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牛街礼拜寺（资料图片）

明清两朝北京地区众多的清真寺中，有4座著名的“官寺”，即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普寿寺、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礼拜”、“清真”、“普寿”、“法明”，这些带有浓郁中华文化色彩的名字，都来自于明代皇帝的敕建寺额。依据现存碑刻史料，以及笔者的研究，大体可以断定，明朝对于清真官寺的赐额至少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应陈友所请，为东四、锦什坊街、安定门内二条3座清真寺请额，明英宗分别赐予“清真”、“普寿”、“法明”寺名。陈友在《明史》中有传：是穆斯林，其家族世代为武官。陈友在明朝与蒙古瓦剌部使节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明朝很多武官，以及瓦剌部中部分使节都为穆斯林，穆斯林在明朝对外交往和武备方面有重要作用。明英宗给3座清真寺赐额，应有优柔北京穆斯林群体的意味。第一批被皇帝赐额的3座清真寺都在北京内城，赐额后，3座清真寺都得到了大规模的整修重建，这些重建工程基本上在一两年内完成。

就在此后不久，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北征瓦剌惨败被俘，于谦等大臣拥立景泰皇帝，积极抗击外敌。由于陈友等穆斯林将领曾经积极推动明朝与瓦剌的交往，而现在明廷与瓦剌由和转战，朝廷开始对陈友、詹升等穆斯林官员有所不满和猜忌。陈友等人也因此离开北方，调往云南镇压少数民族叛乱。景泰八年（1457年），被瓦剌释放的明英宗发动复辟政变，再度取得皇位。明英宗对穆斯林态度比较友好，参与英宗复辟的太监中就有回族。陈友等回族武官在平息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中取得功勋，穆斯林武官再度得到明廷重用。成化十年（1474年），应履历与陈友十分类似的回族武官詹升所请，明宪宗赐牛街清真寺“礼拜”这一敕建赐额。

也就是说，北京伊斯兰教四大官寺，可能分两次赐额，牛街礼拜寺（在南城外）是第二批，其他3座清真寺（在城内）是第一批，两批官寺产生相隔20多年，大体都是15世纪中期。第一批申请成为官寺的核心人物是陈友，第二次帮牛街申请官寺的是詹升。这两位穆斯林武官都跟外交、征战有关，官寺的出现跟当时明朝的政局关系密切，许多穆斯林直接参与了明朝和蒙古瓦剌部的使节交往、战斗以及当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等地的平叛，明朝要重用他们，所以给清真寺官寺地位。不过，因为拥立景泰、英宗复辟，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关历史记载有些混乱，但总体来说年代记载差异并不大。“土木堡之变”前后北京的时局，可以视为北京清真官寺制度开始确立的时代背景，由于朝廷外交与武备的需要，北京穆斯林群体受到重视，北京清真官寺制度就诞生于此时；北京地区穆斯林中广为流传的回族“纱灯老人”夜间给被俘虏的明英宗送食物、保护英宗的传说，也是这一时代背景的曲折反映。

明代四大官寺，原本以东四清真寺为首，当时回族仕宦多居住在城内，而牛街地区还属乡野，当时被称为“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明嘉靖年间，北京增筑外城，牛街才纳入城内。牛街礼拜寺能够后来居上，跟牛街穆斯林聚居区经济地位上升关系密切。牛街是明清招待蒙古来使的地方，明末已经成为商业繁华之地；清兵进入北京后，内城只能居住官宦和满族八旗，城内回族仕宦大都迁居牛街，牛街遂成为北京最为重要的回族聚居地，牛街礼拜寺也因此成为四大官寺之首。康熙中后期，清廷为减少靡费，限制蒙古进贡次数，牛街经济开始下滑；晚清时期，内地与塞外贸易多走西直门，北京北城外的马甸成为牛羊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回民很多。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马甸的民族小学，周边原本即是回族聚居区。

北京官寺制度的建立与变迁，同北京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都有直接关系。成为官寺，清真寺掌教会得到朝廷礼部颁发的札付，被称为“冠带住持”。皇帝颁发清真寺的敕建寺额，礼拜寺颁发给掌教阿訇的札付、冠带，是清真官寺的重要标志。清真官寺制度在明清两朝，是全国普遍实行的清真寺管理制度，官寺是回民在明清两朝制度性设计出来的官方代表，在外交、民族政策等方面接受朝廷的咨询，在保境安民、管理教坊内回民事务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在帮助回民同政府各部门打交道、澄清事实、争取权益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便利。

以往我们对回族史的研究，较多侧重于回民起义，对于清真寺的研究也较多关注三掌教等回族教内的民间自组织形式；相对来说，回民、清真寺如何与中央政府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打交道，回民、中国伊斯兰教如何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当中，这些研究还相对薄弱。清真官寺制度的探讨，对于填补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空白，对于探讨当今宗教事务管理的历史积淀，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张锋阿訇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

（来源：2015年3月17日《中国民族报》，引自天穆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