乡，也是1988年才有的事。而我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1949年以前的情况，故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实际上就只能是纳、古二营或纳、古二村伊斯兰教研究。又鉴于纳、古二营，在地域上本来就基本相连，到清康乾盛世时期又都成为了穆斯林有较多聚居的村庄，并逐步从有所不同趋向于“二而一，一而二”，所以具有了用一个集合的或统一的名称“纳古”称述二者的可能。所以纳古镇伊斯兰教研究，自然也就可以用纳古伊斯兰教研究来替代。这样在我们下面的叙述中，小标题的属地名称将不用“纳古镇”而用“纳古”。此虽有文不甚对题的嫌疑，但既考虑到纳古是两个村子，考虑到纳古是一个最基础的穆斯林集合聚落，又考虑到纳古现在为镇，考虑到我们是在研究名城名镇，这种处理还是说得过去的。何况“纳古”已逐渐成为了这里人们的习惯称名，它将比单称“纳家营”或单称“古城”更具魅力，更能促进纳古的进一步走向整合。

 

二、纳古伊斯兰教的地位

 

（一）一个有较多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散布的地方

 

文前额题已明述，赛典赤家族乃回回穆斯林中最昌大的家族。它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而以在云南者为最胜。然在云南，世系较明显、人口较多又相对集中，在历史上又多名气者乃有三处，即通海纳古、个旧沙甸和巍山永建。纳古之纳家营素就有“小麦加”的美誉。这三处，各有特点，都值得个案单独研究，以使得作为中国乃至中亚伊斯兰教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的赛典赤家族来龙去脉的研究取得进一步进展。

 

（二）一个颇有特色的回族穆斯林聚落

 

回族穆斯林在我国广大地区的分布特点就是“大分散，小集中”，即在大分散的条件下不同范围、不同方式的小集中。这每一个或每一种小集中都是回族穆斯林分布的一个特定单位，无疑都各有特点。不过有的特点多一些、复杂一些、典型一些，有的则少一些、简单一些、一般一些。而纳古就是一个特点颇多、颇为典型的回族穆斯林聚落。对它的研究将是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一种推动。

 

（三）一个伊斯兰教内外多方面和谐相处的典型范例

 

初步研究表明，纳古穆斯林在清咸同年间所创造的“回汉互保”的政治奇迹，从伊斯兰教研究的角度看，乃是纳古伊斯兰教内外多方面和谐相处优良传统的一个典型表现。它表明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就注意多方面的和谐相处。

 

（四）一个经堂教育倡兴有较多资料幸存的地方

 

经堂教育倡兴，是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各地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关于经堂教育倡兴的资料，各地都显得非常贫乏，致使经堂教育在许多地方的兴起情况都难以具述，不能不靠推断。相对而言，纳古还是幸存了一些资料的，这十分珍贵。

 

（五）云贵地区是哲合林耶的一个重要传播地

 

除甘宁青地区外，云贵、新疆、东北可能是哲合林耶分布最重要的三个地区了。在云贵地区，哲合林耶的传播地依时间先后次序是云南河西古城、云南普洱府他郎厅、云南河西大东沟（大回村）、云南新兴（玉溪）盘溪、贵州兴仁。古城当以时间最早而著称。而古城乃本文纳古的一部分。

 

（六）著名阿拉伯语、阿拉伯史学家纳忠、纳训的故乡。

 

三、纳古穆斯林聚落的形成

 

（一）纳家营穆斯林聚落的形成

 

纳家营在今云南省通海县城西北，杞麓湖（通海）北岸，狮山、磨盘山等山岭之下，与杞麓湖南岸的通海县城一起犹如通海湖水沿岸的两颗明珠。

 

纳家营这个地方，按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再版（下简称纳为信著书）的说法，在穆斯林落籍这里之前，曾有“土著民族”居住过。穆斯林“到来之际，故人已乘黄鹤去，只留下一座破烂的观音寺”和有人在这里挖过矿的遗迹。查明代《正德云南志》，今纳家营这个地方唐初属西宗州河西县管辖。而河西县在天宝后则没于蛮，为步雄部。后阿僰蛮易渠夺而居之，为阿僰部，立万户，休僰隶之。到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阿僰部属地则改为河西州，隶临安路。后改为县。明朝因之。这就是说，包括今纳家营这个地方在内的整个河西，在唐天宝到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500多年中，主要是阿僰蛮活动的地方。而阿僰，按《玉溪地区民族志》，乃古滇国主体民族之一，今白族的先民。所以今纳家营这个地方在穆斯林到来之前如果真有“土著民族”曾居住过，那这个“土著民族”就是今白族的先民[1]。而留下的观音寺遗迹则说明这里的阿僰已受到佛教的影响。

 

在今天纳家营这块土地上留有后代、最先落籍到这里的居民是穆斯林，是纳姓穆斯林，他们的始祖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四世后裔纳数鲁。对此纳家营大坟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明敕封世袭锦衣卫纳永阶墓志铭》和纳家营清真寺清嘉庆四年（1799年）《清真寺公项碑》说得很明白。前者谓：

粤稽我纳氏宗谱，远祖肇自西域。自所尔入贡中华，受爵封王。数传至赡思丁……封咸阳王。而二世、三世俱封王爵，至四世祖纳速（数）鲁，接受临安沅江宣慰司都元帅。……洪武三年，命访咸阳王后裔，授武略将军之职。宣德七年，又陞授掌印世袭锦衣卫，连续八代至我叔曾祖永阶公，犹然荫袭职也。……于是，后嗣迭兴，子孙繁衍，迄今沿世五代，而孙枝秀发……

 

而后者谓：

尝考县之东里有土军村者，狮峰拥护，杞水回澜，斯固胜境也。自四世祖□□□□□系因元李之乱，避居车里。至洪武三年，访忠惠王后裔，数鲁统四子曰荣、曰华、曰富、曰贵，回籍而□□□□土军村之由来也。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在今天纳家营这块土地上扎根繁衍起来的纳氏家族，正是受云南各族人民尊敬的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正是大约在元末明初开始采用单一词的汉姓形式称姓称名的赛典赤家族的一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两篇碑文关于纳数鲁及其子孙落籍纳家营的具体时间、落籍的具体户数等等关键性问题都语焉不详，这样就难以判断纳家营穆斯林聚落到底形成在什么时候。不过根据赛典赤家族在明初被明室尊重的一般情况和纳为信著书所述纳数鲁的简历以及纳数鲁子孙落籍纳家营的简况，也可大致给出一个回答。

 

纳为信著书所述纳数鲁简历及纳数鲁子孙落籍纳家营经过概括起来就是：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纳数鲁在曲陀关任回回营（千户营）千户；

约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纳数鲁接替自然死亡的蒙古人旃大元帅为元帅；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英率明军抵临安，年过八旬的纳数鲁在未加抵抗的情况下避居仍属自己镇守范围的车里（今西双版纳）；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车里归附明朝，纳数鲁则从车里返回曲陀关；

明建文至永乐后期（1400-1420年）前，纳数鲁及其长子纳荣相继在曲陀关逝世；

明建文至永乐后期，纳数鲁长子纳荣的3个儿子共3户及纳数鲁的次子纳华、三子纳富各1户，共计5户落籍纳家营。

 

明室对赛典赤家族尊重，最典型表现在对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的优遇上。《永乐三年刻立洪武二十五年圣旨碑》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综合这两个方面，纳数鲁及其子孙落籍纳家营的时间很可能在明永乐三年（1405年）或稍后，而落籍的户数也很可能就是5户。

 

鉴于没有材料说有非穆斯林同时也在纳家营落籍的，这纯是纳姓穆斯林的5户，当也可以说已是一个穆斯林聚落，尽管是一个很小的聚落。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家营穆斯林聚落很可能在明永乐三年（1405年）或稍后已初步形成。

 

说初步形成，意思是说可以这样认为，但是相当勉强。因为按中国人的惯例，落籍三代或五代才可视为“土生”。这样纳家营穆斯林聚落真正或完全形成的时间就要往后推移几十年，前提是这期间没有非穆斯林居民在此落籍，或有落籍的但改变不了穆斯林占多数的比例。可从现有的材料看，还没有见有否定这种前提的资料。基于此，我们则可以说，纳家营穆斯林聚落的最迟形成时间不会晚于明天顺末年（按一代20年，下限至1464年）。况这时纳家营马、合二姓穆斯林的先民也已在这里落籍了。

 

这里附带有一个疑问要提一下，即纳家营在清后期和民国年间的又一称名“土军村”，是像纳为信著书所说的由于古代有军人奴隶曾在这里挖过矿，于是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土军村”，还是像《公项碑》所言是由于纳数鲁一班人系军人或军人家属，所以才有了“土军村”一名。可如果是前者，“土军村”一名为何这样难以更改；如果是后者，又为何仅见于用于清后期和民国年间。

 

（二）古城穆斯林聚落的形成

 

古城，在纳家营旁。对“古城”一名的来历，说法不一。康熙《河西县志》谓：海外古城，在治东三十里，元时筑，故址尚存。而纳为信著书谓：“古城或许是古僰夷人的城池。”又谓：由此得出一个假说，所谓古城乃古滇国的一个部落。传说洪水之后来了一次瘟疫，古城的原住民便绝灭了。可《回族——通海纳古镇》（下简称《纳古镇》）一书却谓据马姓族长马荣寿讲，古城乃是汉族鲁家、回族李家来这里后为了防匪打起的围墙，因墙外有壕沟和城楼，故人们称此地曰“古城”。

 

今古城居民以鲁、马、李三姓为主。鲁姓为汉族，迁古始祖姓鲁名元晨（字道林）。原籍四川巴县。传系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随沐国公入滇，落籍于此。李姓为回族，迁古始祖为李仁甫、李仁臣兄弟。原籍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大关集。家谱称明洪武年间迁来落籍。马姓也为回族。迁古始祖为马鸾、马凤兄弟，传系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迁来古城。

 

鉴于汉族鲁姓和回族李姓落籍古城的时间难分先后，更鉴于回族李姓到20世纪90年代尚不足20户人，故古城在纳家营成为一个穆斯林聚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从整体上说都还是一个非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村寨。它整个转变或发展成为一个穆斯林聚落，当在马姓始祖迁古以后的很多年，也许是到清康乾盛世时期。总之，要到马姓穆斯林的户数、人数，都发展到超过非穆斯林鲁姓才行。因为其他姓氏人数都微不足道。

 

（三）纳、古二穆斯林聚落的逐步整合

 

自古城从整体上成为穆斯林聚落后，纳、古二穆斯林聚落的整合过程便开始了。这是由于纳古整合有许多优越条件。如：

共同的自然条件。同在狮山脚下，杞麓湖旁，土地资源相错，水资源更是上有你、下有我。

相邻的地理位置。两聚落相邻，随着发展更是日益接近。至民国末期，二者相距已不足2华里。

类似的民族结构与宗教信仰结构。均是回汉共居、回多汉少、回汉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虽古城在清乾隆后期有了哲合林耶的传播，但似也更促成了两聚落共同信仰间的整合。

二聚落间频繁的互相通婚。首先是同族同教间[2]的通婚，其次则是回汉间或穆斯林非穆斯林间的通婚。而回汉间的通婚由于多是采取汉女嫁回男或汉男人赘回家并均随皈伊斯兰教的形式。这样整个互相通婚过程，便沿着有利于二穆斯林聚落整合的方向前进。

纳家营纳姓穆斯林向古城穆斯林聚落的迁移。从古城清真老寺《清真碑记》有纳姓入寺功德田亩，可知康熙初年就有纳家营纳姓迁入古城的情况。

紧密联系的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活动。如蔡爸爸同时在纳、古二聚落倡兴经堂教育。

明清、特别是清中叶后客观上共同面临的和主观上共同感受到的外界压力。

 

至于二穆斯林聚落的具体整合过程，笔者不掌握资料，难以具述。只能说二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纳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协同努力，已愈来愈走向“二而一，一而二”，即日益以一个共同的穆斯林聚落——纳古穆斯林聚落呈现于世人。

 

（四）纳古穆斯林聚落的特点

 

001.从聚落类型上说，属散居区的穆斯林聚落，与聚居区的穆斯林聚落有所不同。

 

002.从聚落的民族地域特点上说，属由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圈范围内的穆斯林聚落，与汉民族圈或蒙古族民族圈或藏族民族圈等单一民族圈中的穆斯林聚落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它必须在聚落之外面对多民族关系。

 

003.从聚落的形式结构说，系“二而一，一而二”的双子结构，与一村、一街、一坊的单一结构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它必须妥善处理双子之间的关系。

 

004.从穆斯林聚集程度来说，属穆斯林非穆斯林共居、各居住相对成片，穆斯林多而非穆斯林少的非完全型穆斯林聚落，与完全或基本上都是穆斯林的完全型（纯）穆斯林聚落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它在聚落之内就要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且穆斯林作为主体要承担首要的责任与义务。

 

005.从聚落的标志性特征说，这乃是赛典赤·赡思丁后裔，甚或是中国的赛典赤后裔（穆罕默德后裔、“穆圣后裔”）聚居的一个聚落。由此，它无论在伊斯兰教内，还是在伊斯兰教研究上都有着重大意义。

 

006.从聚落内部居民姓氏结构说，系多姓氏、多房族、多支系“多元多支一体结构”，与姓氏、房族单纯或比较单纯的穆斯林聚落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它必须妥善处理纳、马、合、李、管、沐、忽、鲁、桂、胡、向、喻等“十三姓”氏之间的关系，处理纵错复杂的宗教、支系等关系。尤其是纳、马、合、李“四大”穆斯林姓氏之间关系的处理，则关系整合的全局。

 

007.从聚落的周边关系看，这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穆斯林聚落，又是一个与邻近周边某些穆斯林聚落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的聚落。这种特殊历史文化联系，或者基于某一聚落是某一姓氏的直接迁出地（如纳古合姓相传来自下回村），或者基于是同一始祖的后裔，再或者基于是某一经师的共同传经范围（如整个河西是蔡爸爸的传经范围），或者基于有宗教派别间的密切联系。正是由于这众多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的综合作用，纳古与本县河西镇的下回村、小回村、大回村、葛家营，峨山县的文明、大白邑、甸百亩，华宁县的盘溪等穆斯林聚落，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圈。

 

008.从聚落的稳定程度看，纳古既是一个稳定性较强的穆斯林聚落，又是一个历史上有一定流动性的穆斯林聚落。最典型的就是纳古穆斯林都热爱自己的家乡，恋乡情结颇重，被认为是“家乡宝”；同时纳古穆斯林为了生存，历史上就通过马帮贸易、开矿、做生意等等，走向省城昆明，走向境外泰、缅等地，故而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

 

009.从聚落的内部机制看，也是一个有较强吸融性的穆斯林聚落。除与一般穆斯林聚落一样，能通过穆斯林非穆斯林通婚方式吸融新成员外，还能吸融个别男姓非穆斯林入教，吸融一些非穆斯林成员落籍。如民国年间在纳古地方出现的三家村，就是几家外来汉族人，由清真寺卖地皮给他们盖了三所房子住下才形成的。

 

四、纳古的赛典赤·赡思丁后裔

 

纳古赛典赤·赡思丁家族来龙去脉的一般情况，前已引用过的《皇明敕封世袭锦衣卫纳永阶墓志铭》及《清真寺公项碑》内容当已有所回答。但由于这种回答或语焉不详，或碑文缺损，以致我们对纳古纳氏历史的一些关键性节点仍然模糊不清。如：

纳古纳氏的远祖是所非尔，一世祖是赡思丁，四世祖是纳数鲁，那俱封王爵的二世、三世祖是指谁呢？

纳数鲁因元季之乱“避居车里”后，是直接从车里落籍纳古，还是几经辗转才落籍纳古？

最早落籍纳古的纳氏一行中是否包括纳数鲁及其长子纳荣？

最早落籍纳古的纳氏一行中是否包括纳数鲁的第四子纳贵？如果不包括，纳贵又落籍在哪里了，其后裔情况又如何？

纳数鲁及其长子纳荣分别是什么时候辞世的，他们分别活了多少岁？

明宣德七年（1432年）又被明廷陞授掌印世袭锦衣卫的是纳数鲁的哪个子孙？

连续八代世袭掌印锦衣卫职的是纳数鲁子孙中的哪一支？中间是否有过变动？

纳古纳姓迁往外地的情况如何？

 

对这些未见有比较系统的回答。人们只能从纳为信著书、《纳古镇》一书以及《纳姓历代宗谱》等中得到一些比较分散的说法。

 

如对第一个问题，纳为信著书据《马氏家乘》认为纳数鲁系赡思丁长子纳速拉丁的儿子伯颜的三子木马尔即欧麦尔，即纳古纳氏的二世祖、三世祖分别是纳速拉丁与伯颜。而从纳家营迁至开远田心（今属砚山县）的纳姓后裔纳钟明1997年所编《纳姓历代宗谱》，则在谱系中明确称：一世赛典赤·赡思丁，二世纳速拉丁，三世纳伯颜，四世纳璞汉（即纳数鲁——笔者加）。

 

对第二个问题，纳为信著书主纳数鲁的子孙离开曲陀关，“最先来到靠近蒙古人的者湾，又转移到今六街叫做三棵树的地方，最后定居在狮山之下”。《纳古镇》一书则谓纳数鲁继任元帅后，“随军家属则先后选择了杞麓湖畔的者湾（今存）、六街（今存）短时寄居，最后于明初洪武建元后才迁到纳古镇的纳家营安家落户”。似都没有正面回答纳数鲁本人的落籍问题。

 

对第三个问题，《纳古镇》一书明确谓：纳数鲁“率子纳荣、纳华、纳富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定居于纳家营。他的长子、二子、三子的后代构成了纳家营的纳氏三大宗族支系”。而纳为信著书却说“纳数鲁的子孙当在他和他的长子去世之后离开了曲陀关”。这就是说最早落籍纳古的纳氏一行中不包括纳数鲁及其长子纳荣。

 

对第四个问题，纳为信著书和《纳古镇》一书作了基本相同的回答。即落籍纳古的纳数鲁子孙不包括四子纳贵。四子纳贵据故老相传定居到了纳数鲁当年镇守过的曲陀关，取祖父纳速拉丁的尾音“丁”字为姓，后改变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成了今曲陀关的丁姓汉族。

 

对第五个问题，纳为信著书和高发元著《穆圣后裔》一书均只回答了纳数鲁的大致年龄，谓他大约活到90多岁。

 

对第六个问题，只见纳为信著书有所回答，谓明宣德七年（1432年），纳数鲁及其长子纳荣皆殁于曲陀关，或其他三子和长孙都已去世，故由次子纳华接受“世袭掌印锦衣卫”职，一直传下去，到纳永阶。

 

对第七个问题，纳为信著书在回答第六个问题时实际已经作答了。不过此书称纳华至纳永阶属纳华支，系纳古纳氏五个房族中的二房，与《纳古镇》一书所列的纳姓世系简谱有矛盾，使人生疑。

 

对第八个问题，最有研究意义的一件迁移是十六世祖纳文辅由纳家营向建水花红箐、再因应聘设帐向开远田心的迁移。

 

以上这些散见的说法，尽管其中显然也有不实之处（如纳数鲁率三子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定居于纳家营），但总算在前引两篇碑文之外为人们研究纳古纳氏提供了第二批资料，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除了碑文和上述见解这两批资料之外，1949年前纳古及其邻近地区还幸存一些与纳古纳氏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因清真寺、碑刻匾联等下部分有专述，现只将其他部分按序号列举如下：

001.老水井。位于纳姓三所原始老房子的前面。相传为元代纳数鲁修建（或率人挖掘）的水井。其中井台系后人重修。《传统与现代的整合》、《穆圣后裔》等书均有照片。

002.纳氏三所原始房屋。在清真寺正南。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现长房巷、二房巷、三房巷三条古巷。纳为信著书所附1949年《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录。

003.官儿门前。在纳家营清真寺门楼前。相传为二房受职（掌印世袭锦衣卫）者官邸所在。

004.龙门。在纳家营清真寺和纳姓居住区上栅子、中栅子北。可能是纳姓官员进入纳姓居住区的一个前沿大门。1949年《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录。

005.纳永阶墓。在纳家营大坟地。有纳永阶子、孙、曾孙、重孙、玄孙五代80多人为其所立的墓志铭，表明其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其入迁纳古始祖为纳数鲁，而纳数鲁为赡思丁第三代后裔，纳数鲁后连续八代荫袭敕封世袭锦衣卫职至纳永阶。表明纳永阶时，纳古纳氏在政治和社会地位、家族兴旺上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006.大坟门楼遗址。在今纳家营大坟地前。民国时仅存上坟台及石狮华表两节。为开斋、古尔邦两节纳家营全村男姓穆斯林祈祷真主赐予亡人安宁之处。《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录。

007.石房子及圣旨碑。在大坟门楼遗址上坟台旁。原为瓦房一间，内立乾隆圣旨碑一块。瓦房前立有石狮一对。旧时这里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说。圣旨碑址《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名。圣旨碑“文革”中被毁成两截，现仅存上半截。笔者未见到。据说碑额横题“圣旨荣封”，下正文以“奉天承运”始，载纳数鲁事迹及纳数鲁以上世系。

008.百岁坊。在石房子通往古城百米左右处。为二长房纳学成夫人101岁寿辰而立。亦毁于“文革”。《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名。

009.书房栅子。原址在石房子东侧，《纳家营历史略图》有名。后拆迁至清真寺门楼北侧。1958年被拆除，成为了杂货店。原有清嘉庆八年（1803年）立石碑几块，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这20来年间纳古出过的七进士。其中六名为纳姓，即乾隆戊戌（1778年）进士纳之溶、乾隆癸卯（1783年）乡进士纳二元、乾隆甲寅（1794年）科乡进士纳凤书、嘉庆庚申（1800年）进士纳世雄、嘉庆辛酉（1801年）进士纳一元、儒学训导纳开元。另一名则是古城村的乾隆丙午（1786年）科乡进士马名超。

010.纳古清代老民居。《穆圣后裔》一书有照片。建筑采“三间四耳倒八尺”即“一颗印”形式。即两楼梯将正房三间和两厢（耳）四是倒八尺连成一个整体，中间设一个四方天井、房屋系地墙、瓦顶、木架房结构。堂屋正面墙壁上悬挂麦加“天房图”壁毡及阿文对联、中堂。墙下置一长香桌，上摆香炉及一部《古兰经》供诵经之用。香桌前中央摆放一张八仙桌，旁置靠椅两把供长者陪客。堂屋两侧为卧室。卧室僻静处设水房。在一个有西向的房间做礼拜。院中间往往有一口井。如系赶马人家，院子里都盖有马厩，门外墙边也常嵌一个大小不一的石头，作拴马石用。

011.纳忠、纳训故居。现所在地已命名为“忠训路”。纳忠故居笔者参观时仍被一些人户占用。故居形式也是“三间四耳倒八尺”形式，土墙面街，相当显眼。

012.曲陀关。按明陈文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三，曲陀关乃河西县古迹。一曰万松营，元号主霅部，在河西县北20里，东瞰通海，南抵桃源，西倚峨，北接江川，山势峭拔。自麓至顶，可20里。其顶平衍，中有甘泉38穴，四百条冈环抱，茂林葱翠，南望水光山色，奇胜莫比。依纳为信著书介绍，这里有纳数鲁为千户时其部队的驻扎地——千户营，有纳氏祖坟（也称回回坟，民国年间尚有碑刻存在），还有纳数鲁为元帅时的帅府衙门遗址（民国年间已改作汉家庙宇，但瓦房正梁尚有阿拉伯文留存，1969年被拆除）。

013.者湾纳氏祖坟。纳为信著书说墓址今已无法辨别。

014.红花塘的故事。讲纳氏祖先决定离开曲陀关，先派先遣人员出发，在蒙古族兄弟的指点下到了者湾。因者湾三面环山，很难掌握礼拜时候，故又辗转至三棵树，从三棵树到了杞麓湖畔，觉得满意就回告老人。老人便亲自来到狮子山下，此时正值盛夏，湖边沼泽正盛开鲜艳红花，老人被吸引住了。于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说这是水井；又画了一条红线，说各房排成一条线建房在这里。

015.老水井的传说。讲纳氏家祖宗来到曲陀关，地方狭窄，又迁者湾。者湾水质好，但地方仍狭小，又迁六街。六街石头太多，不能挖水井，故又来到纳古，在纳古挖了一眼井。井周围是一潭芦苇，浸出来的水一直不会干。于是就围着这潭水定居，在井正上方形成长房巷，三台石阶附近形成二房巷，两棵白果树处形成三房巷。三条巷都围着这眼井。传说井水乃是从清真寺叫拜楼下的龙潭流出来的。

016.黑云彩爸爸的故事。包括黑石头地的故事、铜矿搬家的故事、跟和尚斗法的故事等若干与黑云彩爸爸有关的小故事。折射出纳氏祖先在纳古地方的艰苦创业、勇敢开发并努力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017.纳永阶恋乡的故事。云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西南方向出了一个“白腰保朝”的回回。于是派钦差两名寻找。找啊找，找到纳家营。见一腰缠一条白记的农民正挑大粪在田埂上走。于是将其带回朝廷，封为锦衣卫。但他在京城茶饭不思。皇帝见其思乡心切，即恩准他回家务农。此故事与《回回原来》有些类似的情节，看来似受了《回回原来》故事的影响。

018.日常用语中的较多汉语儿化词。《纳古镇》一书认为这是纳氏祖先从北方迁来所致。

 

纳古纳氏的有关材料已如上述。至研究纳古纳氏的重大学术意义，不必笔者多说，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界都清楚。愿本文能对这种研究有所帮助。

 

五、纳古的清真寺、拱北及伊斯兰教碑刻匾联

 

1949年前，纳古共有清真寺3座，哲合林耶拱北1座，现还都幸存。至于伊斯兰教碑刻匾联，1949年前未有统计，现只有介绍幸存下来的。至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的碑刻匾联，则不涉及。

 

（一）纳家营清真寺

 

对纳家营清真寺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说法不一。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谓“据传该寺为13世纪末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纳速拉丁主持肇建。清康熙年间有所扩建”。

 

《纳古镇》一书在《纳古清真寺一览表》中称纳家营清真寺“元代至元年间始建”[3]。

 

《纳古镇》一书在介绍纳家营清真寺时云寺“始建于纳数鲁父子定居纳家营的明洪武三年（1370年）”。

 

纳为信著书则谓该寺的“建筑年代大约在15世纪中叶或末叶”，也即明正统末年至明弘治中（1440-1499年）。

 

《中国清真寺综览》在介绍该寺时称“该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说法不一显然与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落籍纳古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有关。如果按我们在上面所主张的纳数鲁及其子孙落籍纳古的时间很可能是明永乐三年（1405年）或稍后，再按纳家营《清真寺常住碑记》中有“创业于此，即建斯寺”的说法，那纳家营清真寺的始建年代无论如何不会早于明永乐三年或稍后，很可能就是15世纪中叶或末叶的事。而它的呈宏大规模显然是在清康熙年间，或在清康乾盛世时期，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扩建才呈规模的。

 

该寺坐西向东，为中国古典式建筑。有三大特点：一是善于利用山势，利用多段石阶（5段共30级）使多进院落步步升高，给入寺者一种登高畅游的感觉，堪称建筑珍品；二是善于利用木雕，利用多扇格子门，使大殿门面绚烂壮观，给礼拜者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堪称艺术珍品；三是善于就地取势，善于灵活安排建筑，使不对称的一、二进建筑与沿中轴线对称布局的三进以上建筑协调和合，给人一种较为随意布置反而有注重变化灵活一面的感觉，也谓是建筑总平面布局上的一种打破传统的创新。

 

鉴于该寺建筑结构较为复杂，建筑物较多，故用序号自东向西将各有关建筑物排列如下：

001.照壁。今已不存。

002.官儿门前。为一东西宽20米，南北长50米的广场。

003.登石阶八级为一进清真寺门楼（又称石坊山门）。门楼中央悬大理石匾额，上镌“清真寺”3个大字。门楼两端各有一道拱形门，名“月弓门”（毁于1972年通海大地震）。南月弓门书“天方”两个大字，北月弓门书“西域”两个大字，系纳氏祖宗告谕子孙后代“教门来自天方，祖宗来自西域”。门楼为3间，门楼前有石狮子一对。

004.甬道及由甬道左右建筑构成的第一重院（一进院落）。甬道长约20米，宽约6米。左为住宅，右为楼房。楼房曾作过“女学堂”，后成为村绅议事和调解民事纠纷的场所——保公所。

005.登石阶六级为二进二天楼。二天楼为一座3间两层楼房。中间悬有木匾，上刻蓝底金字“维天之命”四字。二层民国时曾作过小学。

006.甬道及由甬道左右建筑构成的第二重院。甬道长约30米，左侧为教室、宿舍建筑，右侧为篮球场。

007.登石阶四级为三进叫拜楼（宣礼楼）。叫拜楼为十字歇山顶，六角飞翘，共3层。底层为3间房屋，二层、三层为钟楼式塔亭建筑。有楼梯旋转而上，狮山杞湖，尽收眼底。与二天楼对峙，十分壮观。纳麒《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一书有照片。

008.登石阶七级为四进小月台。小月台为10米见方的全青石建筑。两侧各有一株阿拉伯枣椰树，并有鱼池。

009.小月台南北左右厢房各5间。

010.殿前大院及左右厢房。殿前大院近600平方米，地坪原系用坚硬的紫红色鹅卵石铺成。传系清末马帮从元江县阳武河谷驮运而来。穆斯林遇重大节庆则在此举行。

011.登石阶五级为五进朝真殿及朝真殿前大月台。大月台近100平方米，其顶为彩花斗拱。朝真殿门为五樘隔子门，即由5个门柱，24扇门组成。中间3樘檀香木上部镂雕，下部浮雕，内容取材于经典故事，但绝无人物形象，被认为堪称一绝。朝真殿内进三间阔五间，净216平方米，木板地面，伊斯兰艺术风格彩花梁柱。

012.朝真殿两侧南北两偏院。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纳家营清真寺朝真殿，在1975年和1984年曾两次扩建，使之成为一座前殿为原式、中殿和后殿为新式的礼拜大殿。而近年来又在原建筑之东新修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阿拉伯形式的清真寺大殿。故该寺的整体构成已有很大改变。而原寺的大殿据说也向东作了一定推移，原寺址也被作为女寺。但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的两件珍品，即纳忠先生送给家乡的麦加天房绒罩布一块和程德淦先生赠该寺的埃及精印《古兰经》缩写图一幅，仍悬挂在朝真殿门前的南墙上。

 

（二）古城清真老寺

 

原在古城中央的静心街42号。按《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载高发元、李维耀著文，该寺建于明代，清康熙时扩建。按该寺存《清真碑记》，始建时间应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前，后不慎失火被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在旧址上重建。占地面积1250平方米。1938年，又扩建宣礼楼及5间房。建筑结构紧凑别致，风格独特。分前后两院。大殿高11.5米，面积300平方米，中间未设柱子。殿之两侧书写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鹊楼》及王维的《鹿柴》等杰作。殿之格子门则雕刻有花、花盆、香炉、经书、孔雀毛、旗、官帽、宝剑、笔架、笔筒等，从而显示此地是一个环境优美、出文武人才、经书两通的地方。殿门中央上方则悬有书“道自西传”四个大字的木匾一方。

 

该寺1988年已迁建至古城村北。但1980-1981年重建的3层、高17米、顶呈六角、主形为方形的“醒梦楼”一幢，仍在原址。虽是现代建筑物，也甚独特，值得保存下来。鉴于寺址已变，而我们的介绍仅限于1949前情况，故以“古城清真老寺”名。

 

（三）古城哲合林耶清真寺

 

在古城村静心街1号。始建于清乾隆后期。但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的“丙辰之难”中被焚毁。清光绪元年（1875年），又在原址上重建。但重建仅建有大殿和左边厢房，而对厅及右边厢房则系民国年间增建。

 

该寺有四大特色。一是大殿中间没有柱子。仅用八根木头飞跨顶上，俗称“八宝串”，乃能工巧匠之杰作。据说近年来西北哲合林耶穆斯林想仿做，但终不果。二是大殿窑窝里镶嵌着一块高170厘米、宽81.5厘米的巨石阳碑，上刻阿拉伯文《古兰经》首章。书法上乘，刻工精美，堪成精品。三是大殿重要部分所用大型石料，包括窑窝阳碑、殿前台阶基石及打磨殿门“灯笼石墩”所用的石料，皆系古城哲合林耶穆斯林从墨江（他郎的今称）辛苦运来。其中窑窝阳碑所用石料，系1936年用8天时间从墨江车运至大回村，再由16人用2天时间共抬而来（30里路程）。充分表现了哲合林耶穆斯林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宗教虔诚。四是围绕盖寺还有一个“神人”暗中相助的传说。大致意思是盖寺干活时有100人，而吃饭时就只有99人了，意为有一神人暗助。另还传说作殿前台阶的两块石条（一条长269厘米，另一条长255厘米）乃神人用两臂从很远的地方夹来。

 

（四）古城马云照拱北

 

位于古城村西江川至通海公路旁的山腰上。因马云照被古城哲合林耶穆斯林尊称为“古城老祖”，故也名“古城老祖拱北”。拱北乃石制。《纳古镇》一书附有照片。笔者因身体不佳，未去考察，甚憾。

 

马云照（1750-1829），名学成，古城人。原为格底目穆斯林。后经四川北上求学，投马明心门下，被马收为义子。两人“亲如父子，义如师生”。马“每以吾道之操持行修各要端教之”。学成后返回云南家乡传播哲合林耶。然以“操持异昔，引起户族不满”。遂离家按马明心嘱咐的“做老本生意”的口唤当了金矿工人。后成为了厂主。马明心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殉难后，其两个儿子被充军到云南他郎厅（今为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马云照将马明心长子马顺清救回古城（据说是拿自己的独生儿子抵死，才将马顺清替换了出来）。后又倾其财力，使马顺清在他郎安了家，生了子。马顺清的四个儿子经商发家，成为他郎富户，从而被哲合林耶穆斯林认为是“保住了哲合林耶的根”。逝世后葬于古城。1941年，在大回村源信昌马原武老人支持下，开始有专人为其守拱北。关于他及他与马明心的关系，在哲合林耶穆斯林中也有一些神秘传说[4]。

 

（五）纳古伊斯兰教碑刻匾联

 

001.纳家营清真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金汁沟碑》；

002.纳家营清真寺约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也门爸爸与蔡爸爸功绩阿文碑记；

003.纳家营清真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真寺常住碑记》；

004.纳家营清真寺清嘉庆四年（1799年）《清真寺公项碑》；

005.纳家营清真寺清光绪元年（1875年）三角残碑；

006.纳家营清真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真礼拜寺碑》；

007.纳家营清真寺大殿门首“后裔恩进士纳之溶敬书”木质对联“天之天地之地维命于穆不已，始其始终其终至谋悠久无疆”；

008.纳家营清真寺二天楼楼前所悬清“嘉庆六年（1801年）岁次辛酉孟春月穀旦”“忠惠王后裔庚申科举人纳世雄立”“维天之命”木匾；

009.纳家营大坟地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蔡爸爸墓志铭》；

010.纳家营大坟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纳之秩墓志铭》；

011.古城清真老寺清康乾年间立《清真碑记》；

012.古城清真老寺大殿格子门上悬“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岁次乙未季春月朔四日糓旦”“道自西传”木质匾额；

013.古城清真老寺水房内阿拉伯文碑；

014.古城哲合林耶寺清乾隆年间马得兴等同立《历久当勒》碑；

015.古城哲合林耶寺1939年马秉贤敬题“真理犹存”木匾；

016.古城哲合林耶寺大殿窑窝北侧马云照“后裔”刻马云照生忌日（“生于乾隆庚午三月，卒于道光巳丑年六月初六日”）石刻。

 

六、纳古的经堂教育

 

纳古是经堂教育倡兴有较多资料留存的一个地方。现知道的就有四件。

 

一件是纳家营大坟地的《蔡巴巴墓志铭》。墓志铭云：

先师蔡爸爸，讳璿，字玉徽，乃大理府赵州人也。原自受业于黄老爸爸教下，奋志勤学，颖异超凡。虽得其真传，犹未入室，忽然师逝，自阅滇中，指示无人。先师慨大道之失传，毅然以□先待后为己任。闻楚之马大师四爸爸学识精通，超前轶后，遂负笈游粤西，纡道就学于武昌。立雪攻苦，尽得真传。后奉师命回滇，阐扬正教，剖抉微妙。西迤之名耆宿学，无不造匾，而请以考证其得失。门人云集，英才济济。先师训先谆谆，寒暑不辍。尽人得其真传，而咸奉为指南焉。因而东迤众姓，慕其德教，不辞跋涉之苦，再再谆请。议以□□之纳家营，为时中之地，故□□于□云。时邻村之人，多修馆受业，品学被全滇。受其教化者，不知何如其众多也。未几四载，忽于康熙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告终。呜呼！先师生于滇西，学于湖北，殁于东迤，事由前定，良非偶然。夫立德立言，古人所称为不朽。先师溘然长逝，屈指三十几年。其遗泽流风，爽人肌髓。继自今正教真谛，如汩然之水，流而不息，即谓先师为不死，可也。今门人王从云、张人杰同众人众亲勒石，是以为志。

孝男 蔡继藻 孙蔡乾 蔡坤 仝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吉旦

 

一件是纳家营大坟地的《纳之秩墓志铭》。墓志铭云：

纳公讳之秩，乃前代海梯，清之长子也。自幼从学蔡爸爸教下。凡所训迪，皆能觉悟，蔡爸爸常以后学师范期之。讵料学习未久，蔡爸仙游。公知蔡爸有高徒王爸爸在赵州代师开学，不惜千里，负笈追随，立雪多年。其王师所诲，皆本蔡爸所训。深窥密奥，学成回乡，族内拜请师席，果如蔡爸所期。远近来学，训迪严切，讲解精详。不惟东士受其教育，及迤西各族亦皆普化。痛子学精早逝，幸侄彦明敏堪培，惟将立嗣，加倍养育，颇得心传。想公涵养纯粹，难识其蕴，藏度量之谦雅，难究其高深。不仅训迪之余，朝夕克治，凡有远游学士，皆虚己就正。即村内有不平，秉公理处。嗟呼！公寿不至耄耋，犹使后学凛其模范。美哉！公之行己，如是，即刻之前贤，伟然在望，天堂之美报，不知如何隆厚也。是以见深感庭训之恩，接登师席，家学渊源，子孙贤良，正可望也。特与学长众徒，竭力寿之后记公。生于丙辰康熙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己未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志不忘云。

门徒 蔡坤 马品上 纳安 纳万兴 纳之□□俱授职设教 纳任一 纳铭 马有贵

侄 纳陞 纳斗 纳扬

孝男 纳彦率孙有宝 敬立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吉旦

按：此碑文额题“德山学海”。

 

第三件是纳家营清真寺约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立阿文碑记。《纳古镇》一书录有该碑记马利章译文。特将关于纳古的段落摘抄如下：

也门国王白尼哈米听说中国的伊斯兰教有所变异，他便从众多的教法学家中选了一位名叫尤素福·本·格哈塔尼的学者，带着教法经书，从也门来到中国。他先到了陕西，以《教法大全》为依据宣扬真正的伊斯兰教法。不久他离开陕西到了山东，引导当地的人该如何做。当他听说云南的教门有些荒疏，便从山东挑选了两位学者，一位叫奈智玛尼，另一位叫纳萨哈来到云南，辗转到了蔡爸爸的学堂中。他们认为，这里有些做法不符合教法，也听到晨礼主命拜后念《法蒂哈》，但仅仅只会念，已完全不了解含意。村民在念《作证言》的时候抬起几个指头，他们以为这么做是违背圣行的。经劝说一部分人改变了这一做法。但一部分人一边念，一边用手比划。蔡爸爸反复对我们的祖先解释说，这样做没有什么益处，反而有害。蔡爸爸认为我们的祖先对拜功疏忽，但信仰还是坚定的。他反复讲解教法，劝告我们的祖先，按伊斯兰教法行事。他们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一伙一伙地走上了伊斯兰的光辉大道，逐渐抛弃了许多陋习，从愚昧走向理智。正当他宣扬伊斯兰的种种好处，劝他们坚守教规，大家都有了同感时，蔡爸爸却在莱麦丹斋月病倒了。村中的人都去看望他，围在他的周围。他嘱咐道：我从迤西来到迤东，是学习穆圣从麦加到麦地那的精神……众人啊，希望你们遵照《古兰经》的明文去做。遵守圣行，学习四大哈里发的德行，坚持伊玛目艾卜·哈乃斐的主张。你们要尊重也门爸爸，你们不要轻易改变我所行的，谁改行异端，那么我跟他是无关的。

……

 

第四件是白寿彝《滇南丛语》文中的“蔡老师祖”一节。其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蔡老师祖，大理人。康熙年间，与马老师祖赴满克朝觐，路经河西纳家营。时纳家营的两村因宰鸡细故，激而反教。蔡、马闻之，大加劝解，不服。后蔡决定留下，“欲止寺中，村人不许”。只能住在村中。见“寺中既无人礼拜，往来之人稀”，乃制作种种糖食，吸引两村儿童，教之诵经。久之“两村儿童之能诵习经文者以一二百数，则渐教之礼拜”。见“村人欲求进一步之宗教上的摆脱，且将择日备度宴客，大开饮食之戒”，乃以“何必如此，过露形迹，徒惹人笑耳”，不若“以后徐图之”相劝，遂使此事未发生。后面对村人的“我吃鸡血，幸勿弃也”，乃以“盐拌花椒五香水代血，并为去毛洗剥”的办法，使“村人既利于坐享，复喜其味美”，从而使村人摒弃了吃鸡血的陋习，蔡的人缘也日益好了起来。这时他“乃开始劝众人入寺礼拜。其初，村人有意挪揄，由蔡在前领拜，而众在后任意玩笑。蔡听之而已，不纠正也。稍久，村众渐有礼拜习惯，然入殿仍不肯脱鞋，且将水烟袋挂在殿外，旱烟管携在身边，每拜后，殿中泥污不堪。蔡必备水，用布净拭之，不怒亦不言也。再拜，亦然。众中有忠厚者，见状不忍，曰：我等每拜后，劳老官洗拭，不如脱鞋上殿。自是，各项应守之仪节始渐上轨道矣”。十数年后，在蔡的苦心培植下，“听训诸生皆已成立”。蔡乃“大会村众，宣布伊斯兰信士应守戒各条，期以必遵”。鉴于是时“蔡之德化已深，诸生之拥护方坚，两村翕然改观，均为笃实穆民矣”。“蔡没之日，两村以争殡于本村以为荣。时值聚礼，纳营人礼拜后，蔡遗体已为古城人抬去，并遣人执兵守寺门，禁纳营人外出。纳营人曰：师祖不殡于纳营，宁不许纳营人送葬乎？纳营人既得出，各返家取武器，追古城人而与之斗。空中有人语曰：此非所以爱我也，我至不愿。村人感泣乃罢兵，即其地掘土为穴，葬如仪。”蔡死时常曰：我为河西出一斗芝麻的念经人。迄今，河西之大阿林虽稀见，然念经之风甚盛。云南境内各处开学者，仍以河西人为多也。

 

这四件资料，特别是第四件，虽未必尽实，但却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为它说明了或者说记述了纳古乃至整个云南经堂教育的许多重大问题。如：

 

（一）记述了经堂教育倡兴前纳古伊斯兰教的衰落情况

 

比如疏忽拜功，无人或少人礼拜；对《古兰经》文“仅仅只会念，已完全不了解含意”；有吃鸡血等“许多陋习”；有一些宗教遵行“不符合教法”；等等。

 

（二）概述了纳古伊斯兰教经学的渊源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直接源于大理府赵州人蔡爸爸。而蔡则是受业于滇中的黄老爸爸与武昌的马大师。此黄老爸爸，可能就是作为《经学系传谱》中的冯伯庵先生弟子之一的“云南黄师”（冯的另外弟子中有少山张先生、明龙马先生）；而武昌马大师，可能就是马明龙。这样，纳古经学的渊源则可直接追溯至滇西、滇中与湖北武昌。如果第三件材料中所述的情况属实，那纳古经堂教育所传的经学就又可以直接与也门学者尤素福·本·格哈塔尼、山东学者奈智玛尼与纳萨哈挂钩了。此也门学者尤素福·本·路格塔尼，是否就是《经学系传谱》中的那位游传《费格》诸条，厘正教款（兹士学者从之者众，沾益甚薄，及知都中奸宄缠头妖言之变，而幡然归国，其神也哉）的“逸蛮阿轰”，笔者不敢断言。而两位山东学者，笔者在济南、济宁调查中均未闻。可有具体名字，却也很值得研究追究。

 

值得着重说明一点的是：以上所述纳古伊斯兰教经学的渊源，只是从蔡璿在纳古和整个河西倡兴经堂教育开始。至在这之前纳古伊斯兰教经学的状况如何，是否主要是以穆斯林家学或其他形式存在等等，都有待进一步追究。但按道理来推，自赛典赤·赡思丁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云南起，云南伊斯兰教经学的传授系统就应该是开始了。鉴于赛典赤·赡思丁是圣裔出身，他的子孙又广泛散布于云南各地，赛氏后裔传承的经学被尊称为是“圣裔真学”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之秩的父亲纳清，在蔡璿至纳古倡兴经堂教育经学之前，就是纳家营清真寺四掌教之一的“海梯”，想来也可以认为是受学于从赛典赤·赡思丁开始的经学系统。这样，据说杜文秀有亲自为纳古的题匾“圣裔真学”，也就不仅仅是赞誉敬仰纳古，而是言而有所根据了。如果这样说成立，那纳家璧文所说的“在蔡璿来到这里以前，纳古本乡当地还有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从纳数鲁到以纳清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育世传师系”，就可成立了。

 

（三）明确记述了纳古经堂教育倡兴的大致过程

 

大致过程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传入阶段，以蔡爸爸至纳古倡兴经堂教育为开始。此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经师外来，即经师来自纳古以外。二是扎根阶段，以纳之秩被族内拜请为师为开始。此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经师乃或本地人。三是向外散布阶段，纳之秩子纳彦及众授职设教门徒（多数为纳古本地人）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即纳之秩逝世30多年后为其立的墓志铭，则是其最有力的说明。此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本地人出身经师和由本地培养的外地人经师（如蔡爸爸之孙蔡坤）已大可满足本地经学需要，可被外地请去授经。

 

（四）说明了纳古经堂教育的倡兴有典型的伊斯兰宗教复兴的意义

 

经堂教育的倡兴本身，就有基于教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即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而复兴伊斯兰宗教的意义。但这种意义表现得像纳古这样明显、典型的情况，却不多见（部分原因是他处缺乏经堂教育的倡兴前的教门状况资料）。这样，纳古经堂教育的倡兴就很明显的同时也是纳古伊斯兰教的复兴。

 

（五）说明在经堂教育云南学派正式形成之前有一个可以暂时称作“前云南学派”的“河西支”的存在

 

显然，这与蔡爸爸生前有“我要为河西出一斗芝麻的念经人”的期望有关，也与河西的念经习经之风乃是源于蔡爸爸的提倡有关。蔡不仅将纳、古二村，而且将整个河西各穆斯林聚落作为自己的传经对象。这样说在纳古经堂教育最繁盛的康乾时代，河西当是整个云南经堂教育的一个中心，不仅“东土”即滇之东部受蔡学的影响，而且“迤西”即滇之西部亦皆受蔡学的普化，因而暂用“前云南学派河西支”或蔡学来称述蔡爸爸所倡兴的经学，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六）点示出河西支经师在整个云南伊斯兰教经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说第四件资料最后所说的“迤今，河西之大阿林虽稀见，然念经之风甚盛。云南境内各处开学者，仍以河西人为多”，乃点出了一个河西伊斯兰人才济济的基本事实。

 

今纳古被誉为“有一担二斗芝麻尔林（学者）”的地方，是一证明。

 

《纳古乡回族史通讯》根据初步统计所说的自元末明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纳古有关的知名阿洪就多达350余人[5]，也是一证明。这350余人据说“绝大部分到各地都当了教长。其中的女姓则成了师母，还有的成了境外的教长，如泰国清迈教长纳福升、纳文彬、马恩仁、马福升、马为龙，缅甸景栋教长纳国安等”。

 

1994年应聘就任古城清真老寺的教长、嵩明人马新三阿洪所说的他清楚记得80年前嵩明县有7个穆斯林村寨的掌教都是纳古人，则又是一个证明。

 

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任纳家营清真寺教长，被称为是纳氏经学世家之佼佼者，德高望重，学富五车，有“经状元”美称，誉满全滇，传系经学大师马联元之业师的纳高才，一生执教30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从学者不下千人，可“穿衣”者仅28人。著名经师纳明安(1890-1943)在云南蒙化（今巍山）创建第一所中阿并授中学——蒙化私立兴建中学，在滇西保山、巍山颇具名望，懂中、阿、英三种文字，被纳兰珍文誉为“云南经堂教育改革先行者”的著名阿洪纳润章(1900-1971)，就更是证明。

 

以上一切证明更表明，在经堂教育云南学派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之后，河西支仍然是很有影响或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支。

 

（七）充分证明了随着经堂教育的倡兴纳古就开始成为一体

 

蔡爸爸在纳、古二村倡兴经堂教育，也是纳古整合或纳古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使蔡爸爸成为纳、古两村共同尊敬的经学鼻祖和宗教复兴者。蔡逝世后，两村的“发争殡于本村以为荣”，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蔡和蔡学乃纳古两村整合的一个新的、强烈的纽带。

 

（八）充分说明了蔡璿是回族穆斯林的一位杰出教育家

 

上摘编的第四件资料，虽然在事实上有不实之处，也的确如纳家璧《从纳古“蔡璿碑”和“纳之秩碑”看云南回族早期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一文所说的有把纳古两营穆斯林说得“蛮”气十足的嫌疑，但内中所描写的蔡璿的教育方法，不可能来源于虚构。这种教育方法集经教、权教、因教、喻教、德教于一身，简直就像是对他的同时代滇西老乡马注（1640-1711）《清真指南》“因教”部分所说“教法有九”的一个生动注释。而他进行宗教宣传和宗教教育所采用的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坚持原则、灵活掌握、胸怀信仰、不急不躁、亲自动手、以身示教、巧动脑筋、勇于创新、巧寻替代、婉转解决等个体而有效处理问题方法，更是让人叫绝。依笔者看，应该把他定位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应该指出的是，上引四件资料的可圈可点、需要介绍的内容并不限这些。既然我们已将有关内容尽可能作了引用，就是盼望读者能感悟或揭示出更多的研究线索来。

 

最后附带要提一下，经堂教育的倡兴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基础的。这就需要研究清真寺的常住，特别是常住中用于发展和支持经学的部分。纳家营清真寺的公项碑中列有专门“施入经馆”的田地，就是证明。对此，限于篇幅，只能从略。

 

七、纳古的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纳忠、纳训

 

纳忠（1910- ）字子嘉，经名阿布杜·拉赫曼。1岁被送至昆明父亲处。6岁入永宁清真寺小学。4年初小、3年高小后又随著名阿洪沙平安（1879-1956）在清真寺念经，学习阿拉伯文。13岁后在田家培（1870-1944）哈吉劝说下入云南高等经书并授学校，被编入乙班。因这里的“经书并授”难以满足其求知欲，便在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科技类书刊，并写通俗文章向社会介绍伊斯兰教。继之为追求更多知识，又转入当地中法学校学习二年。18岁时因不满中法学校体罚学生，又转入刚成立的昆明明德中学，并被云南振学社特聘为《清真铎报》主编。1931年被选送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深造。1932年译埃及著名学者哈桑·曼苏尔著《伊斯兰教》一书。1936年荣受爱大最高委员会授予的学者证书。留学埃及期间，即对库迪·阿里的《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艾哈迈德·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等名著进行了初译。1940年回国后任云南昆明明德中学代校长。1942年底开始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阿拉伯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并兼外语系阿拉伯语教授。1947年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特邀任该校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初，继续在云大任教，撰写了《回教诸国文化史》、《阿拉伯近现代史》等专著，翻译编辑了《阿拉伯与古典史料》等文献资料。1958年调北京外交学院，任阿拉伯语教授兼部主任。1962年至今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并多次兼任系主任。有专著、译著20余种，著名者有两卷本《阿拉伯通史》、多卷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1983年被巴基斯坦希吉莱国际奖金委员会聘为提名委员，1985年被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学会推选为该会通讯委员。

 

纳训（1911-1989），字鉴恒，经名穆罕默德·努尔。童年时代接受经书并授的教育。后入昆明明德中学学习，成绩优良。1934年由明德中学保送至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1939年作为开罗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一员赴麦加朝觐。1941年毕业。鉴于当时国内正值抗日战争，交通断绝，遂留埃从事翻译。除《一千零一夜》最早中译本《天方夜谭》之外，还将鲁迅《风筝》、朱自清《背影》、柳宗元《捕蛇者说》、曹禺《雷雨》、罗峰《绝命书》、因公《孙中山先生的生平》等中文作品译作阿拉伯文，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回国，先后任昆明明德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同时兼任《清真铎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工作于云南民族学院、云南省文联。1955年又一次前往麦加朝觐。1960年被调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从事《一千零一夜》全译本的翻译。译著有20世纪40年代5册本《天方夜谭》，1958年版3卷本《一千零一夜》，1984年版6卷本《一千零一夜》及单行本《古兰经的故事》、《阿拉伯名哲学家传》、《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一千零一夜故事选》等。

 

二老的生平即如上述，而二老生平的价值和意义，则可概括几点如下：

 

其所从事的阿拉伯语、阿拉伯学教学、翻译活动，可谓是为中国开拓了一个新的有世界意义的学科领域。故二老与马坚、刘麟瑞等前辈一起，被学者尊为我国阿语界的“泰山北斗”，与马坚一起成为我国阿语界和阿拉伯学界的穆斯林“三杰”，从而也就是纳古发放出的两道亮光。

 

其以《一千零一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阿拉伯通史》为代表作（三大名著）的学术成就，可谓是将阿拉伯-伊斯兰的作品、知识首次在中国普及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普及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也就标志着纳古伊斯兰文化已上升到一个颇高的品位。

 

其通过自己的学经求学实践，使阿拉伯语走出了经堂，使阿拉伯学问不再仅是穆斯林所专有的学问，使穆斯林学子通过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学问的学习不再仅是充当经师，而是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既可以服务宗教，又可以服务国家的道路。

 

其通过自己的译著所阐述的观点，如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中必须互相学习、互相充实的观点，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在文化上专门引进毫无创造或专门创造毫无引进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发展变化的观点等，给客观地研究伊斯兰教，特别是研究伊斯兰文化指出了方向。

 

其所遵守的经书兼通、学无止境、造学以国情之学为本的“学道”，乃是其祖先赛典赤·赡思丁，其前辈纳古纳氏前辈治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赛典赤·赡思丁的倡导儒学，纳古纳姓前辈的学经又学儒或白天读书晚上习经，以及白亮诚致纳训书信中的“凡国人必知其国之历史、政治，始可以言造学，其学始能有所树立。若空谈学理，无补于世，即学富五车，于己身何济？于国家何益”等等，都说明纳古纳氏在求学治学上继承发展了其祖辈开创的学道。他们继承和怀念祖先，并不是以祖先的成就和身份地位自居，而是以承续祖先的优良传统为己任。

 

其学、其德、其学术成就说明了二老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中的佼佼者，是中国从事阿拉伯语、阿拉伯学、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学者们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附带再说几句。即在笔者参与撰写《中国伊斯兰教史》之前，曾与同事一起拜访过纳忠先生，向先生征求过对编写大纲的意见。先生的那种爱国热情，那种开放态度，那种对家乡云南伊斯兰教的深深热爱，那种对我们所寄托的厚望，都深深打动了笔者，使笔者至今难以忘怀。故在写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时，一开始就想到了先生的家乡。现在总算如愿了。只是限于条件和精神，所能提供的材料不多，而所表现的热情，也难免显得有点空洞，望先生见谅，读者见谅。

 

八、纳古伊斯兰教内外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

 

《纳古镇》一书在讲到纳古镇的政治部分时，曾着重指出：纳古的“赛氏后裔们以自己卓而不凡的政治智慧，在19世纪中期历时近20年的全民性劫难中，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回汉互保）求得自我生存的政治奇迹。这一奇迹在中国回汉民族关系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已引起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关注”。这无疑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和高扬的课题。不过，我们研究的是伊斯兰教。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纳古纳氏后裔所创造的这个政治奇迹，乃是纳古伊斯兰教内外和谐相处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典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就拟按此角度作点研究分析。鉴于笔者至昆明后发现不具备作深入调查的条件，故只能暂时根据散见在《纳古镇》一书的一些材料及《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所载田应昌、纳家瑞文作一提要式的粗陈。

 

（一）纳古穆斯林内部各大姓氏之间的和睦相处

 

纳古两营（村）穆斯林内部，主要有纳、马、合、李四大姓氏。这四大姓氏据说从古至今关系都十分融洽。共同的信仰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密切的通婚关系使他们之间“非亲即戚”也有很大关系。各大姓氏之间都格外注意协作、团结，也起很大作用。

 

（二）纳古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和睦相处

 

纳古两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先民，都是今日纳古这块土地的开拓者，共同的生活起点和生存需要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开发，纳古这块多乱石、多沼泽、少耕地又少矿产资源、不适于农耕经济的地方变成了青山绿水、碧波荡漾、农业比较发达、手工业和马帮贸易比较著名的地方。所以从他们的先民来到这里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相当融洽。据说穆斯林每年过圣纪节，都要邀请非穆斯林的汉族族长、乡老或代表参加，而非穆斯林的汉族同胞则要给穆斯林的回族送去壮牛、壮羊，以表庆贺。同时，每年汉族同胞农历十六赶庙会时，也盛情邀请回族穆斯林族长、乡老或代表来出席，并专门请回族穆斯林厨师来办清真宴席款待。

 

此外，在纳家营汉族清代所建的祭祀场所——奎阁中，据说有一个奎神名马天君，是唐王在用3000汉族人换800回回时，从回回国换来的。他有很大的神力。纳古汉族人常给他敬香，敬素食，遇穆斯林过圣纪时汉族人还要宰小牛、小羊来祭他。

 

另纳古穆斯林、非穆斯林间也有通婚的。不过见到的是非穆斯林女性嫁到穆斯林男家并随之皈依伊斯兰教。

 

此外，民国时期江川汉族人缪、张、王姓几家来到纳古。纳古穆斯林并没有强迫他们随教。相反是清真寺卖地皮给他们盖了三所房子住下，从而叫做“三家村”，这反映纳古穆斯林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三）纳古伊斯兰教两派三寺间的和睦相处

 

哲合林耶传入纳古前，纳古穆斯林同属格底目，和睦相处当是自然之事。哲合林耶传入后，除了初有少许的派别间不够尊重外，未闻有大的矛盾、纠纷发生。特别是一些知名阿洪，都特别注意维护两派三寺间的和睦相处。

 

（四）纳、古二村间的和睦相处

 

按《清真礼拜寺碑》，纳、古二村向有“亲故之谊”。后为开沟引水灌溉有过一些争端，也曾对簿过公堂，但两村民众都认为这是忘“亲故之谊”，即认为不能因这点事伤了和气，伤了友谊。

 

（五）大回村、纳古格底目、纳古哲合林耶之间的和睦相处

 

大回村，也称大东沟，今属通海河西区东渠。离通海县城21公里，离纳古15公里。系马明心之孙马世麟及其全家继他郎之后在云南的居住地，哲合林耶在云贵地区的一个中心，著名的云南东沟惨案即发生于此。马世麟也在此遇难牺牲。

 

大回村穆斯林多系哲合林耶，与纳古哲合林耶关系和睦自不待言。至与纳古格底目也能和睦相处，原因有三：一是大回村和纳古民国时期及以前都同属河西，蔡璿在纳古以及河西倡兴经堂教育时，大回村、纳古以及下回村、小回村等等河西重要穆斯林聚落皆在蔡学的普及范围内，有共同一致的经学渊源；二是大回村也是一个像纳古一样历代人才辈出的地方，至今在马月庭家中还存有一块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钦命提督云南全省学政户部福建司郎中兼翰林院检加二级纪录二次戚蓼生为岁进士”的匾额；三是基于纳古格底目与哲合林耶之间的和睦关系，纳古格底目也格外与大回村保持和睦关系。传著名阿洪纳本慈（1926-1995）1979年任纳家营清真寺教长后，还坚持亲自前往大回村为哲合林耶做节，表示对哲合林耶尊重的传统要继续下去。

 

（六）咸同滇变中河西东乡坝“回保汉、汉保回”事迹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十六至十九日，云南省城昆明发生回族穆斯林惨遭血腥大屠杀的事件。一时之间血雨腥风横扫全滇。河西境内穆斯林也起而自卫，于是讹言四起。非穆斯林的汉族和穆斯林的回族开始互相猜疑，剑拔弩张，形势险恶。在这危急关头，河西东乡三十六营的回族穆斯林绅老和非穆斯林汉族绅老共同倡议在有汉、彝、回等民族居住的三十六营范围内，实行“回保汉、汉保回”，回、汉、彝三为一体的互保。

 

事情的经过，按田应昌、纳家瑞《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试论咸同滇变中河西东乡坝“回保汉、汉保回”的事迹》一文的叙述是：在东乡坝回、汉、彝各族人民面临灾难之初，纳古回族穆斯林曾在清真寺内集会商议，有的主打，有的主和。最后大家以回、汉、彝各族人民团结为重，推举清三品花翎都游击纳凤春、东乡坝付团绅纳太寿、纳古穆斯林领袖纳海等为代表，前往东乡坝找汉族团绅公孙烁商议。由于纳凤春和公孙烁的先辈过去曾同路上京赶考功名，两家子女也以兄弟、姐妹相称，成为你我同心的“金兰世交”。而这时公孙烁又身为东乡三十六营的团总，在汉族中有很高的名望，纳凤春、纳太寿、纳海等又在回族穆斯林中颇有威信，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随着马如龙的返据徽江府之新兴州暨驿馆等处，东乡坝汉族感到威胁即将降临，于是派代表赴纳古找回族穆斯林代表纳凤春、纳太寿、纳海等人商议。后双方数次在纳古、四街、七街和公孙烁客厅会议，协商组织回、汉共同联防，实行回、汉互保，并订下了双方不杀一个对方人的协定，从而使东乡坝回、汉、彝各族群众在此后的近十年（1858-1866年）中免遭了灾难，与附近下回村、大东沟等地的穆斯林几被杀绝，清真寺多被焚毁，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事后，即清同治六年（1867年），为了互表感谢，互表希望加深友谊，回族穆斯林一方送给七街汉族非穆斯林一方刻有“和气致祥”四个大字的石匾和一幅清代著名书画家钱南园的《瘦马图》；而汉族非穆斯林一方则送给回族穆斯林一方一块书有“屏藩东里”四个大字的木质匾。此“和气致祥”石匾，最初被七街人砌于村东龙海寺门外照壁内，1985年照壁被拆，仅剩“和”字被保存于七街村公所；而《瘦马图》，现仍被公孙烁的后代妥善保存着（《穆圣后裔》一书有录）；至“屏藩东里”木质匾，现仍保存在纳家营清真寺内。

 

以上六点说明，纳古伊斯兰教确有一个注意内外多方面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这就有力地说明了伊斯兰教在今日建设和谐社会的全民活动中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因这个优良传统本身就是历史证明。鉴于此，本文在介绍完了这一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之外，还想简单概述一下笔者认为的纳古为何会有和为何能长久保持这一传统的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个基本原因是纳古珍惜来之不易的友谊种子。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具体说来就是回、汉等民族之间的友谊，是他们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是未来长时间内新的、更深厚友谊的种子，需要十分珍惜和呵护。设想，如果没有纳古穆斯林先辈和七街人汉族公孙烁先祖结成的“金兰”之交，是很难想象在危难关头会有咸同滇变中东乡坝回汉互保之花开放的。所以珍惜来之不易的友谊，是形成、维护和发展这一优良传统的一个最基本条件。

 

第二个基本原因是纳古注意靠平时的教育和个人修养来作基础铺垫和数量积累。

 

阅看《纳古镇》一书所录纳古穆斯林为亡故亲人所立墓志铭，像“持家务以勤俭，处乡里以和睦，待亲族以诚信”、“行表有丘山之乐，动作有和厚之容”、“忠厚存心，和平处世”、“累世忠厚”之类的词句随处可见，可见纳古以“十二分的宽厚”要求个人，以“十二分的融洽、美满”要求家庭，以“互谦、互让、互助、友爱”要求所有聚落中穆斯林，绝非只是口号，没有这作基础，我们所介绍的纳古的这个优良传统便失去了根基，没有这作基础，一步一步的进行积累，到时候是难开出动人之花的。

 

第三个基本原因是纳古注意及时化解不和谐的因素。

 

纳古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不和谐。纳、古二村关于灌溉用水的矛盾，各姓氏间关于坟地的争执，哲合林耶刚传入时的不愉快，两村人为争殡蔡爸爸而发生的近乎械斗等等，都说明不和谐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能不能为了和谐、更和谐的共同目标而及时将不和谐的因素、苗头化解。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老年科研基金研究课题“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得到纳家营清真寺主任马华，古城清真老寺纳全培，古城哲合林耶寺纳林成、叶妹、马碧翠的大力支持。部分资料系纳国昌、马颖生二位老友提供。特此一并致谢。)

 

注释：

 

[1]纳为信著书第161页则称元朝史料中的“阿僰”，今属彝族。

[2]另纳为信著书第186页云：回族历来实行族内婚，但同姓不开亲。1946年实行了一次婚姻习俗的改革，其中有开亲一条，即“同姓五代以上开亲，但姑表亲不限”。

[3]《中国穆斯林专辑：云南卷》也主此说。称该寺是“元代至元间纳氏祖先随军迁居此地时所建”。而《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载高发元、李维耀《欣欣向荣的纳古回族乡——乡情调查报告》称纳家营清真寺“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是纳古乡回族先辈随元军迁居此地后建立的”。

[4]马云照生平部分系参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与《纳古镇》一书所录古城拱北守护人马荣丰老人介绍。

[5]《高原》2004年第4期载（甘肃）优素福·丁培兴《纳家营的魅力》一文称纳家营“有史可查的知名阿洪达400多人”。

 

参考文献：

 

[1]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白寿彝：《滇南丛语》[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3]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4]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5]纳家璧：《从“蔡璿碑”和“纳之秩碑”看云南早期的伊斯兰文化教育》[A].纳家瑞：《纳家营的“源”与“流”》[A].昆明伊斯兰经学院：《穆斯林青年选辑（上册）》[C].昆明：内部资料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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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子华、姚继德：《云南回族人物碑传精选》[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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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占伦：《云南回族苗族百村社会经济调查》[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11]刘树生等：《中国穆斯林专辑：云南卷》[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12]纳麒：《传统与现代的整合》[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3]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14][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杨永昌、马继祖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15]桂阳：《纳速拉丁的后代神奇的土地——记纳家营及其清真寺的沧桑巨变》[J].《云南穆斯林》，2004，(3)。

[16]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来源：《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