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伊儒会通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发起的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学为主的本土文化相会通的文化自觉活动。刘智、王岱舆等思想家及其译著成果，不仅在思想文化中，也在民间化、日常化的信众生活中，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清末民初，马启西在继承刘智等思想的同时，以阐释宗教功修道德内涵为切入点，通过诗联创作和语录教诲等方式，推动了伊儒会通思想的通俗化，丰富了伊儒会通思想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使之在普通信众中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实践为激发伊斯兰教中国化内在动力、彰显宗教人士作为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体性和创新伊斯兰教中国化路径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马启西；伊儒会通；宗教中国化；宗教实践

作者简介：丁钰梅，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博士后；罗林，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编号：19ZDA238）阶段性成果，并受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编号：20YBB20）资助。

一、引言

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发起了一场体现文化自觉活动，以译撰为特征，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特别是明清时期，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在思想文化层面推动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我们称这一学术文化活动为伊儒会通。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既提供了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体系融会外来文化的典型案例，又深刻反映了伊斯兰教主动适应中华文化的历史逻辑。作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宗教哲学思想，如何将伊儒会通从学术层面的理论转换为通俗化的观点，且能指引普通信众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适应世俗社会的实践，乃是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点之所在。

清末民初，秀才出身的马启西[1]（1857-1914）以王贷舆、刘智等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学者伊儒会通思想为蓝本，阐释《清真大学》《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和《天方至圣实录》等汉文伊斯兰经典，对之作出符合时代的解读，特别是通过创作汉文诗联的方式转化伊儒会通思想，推动其通俗化进程，使之成为普通信众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主动融会儒家社会伦理的具体实践。马启西将伊儒会通思想从哲学层面理论转而为信众日常知识的一部分，在思想与实践两端都有益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如学者对其评价的那样：“西北伊斯兰宗教人士中，通天方各类经典，奉圣行传教四方者，为数不少。但同时步入孔门，誉为‘孔门的颜子者’，却寥若晨星。”[2]顾颉刚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考察西道堂后，对马启西作出这样的评价：“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教作百世师。”[3]这副楹联现在被镌刻在临潭西凤山麓马启西陵园的门柱上。吕大吉先生也在考察西道堂后提出：“马启西是王岱舆、刘智的真正继承人。他不仅在宗教思想的阐发上，而且在创立西道堂的宗教实践中贯彻了王岱舆、刘智开辟的这条行之有效的正确道路。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介廉(刘智字）种子，官川开花，我要结果。’马启西幼年其即研读儒学经典，并通过科举考中秀才，显然是在伊斯兰教和儒学两种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故伊斯兰教儒学两种文化在他身上达到一种自然的结合。”[4]

刘智伊儒会通思想将伊斯兰教寓于儒家的社会教化与道德关怀之中，认为穆斯林履行宗教五功是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的内在关联之所在，既是实践伊斯兰教信仰的基本功修，亦是提升个人修养，锤炼道德，涵养中华文化品格的重要载体。相较于刘智“键户清凉山中，十经寒暑，翻阅既多，著作益富”的学者身份，马启西宗教人士的身份，在指导信众的日常宗教实践时，继承刘智对儒家社会教化与道德秩序建构的思想，并以信众更易接受的、具有中国传统的诗联形式进行阐释，充分地彰显了宗教人士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主体性。这既是伊儒会通思想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亦是实现伊儒会通思想民间化、大众化的重要实践，有力地激发了深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在动力。马启西教诲教众说：“儒学乃中华文化之主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我等务必研习精通，此乃守本也。儒学亦君子之学，教人知书达礼，由修己而推己，久久为功，润物无声。……若汝等既通儒家经籍，复识介廉之典，可明教修道，兼顾天道、人道，如此，乃幸甚至哉。”基于此，周燮藩先生认为：“刘智会通诸家折中于天方之经，……而马启西祖述清真教正统，宣扬金陵介廉氏之学说，以发扬清真教学理，……马启西是中国近代伊斯兰教史上一位引领时代风气而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5]本文以马启西关于宗教功修内涵的阐释为切入点，探讨其对伊儒会通思想的忠实继承、创新诠释和实践引导。

二、马启西对念仪的内涵阐释

刘智等译著是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活动，而马启西则是将其深奥的哲学内涵根据信众的实际情况进行通俗化阐释的尝试。

念仪是伊斯兰教五项宗教功课之一，刘智对其阐释曰：“不诵辞，无以证，不知义，无以明。无证、无明，则念无基。不信，则无实；不恒，则无成。无实、无成，则念无功。”[6]就是说，伊斯兰教要求信众在功修方面要做到口舌表白与内心诚信完全一致，表里如一，而不偏废。这其实也反映了伊斯兰教认识论、实践论和修养论的统一。刘智进一步论述其所具有的道德内涵：

念者，心乎主宰之谓也。有心念，有口念。口念以时，心念无时。念之功用大矣哉。凡为念者，有十制。……圣人曰：“维念，百功之髓，万善之元。仁者恒念，克终无虞。’修道者，甚不可以无念也。”[7]

本然至善，念之则无恶。本然至清，念之则无染。本然至真，念之则无妄。夫念至于无恶、无染、无妄，即还本原之境矣。…五功之中，惟念居首，惟念为大，惟念枢轴一切功。[8]

刘智对于念功的论述强调“无时”的“心念”，凸显的是“至善”“至清”“至真”“无恶”“无染”“无妄”的道德境界。这是刘智心性理论的重要内容。

马启西继承这一思想，并从心性理论中“人心”的角度作出了通俗的阐释：

既为教生，平日要存今日敬；

审慎赞念，内里不洁外里空。[9]

他认为作为一名伊斯兰教信仰者，首要的是平素要怀揣对信仰本身和信仰对象的敬畏心。“敬畏”在伊斯兰教的经训中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重要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被不断提醒的规训，认为“敬畏”既是对信仰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又是一个信仰者必须具备的宗教操守、修身准则和美好品德；即“敬畏”的心理构建起一个信仰者认识信仰对象和实践道德内涵的出发点。“敬畏”为阿拉伯语“泰格瓦”（Taqwa)汉译，意为“自慎”“谨防”“虔诚”等，深刻地反映其蕴藏的道德意涵。马启西这副诗联所表达的意义是，作为一名信仰者，首先要在道德上有敬畏心。他特别强调，这个敬畏心要在平素的日常中始终保持，而非一时一刻的心理和态度；他又强调履行念功时要怀有审慎的态度，保持内心的纯洁、洁净。这也对应了刘智的论述：“人有内德五焉：心也、性也、知也、几也、微也。……万物本乎心，成乎意。”[10]“心何以清？清于外境之无所扰，尤清于内德之无所蔽。”[11]这幅诗联强调的是人要做到内清外洁，表里如一，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清洁，否则信仰者关于信仰的表达是缺乏内涵，甚至是没有意义的，是徒劳无益的。那什么是内心的“不洁”？他指的是人在各种欲望的促使下内心出现的伪信、邪念和悖逆等。

关于“清心”的境界，马启西在诗联中这样说：

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

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12]

他认为真正的“清”是“一尘不染”，纯粹的“真”是“万缘皆空”。这副诗联既贯穿了伊儒会通的思想，要求做到“知行合一”“名实相副”，体现了宋明理学的主张，“万缘皆空”“一尘不染”的精神理念，又体现了佛道的思想境界。

马启西采用鲜明中国传统的、普通民众更易接受的诗联形式，对刘智思想进行了通俗化、普及化的转化，一方面运用诗联的文学形式，即以诗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特点使欲表达的思想更易学、易懂、易记、易传，另一方面利用诗联的表现形式，或悬挂在宗教建筑，或置于民居家舍，再以书法艺术为展现，既有装饰性，亦有教育性。恰如后人评价所言“（马启西)生前于讲学之余，题于吾道堂及清真寺之对联，今尚存在者，教生等录记而存之，以纪念先师，永为垂训。读其文则质而朴，探其意则深而玄”，[13]马启西诗联以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方式，不断被受众铭记、理解、接纳，发挥了独特的教化作用。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儒家认为人的心（意念）常常会不专一，或专注时间不长，即所谓“放失”，而道德功修并不复杂，就是把放失的心(意念）寻找回来，使之专一(求其放心而已）。至于如何寻找？即如何使纷乱的杂念归一？佛教与伊斯兰教的方法则大同小异：佛教是专心念佛，伊斯兰教则念清真言。所念虽有不同，目标（使之归一）是一致的，即所谓：以一念带万念，就是正念带(走)杂念。马启西认为，作为宗教功课的“念”是功修的开始，真正的目标是达到内心的虔诚、纯善等。所以说，马启西在诗联中阐发的思想内涵既内化了刘智关于念仪的论述，又深受儒家心性理论影响，体现了伊儒释会通的鲜明特色。

关于伊斯兰教的念功，在刘智的不同论述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从“性理”和“修养”等方面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在马启西这里，则用通俗易懂的楹联作出解释，这个解释通俗易懂，没有晦涩难懂的道理，甚至没有生僻的字词。作为宗教信仰者在信仰上要怀“敬畏心”，在道德上要做到“内心洁净”。这对阅读者的文化水平要求很低，只要能认识这几个字，就能懂得其中的意义，就能受到程度不同的教育感化。

在伊斯兰教看来，拜的要义既是穆斯林对信仰对象最重要的行为表达，又是远离邪恶、养成美德的重要途径。王岱舆在其著作中阐述到：

拜亦有二：“礼拜真主”“礼拜君亲”，此自然之理也。[14]夫人之礼仪亦有二：曰“礼之理”也；曰“礼之形”也。所谓礼之理者，乃心持敬畏，理当发露于心，若种子红翠，自然发于梢末，其不易之理也。所谓礼之形者，因真主造化天地万物为人，人为承当真主之玄机妙用，继立宇宙，灵超万品，其体型衣禄皆真主之赐予。有端庄敬慎也。故无心之拜，不得为礼。……凡人礼拜皆为知恩，知恩者人也……[15]

这段论述表达了伊斯兰教关于礼拜之信仰与道德的双重内涵。关于礼拜在宗教中的地位，刘智这样说：“圣人曰：‘礼拜，乃涤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阶也。盖以礼拜有闲邪存诚之妙。拜、跪、起、止，见幽明化育之理；对、越、趋、跄，寓天合一之机。礼拜之为功微矣哉？”[16]他接着说：

礼拜，则尘情尽却，生人之本性见矣。本性见而天运不息之几，与一切幽明兼备之理，莫不于拜、跪、起、止间见之矣。礼拜，则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节之事与一切尽己尽物之功莫不于恭敬对越时尽之矣。夫一礼拜，而其义蕴包举之广大如此，其事顾不重哉？故礼拜为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17]

刘智对礼拜的论述从道德的内涵展开，礼拜时真正的状态是“尘情尽却”“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最终的目标之一是唤起“忠孝廉节之事”。由礼拜而生恭敬心、虔诚心，是宗教乃至人世间行为的根本，所以被视为是伊斯兰教的“柱子”，如果这根“柱子”不立，一切善行善德无从谈起，可见其重要。

受刘智思想影响，马启西就礼拜的道德内涵创作了一副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的诗联：

入此门登此殿莫蒙混礼了拜去；

洗其心涤其虑须仔细做起功来。[18]

刘智说：“凡入教，先沐浴以净其身。沐浴者，舆洗更新之意。内以道洗涤其心，外以水洗涤其身，取表里皆洁也。”[19]而马启西的诗联中充分吸收了刘智关于礼拜中“洗心”“涤虑”的思想。他教诲进入清真寺礼拜的人一定是认真修心养性的人，不能做蒙混含糊的人，而应该做“身正、意正”的人。其实，礼拜的效果在于通过跪、起、止，而升起恭谨心和忠诚心。

关于伊斯兰教的礼功，刘智的论述更为细致入微和深奥，马启西同样用浅显易懂的楹联作了阐释。没有讨论关于礼功的内涵、精神和指向，只是从道德修养上提出要求，“莫蒙混”“须仔细”“洗其心”“涤其虑”。对普通信众而言，理解起来没有任何的文字和意义上的障碍。这首楹联以通俗的语言阐发了易懂的意义，教导信众进入清真寺就要从道德的操守为起点和基础，在履行宗教功课时，要尽量做到内外兼修，内清外洁，洗心涤虑、齐身齐心，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就非常容易在普通信众的心里发挥作用。

马启西在一副诗联中继续阐发“遵主命”“履圣行”功修的深刻义理，他说：

体大公而遵主命善身善世洵哉仁熟义尽；

本真诚以履圣行成己成人允矣道全德备。

他认为，实践“遵主命”“履圣行”的功修，其目的是要做到大公无私，至诚不息，既有益于自我，又有益于他人和社会，这样就达到了仁义的完美和道德的完备。

吕大吉先生评价说：“马启西留下的对联，从艺术上看，每一联都堪称是上乘之作。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意境高远，富含哲理，语言清新而自然流畅，文字质朴而不可以雕饰。每一副对联都像一首高雅的诗，故此，人们称其为‘诗联’。”[20]诗联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有的文学形式，有“诗中之诗”的美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易于传诵等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幅好的诗联所承载的意义，特别是所具有的影响、教化作用非一般的文论所能相比。从前文对马启西诗联的分析看，刘智等人的伊儒会通思想是其诗联的直接来源，而他以诗联的形式实现了伊儒会通思想的通俗化，并推动了信众伊儒会通道德伦理实践，创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西道堂乃至临潭穆斯林农商并重等特点，从事商业活动者甚多，马启西还创作诗联：“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作为商人不仅要获得经济收益，而且要注意社会效益、他人利益，这是马启西的观点，亦是西道堂的经商特色或风格。显然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应该成为一位具有道德品性的人，这两者并无矛盾。而这种品性的养成既在日常功修中，也在普通的商业活动中。马启西的诗联至今在甘肃仍流传甚广，多地清真寺将他的诗联置于礼拜殿内外。这也反映穆斯林对礼拜的认知，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上的功修，更是一种道德与精神层面的提升。

伊斯兰教主张在斋月中履行斋戒的意义在于让信众怀有感恩之心、培养坚忍之志、践行分享之举。[21]刘智说：“斋非仅止食止色也，务斋诸耳、目、身、心。’故斋之日，不起妄念，不动尘思，举止唯敬，语默唯恭。”[22]他接着解释说：

一切不善，嗜欲为之先，气血为之乘。守斋，则嗜欲遏，气血羸，非为妄作无所从起矣。德性，所以养心，而能润及其身；饮食，所以养身，而能累及其心。斋止饮食，正抑气质以强其心也。心强，则明；明，则私欲化而真性见矣。此斋所以去邪，迸妄、防真、卫善之良法也。[23]

刘智指出，斋戒的要求是“不起妄念，不动尘思，举止唯敬，语默唯恭”，而目的是“去邪，迸妄、防真、卫善”，进而实现提升道德、端正修养。马启西关于斋戒的阐发与刘智相契合，也是从道德内涵切入。他有一副诗联这样写道：

把斋贵清心上地；

拜主须养性中天。[24]

这幅对联探讨的是斋戒与拜主两方面内容，而本节探讨的主要是斋戒，虽然引用是对联的全部，而阐述只涉及斋礼这部分。这里，马启西将“斋戒”与“清心”关联起来探讨。按照教义，斋主要指克服食色之私欲。马启西又有一幅撰述斋戒的诗联：

开之谓言解解微解妙解一本是大人致知学问；

斋之取意齐齐身齐心齐七情正君子克己功夫。[25]

马启西将斋喻为“齐”，按照古汉语解释：齐，一致；去除。这里的齐身、齐心、齐七情，就是要信众克服身体、情欲方面的过度欲望，因此需要做功修，需要克己功夫。那么上文要“清心”，这里又要求齐身、齐情等，又该如何理解，如何操作？其实，“清心”是一个总体要求，是一个目标，而齐身、齐心、齐情，则是具体细目，即在这些方面克服欲望，达到“焕然一新”的感觉（把斋以后，许多信众都有此种感觉）。所以，两者是相互配合，互不矛盾。马启西创作的关于总论伊斯兰教“五功”的诗联亦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他说：

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臭；

谨斋三月操存乎不睹不闻。[26]

马启西认为，信众要“勤礼五功”，其在认识论上的核心要义是“体认”“无声无臭”。何谓“无声无臭”，《诗·大雅·文王》中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表述。郑玄注释说：“天之道难知也，耳不闻声音，鼻不闻香臭。”陆九渊在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时说：“心一也，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27]其中就道心的存在认为是“无声无臭，无形无体”。王岱舆在讨论伊斯兰教教义学问题时借用了这一概念，他说：“后天之有形有色，尚不能考其实际；先天之无声无臭，岂能透其玄妙？”[28]刘智进一步论述说：“主无方位，吾亦不以方位拘。主无形体，吾亦不以形体碍。主无生（又作“声”）色嗅味，吾亦不以生（又作“声”)色嗅味而迷障。”王岱舆和刘智的论述中，“无声无臭”既是对道和道心状态的描述，也是其伊斯兰教本体论范畴。马启西这副诗联中再一次要求斋戒者在斋戒的操守中做到“不睹不闻”，达到“己私克尽，物我全忘”的境界。对普通信众而言，无须深识“无声无臭”和“不睹不闻”的思想渊源和内涵，而只要做到克制私心杂念，心怀纯洁、诚善的信念就足矣。

刘智说：“五功者，念真，礼真，斋戒，捐课，朝觐天阙也。时念真宰，静存动察，心不妄弛也。日礼五时，谨之又谨，涤之又涤也。岁斋一月，以制嗜欲之私。岁捐课财，以普利物之仁。终身一觐天阙，以实志诚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尽矣。”[29]在这里我们看到，刘智的论述完全是置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之中，履行宗教功课的意义中有心静、谨慎、涤虑、制欲、仁爱、诚心、向善等道德奥义。刘智还从多个层面深入剖析了履行五功蕴含道德奥义的缘由，他称这个阶段为“勤德敬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在中国和中国的伊斯兰教是有区别的。前者指伊斯兰教的传入，后者指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30]这也是马启西在上述诗联中表达的思想逻辑，即伊斯兰教思想理念的表达要充分体现鲜明的中国风格，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构建有影响力的中国伊斯兰教话语体系。

马启西对伊儒会通思想的阐发主要内容是进行社会教化与道德规训，其形式则是以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诗联等方式展开。这一宗教阐释的鲜明特点是发现了伊儒会通思想通俗化的巨大潜力和可行方案。马启西诗联在继承刘智等译著思想的同时，意图符合教众实际、社会需要，进行创新性、普及型的转化。马启西对刘智伊儒会通思想的创造性转换对当前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

首先是伊儒会通思想作为社会教化具有的实践性。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是“指这一清真古教认同中华文化、适应中国社会所走过的道路”。[31]“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和契合。特别到了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文化同中国儒道思想深度结合。”[32]马启西在精研刘智等人伊儒会通的思想后，不仅对其思想要义有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伊儒会通道路有高度的认同。吕大吉认为：“马启西是王岱舆、刘智的真正继承人。他不仅在宗教思想的阐发上，而且在创立西道堂的宗教实践中贯彻了王岱舆、刘智开辟的这条行之有效的正确道路。”[33]这个“正确道路”就是“伊斯兰教传统信仰与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34]一种深奥的观点用简单易记的方式进行传播，往往能获得更有效的实际影响力。马启西以诗联等方式推动伊儒会通思想的实践就发挥了这样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35]伊斯兰教中国化既要求对传统伊儒会通思想的继承与阐发，也要求在新的语境中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的要素融入到新的阐释体系之中。[36]新时代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做好宗教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在诠释上“接地气”，在功修上“易实践”，在影响上“见实效”，是坚持宗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宗教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马启西创作的朗朗上口的诗联围绕着持守念功、坚守拜功、恪守斋功等宗教仪轨，但又以道德规训为切入点和落脚点，注重宗教功修的道德教化内涵与功能，认为信众“敬主尊圣”的宗教实践要来体现和贯穿伊儒会通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符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忠厚和平、克己复礼、勤德敬业、益济他人等道德伦理。

其次是伊儒会通思想阐发的主体性。推进宗教的中国化，既需要党和政府的政治引导和大力支持，更需要宗教界的自我觉醒和主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培养“三支队伍”，其中就有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37]宗教界人士在政治上能够准确把握把准方向、宗教上提升知识造诣、品德上赢得教众拥戴，而且关键时刻能够旗帜鲜明，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时代要义，所以激发宗教界人士的内在动力，对于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从马启西伊儒会通思想的阐发和推动信众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人士是引导信众思想的关键群体，他们基于主体意识之上的思想阐发，非常有助于在信众中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塑造温和、理性、包容的文化品质，在宗教礼仪、宗教活动、服饰建筑等方面彰显鲜明的中国风格。

任何进步的思想，要产生实际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最重要的就是其在基层社会的通俗化，成为普通民众的行动自觉。从这个角度看，马启西作为宗教人士的宗教阐释相较于刘智等的汉文译著更加接地气，更具有民间的味道，更能发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际引导功能。这也提示我们，发挥宗教人士在推动伊斯兰中国化理论与思想的通俗化与民间化进程中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是实现其中国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在此意义上来说，马启西对基于刘智、王岱舆等伊儒会通思想之通俗转化，体现的不仅是伊斯兰教在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中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和涵养中华文化气质，自觉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提示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是建构中国自身的伊斯兰教阐释体系。

[1]马启西，甘肃临潭人，清末秀才，我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创建者。

[2]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5页。

[3]周燮藩：《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及其遗联述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一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4]吕大吉：《马启西的历史启示》，《宗教与民族》（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5]周燮藩：《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及其遗联述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文集》（第一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

[6]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7]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6一73页。

[8]刘智：《五功释义》（铅印本，民国八年），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清真大典》（第十五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253页。

[9]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20页。

[10]刘智：《五功释义》（铅印本，民国八年），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清真大典》（第十五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252页。

[11]刘智：《天方性理》，考城金氏安愚堂藏版，乾隆乙卯重梓，第106页。

[12]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11页。

[13]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14]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刘景隆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15]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刘景隆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页。

[16]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4页。

[17]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刘景隆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18]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28页。

[19]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3页。

[20]吕大吉：《马启西的历史启示》，载牟钟鉴：《宗教与民族》（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21]丁钰梅：《穆斯林如何度过吉庆祥和的斋月》，《人民政协报》2016年6月18日。

[22]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23]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24]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25页。

[25]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30页。

[26]敏生光：《马启西诗联赏识》，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27]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96页。

[28]王岱舆：《正教真诠》，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刘景隆审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29]刘智：《天方典礼》，张嘉宾、都永浩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30]季芳桐、丁钰梅：《关于建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思考》，《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2期。

[31]敏俊卿、李如东：《伊斯兰教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吴云贵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1期。

[32]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兼谈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质与定位》，《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4期。

[33]吕大吉：《马启西的历史启示》，载牟钟鉴：《宗教与民族》（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34]季芳桐、丁钰梅：《关于建设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思考》，《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2期。

[35]《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华社北京2021年12月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210644370605764&wfr=spider&for=pc(阅读时间：2022年2月1日）。

[36]马景：《中国化语境下的伊斯兰教研究——周燮藩研究员访谈》，《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5期。

[37]《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新华网，2021年12月4日。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