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高加索地区作为俄罗斯的南部边疆，处于民族和宗教冲突的中心地带。伊斯兰教是北高加索地区车臣人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本文主要探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车臣人历史上宗教信仰的变迁进程和特点。伊斯兰教在传入车臣社会的过程中，逐渐与车臣社会的多神教、自然崇拜、基督教等元素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伊斯兰传统。与此同时，在与沙俄帝国斗争中发起的伊斯兰“圣战”传统和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至今，使得北高加索地区深受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关键词：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车臣人；信仰变迁；本土化

作者简介：郑丽丽，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19YJA752018）的阶段性成果；石河子大学中亚教育及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项目（编号：ZYJY2021004）的阶段性成果。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国内政治秩序的混乱和国家管控能力的削弱，导致该地区爆发了车臣分离主义和令世人震惊的别斯兰恐怖事件。北高加索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境内“三股势力”滋生和蔓延的温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普遍被认为是影响北高加索社会稳定的原因。[1]我国学者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传统研究大多集中在该地区极端伊斯兰主义这一议题上，而对该地区的信仰变迁关注不多。由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民族成分多样性的特点，该地区呈现出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本文以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为切入点，从古代的多神教信仰、基督教化到伊斯兰教化进程，刻画出车臣人的信仰变迁轨迹，并尝试总结出车臣人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特点。

众所周知，现代车臣人信仰伊斯兰教，其实车臣人皈依伊斯兰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古代车臣人最初信仰多神教。而后，随着格鲁吉亚王国影响力的增强，车臣人开始信仰基督教。14世纪，中亚霸主帖木儿进入高加索之后，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变弱，伊斯兰教开始传播。从多神教到基督教，再到伊斯兰教的过渡，使得车臣社会形成了独特和多元的宗教文化。“他们仍然同时遵守多神教和基督教的仪式；他们吃猪肉、守斋、庆祝复活节并尊重空无一人的教堂”。[2]即使在现代车臣人的民族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重要的多神教文化、神话、民俗、情节和基督教的一些元素。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形式保存在民族文化和意识之中，并影响着现代车臣人的日常生活。

一、古代车臣人的多神教信仰

古代车臣人的多神教反映了车臣人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并指导着他们的生活。在车臣人的神话中，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和关于人类灵魂的观念占据着重要地位，古代车臣人的多神教内容丰富，包含神话、主要神灵的万神殿、祭司和神圣的礼拜场所。他们崇尚自然力量和“超凡”力量，并赋予周围世界的各种元素以神圣力量。

车臣人祖先认为，周围的一切都是有神灵居住的。至高无上的天空之神德拉（Дела）被认为是主神，塞拉（Села）是雷电之神，弗尔基（Фурки）是风神，阿扎（Аза）是太阳女神，叶尔塔（Елта）是狩猎和谷物之神，哈格叶尔达（Хаггаерда）是岩石之神，莫利兹叶尔达（Молыз-Ерды）是军事之神，水之母则是西娜娜（Хинана）和其他神灵。[3]

在车臣人的古老神话中，至高无上的德拉（Дела）被认为是太阳和天空之神，是所有其他神灵之父，是万神殿的主神，时至今日其地位仍然重要。在现代车臣人的日常意识中，车臣人将天空之神德拉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等同。[4]许多岩画也证明了车臣领土上曾经存在太阳崇拜的事实，这些岩画被用来装饰建筑物，比如塔楼、地下室、葬礼室、寺庙和其他建筑物等。[5]

生育之神图绍里（Тушоли）特别受人尊敬，许多仪式和信仰都与对她的崇拜有关。为了纪念生育之神建造了大量的宗教建筑，如避难所、纪念碑、圣地等。无数的民间传说故事都与她有关。印古什的阿辛斯卡亚盆地（Ассинскаякотловина）是生育之神的崇拜中心。那里保存着一个木制的女神像，戴着铁面具，有一张严肃的女性面孔。据说，没有孩子的妇女抚摸这个圣像，就会得到孩子，因此，没有孩子的妇女经常会将生育之神图绍里的雕像佩戴在脖子上。在春天四月的祭日里，圣鸟飞来，当祭司将生育之神的神像带出圣所时，人们会匍匐在地，妇女们会向她请求，“在你的节日里，我们像往年一样来到你身边，你给了我们快乐，让我们摆脱了悲伤、不幸和歉收”。[6]

塞拉（Села）在车臣人的万神殿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是雷电之神，是道德的守护者。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萨图（Сату），是新娘的保护神。传说她帮助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了火种。

古代车臣人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神话观念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神的等级制度观念。居住在石头、树木或其他无生命物体中的低级灵魂是不能居住在动物或人类身上的，而更高级的神是可以居住在任何真实的事物中。在这个神灵等级制度中，周围的自然和物体居住着无数善恶之灵和守护神。车臣人的这套观念体系也区分出了妖灵，它们被认为是人类的敌人，总是想方设法害人。[7]

车臣人的万物有灵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拜物教，它赋予物体超自然的力量，旨在保护一个人免受外在的伤害。在车臣人的多神教文化中，铁器尤其受人尊敬。为了保护刚出生的孩子免受恶灵的伤害，车臣人会将尖锐的铁器放在他的枕头下。这个习俗保留至今，母亲和祖母经常在婴儿的枕头下放铁制的东西。在车臣人的多神教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关于护身符和护身符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护身符里面一般放着写有古兰经经文的纸片。

在车臣人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中，人类灵魂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以幽灵的形式存在，肉眼不可见。图腾崇拜在古代的车臣也非常普遍，车臣人认为动物图腾是不朽的。在中世纪车臣人的宗教观中，动物尤其受到崇敬，这可能与早期车臣人生活在茂密的森林和大山之中这一自然环境有关。动物被认为是神灵和超自然力量的化身。鹿、公牛、野猪、公羊、马、狼被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同时动物也成为车臣祖先图腾崇拜的对象，如熊、狼、狐狸、猫、公牛和鹿。而且，车臣人对马极为尊崇和重视。在车臣人的口头传说中，马会说话。根据车臣人的传说，主人公向马求助，要求马儿将他带到它的主人死去的地方。马听懂了人类的语言，并把他带到死去的主人埋葬的山上，开始用蹄子把他挖出来，帮助了英雄。此外，车臣人的多神教仪式形式丰富，有祈祷、歌曲、舞蹈、占卜、竞赛和献祭等。

多神教是古代车臣人探索世界的一种宗教形式，多神教文化是车臣民族文化最早期的形式，是其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源泉。它也体现在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语言、衣着、住房、家庭和民间传说等等，时至今日多神教还影响着车臣人的生活。

二、古代车臣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及基督教的衰落

中世纪的格鲁吉亚王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达到顶峰，成为南高加索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格鲁吉亚信奉的基督教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由此开启了古代车臣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对于该地区何时出现基督教这一问题俄罗斯学界存在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在4

至5世纪开始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王国渗透到车臣人祖先纳赫部落。但是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大约在12世纪初，基督教开始从格鲁吉亚渗透到印古什和车臣，主要因为这一时期格鲁吉亚国力最为强盛，而且格鲁吉亚的传教士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积极进行传教活动。而基督教的衰落始于14世纪末帖木儿入侵北高加索之后。

12至13世纪车臣人祖先纳赫部落受到格鲁吉亚封建王国强烈的政治影响，基督教成为格鲁吉亚王国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格鲁吉亚传教士在北高加索山区大力传播基督教。他们建造的教堂和圣殿的遗迹保存至今，这些教堂和圣殿曾经是传播基督教、格鲁吉亚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中心。印古什地区作为连接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通道，更是受到格鲁吉亚基督教的强烈影响。印古什人皈依基督教被视为格鲁吉亚在该地区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随后，格鲁吉亚的传教士也渗透到多山的车臣境内，阿尔贡峡谷地区成为车臣人基督教的中心。[8]

根据印古什人的传说，在古代，一位格鲁吉亚王子带领2000名格鲁吉亚人定居在印古什境内，并在其领地上建造了一座特哈巴-埃尔迪（Тхаба-Ерды：意为两千圣徒）教堂。这是车臣和印古什地区最重要的基督教纪念碑。在正门上方的浮雕上，雕刻着一位坐着的创始人。他的头顶上方是一座教堂的模样。教堂创始人的两侧各站着一个人。一位身穿牧师的衣服，肩上放着两串葡萄。另一位身上则带着十字架和一把剑。在教堂的后殿中还发现了古老的格鲁吉亚铭文“基督”和“圣人”，由此可以断定该教堂是格鲁吉亚传教士建造的，或者至少是在格鲁吉亚基督教的影响下建成的。[9]

根据车臣人的传说，在加兰乔日湖畔曾经有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在19世纪俄罗斯民族学家记录的车臣传说中，就有人指出在车臣民族发源地的山区居住着许多基督徒，甚至到15世纪许多车臣人都是基督教徒。

至于基督教的物质遗迹，则非常广泛，车臣境内的塔楼和地下室建筑是车臣最重要的历史古迹和物质文化。与住宅塔楼相比，军事塔楼是古代车臣人建筑和工程的巅峰之作。车臣军事塔楼以石头雕刻的十字架、蛇、动物和人物的描绘而著称。研究人员认为，军事塔上十字架可能与过去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影响有关。[10]在印古什境内也发现了许多基督徒墓葬和石制的十字架。1844年，在车臣的阿尔贡河左岸村庄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朝东的一侧，有一个小凹槽，用来放置圣像。当地人虽然信奉伊斯兰教，但提到了这个十字架，还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虽然根据历史记载，格鲁吉亚主教还提到了车臣祖先纳赫人的教堂。然而车臣祖先对基督教的认识却是相当肤浅的。传教士从未成功地使纳赫人完全地皈依基督教。在执行基督教仪式时，他们仍然保留了多神教习俗和多神教的世界观。可以说，中世纪的车臣人信仰融合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宗教元素。

13世纪蒙古入侵对该地区基督教的地位造成了沉重打击。格鲁吉亚的同盟阿兰王国被摧毁，格鲁吉亚国力被严重削弱，无法再支持基督教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传教活动。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车臣人的原始宗教多神教开始复兴。据记载，多神教的仪式甚至开始在十字架附近举行。

这一时期蒙古鞑靼人的西征和帖木儿的征战，再次改变了中世纪高加索的势力版图。蒙古人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了两次战役。金帐汗国可汗有意与小亚细亚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因此对北高加索地区格外关注，该地区由拔都的兄弟别尔克汗统领。1312至1342年在乌兹别克汗的统治下，伊斯兰教成为金帐汗国的国教，从而开启了北高加索地区的再次伊斯兰化进程。

14世纪末中亚霸主帖木儿的军队进入北高加索，对北高加索基督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肆意摧毁基督教教堂，杀害基督教神职人员，并开始在该地区传播伊斯兰教。在阿瓦尔汗和库梅克汗的支持下，帖木儿开始逐步打压该地区的多神教和基督教。格鲁吉亚国王试图扭转局势，他们控制了连接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的道路，开始与同为基督教的东正教国家沙俄帝国建立直接联系，格鲁吉亚国王还向高地人派遣了基督教传教士，并试图争取当地封建精英的支持。1638年，卡赫提亚国王特姆一世举兵征伐北高加索，军队烧毁了该地区的多神教庙宇，驱逐了穆斯林毛拉。虽然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终究难以力挽狂澜。

随着格鲁吉亚王国势力的衰弱，格鲁吉亚分裂成许多小公国，这些公国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瓜分，格鲁吉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陷入停顿。17至18世纪，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地位得以加强，并得到了达吉斯坦穆斯林国家、克里米亚汗国，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逐渐使车臣人伊斯兰化。

三、伊斯兰教在车臣的传播进程及特点

民族是由几个世纪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体创造的。在车臣加强其民族认同、巩固民族团结的因素中，伊斯兰教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车臣人皈依伊斯兰教，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和文化规范，整个民族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体系中。

伊斯兰教在北高加索的传播从7世纪开始，直到18世纪才完成，经历了漫长的传播过程，伴随着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特点。达吉斯坦编年史声称，东北高加索地区的人口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皈依了伊斯兰教。事实上，该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即使到10世纪，伊斯兰教也只在杰尔宾特城附近传播。10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由当地传教士传播，到14世纪达吉斯坦的大多数山民皈依伊斯兰教。而车臣人的祖先在15到16世纪才开始接触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在车臣的扎根要到18世纪。

根据考古和书面资料，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北高加索的传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8—9世纪，阿拉伯-可萨战争时期；

第二阶段：11—12世纪，伊斯兰教通过伊斯兰化的库曼人进行传播；

第三阶段：13—14世纪，伊斯兰教通过金帐汗国渗透到北高加索；

第四阶段：14世纪末，帖木儿军队进入北高加索；

第五阶段：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通过达吉斯坦、伊朗、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帝国渗透到北高加索。[11]

但是，车臣人的大规模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教在车臣的扎根，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才完成，并且这一进程伴随着车臣人反对沙俄帝国在北高加索扩张这一历史事件。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高加索的大部分地区，并将伊斯兰教引入该地区。与此同时，阿拉伯哈里发和可萨王国之间的战争也在东北高加索地区展开。642至643年，开启了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拉伯哈里发对该地区的非穆斯林发动了军事行动。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征服了位于达吉斯坦的杰尔宾特城，并将可萨人赶到了北方。达吉斯坦通过重要的贸易路线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相连，阿拉伯人以这座城市为据点，继续与可萨人作战，使达吉斯坦的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对他们征收贡品，并建造了“伊斯兰中心”。737年，穆斯林军队从叙利亚出发，击败了砾漠王国，深入可萨的土地，并于739年进攻顿河，俘虏了2万斯拉夫人。被他们打败的可汗承诺皈依伊斯兰教。虽然早在8至9世纪，阿拉伯士兵和商人已经开始在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低地的居民中传播伊斯兰教，但是山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却非常困难，并且在历史上很晚才实现。[12]阿拉伯人征服东北高加索地区，以及阿拉伯和可萨汗国的战争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至此，中世纪的穆斯林史学家们从这里开始记录高加索的历史。

1220至1223年间，蒙古人袭击了外高加索的基督教国家，绕过杰尔宾特城，穿过达吉斯坦山麓，击败了阿兰人，随后很快击败了波洛维赤人和罗斯诸侯的联军。第二次战役发生在1238至1240年间，蒙古人征服了罗斯并击败了阿兰王国之后，开始全面地征服高加索平地和山区的定居点。1239年，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大军经过猛烈围攻，攻陷了杰尔宾特城，摧毁了山墙的防御工事，并将杰尔宾特作为前哨基地。蒙古人在13世纪中叶占领了整个东北高加索地区，向当地居民征收贡品。在杰尔宾特、捷列克河沿岸以及平原和山脚下最大的村庄，蒙古人都驻扎了军队。[13]

受到蒙古人的影响，成吉思汗的曾孙乌兹别克汗于1312年将伊斯兰教作为金帐汗国的国教。金帐汗国的继承国，尤其是克里米亚汗国，在北高加索民族的伊斯兰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4世纪末北高加索成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脱脱迷失争夺霸权的战场。1395年，帖木儿在现代车臣地区击败了脱脱迷失的军队，然后开始全面占领北高加索。北高加索地区的许多民族对帖木儿的态度是矛盾的。据他们的说法，帖木儿入侵北高加索过程中几乎在任何地方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当地的编年史和口头传说讲述了帖木儿犯下了残忍的罪行和无数的打家劫舍。另一方面，在穆斯林史学中，帖木儿经常以虔诚的穆斯林形象出现，他完成了库梅克人、安第斯人和阿瓦尔人等多个山地民族的伊斯兰化进程。[14]早在12世纪，杰尔宾特市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14世纪，伊斯兰教在达吉斯坦占据了主导地位，达吉斯坦以邻近民族和部落“不信教”为由发动战争。[15]

与此同时，16至17世纪东北高加索成为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争夺西亚和中东霸主的战场。萨法维王朝带领下的伊朗开启了征服外高加索和东北高加索的步伐。萨法维王朝打着传播什叶派的口号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而土耳其苏丹以让卡巴尔达人、车臣人和达吉斯坦西北部的高地人皈依伊斯兰教为借口，高举打击什叶派“异端”的旗帜，也开始对高加索地区进行征战。伊斯兰教的两大教派开始在该地区缠斗。

车臣人的伊斯兰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相当漫长且充满斗争的。可能因为车臣地处达吉斯坦的北方，古代阿拉伯人、蒙古人的征战并没有深入车臣。所以车臣境内伊斯兰教的传播起步较晚。直到16世纪，达吉斯坦传教士才将伊斯兰教传入车臣。达吉斯坦封建领主试图通过伊斯兰教来征服车臣人。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教是在18世纪下半叶才完全渗透到车臣地区。据文献记载，早在1770年，俄国将军梅登（Медем）在北高加索军事行动期间，他便注意到，孙扎地区的车臣人的祭拜仪式还是“基督教和多神教仪式的结合”。[16]

18世纪，随着沙俄殖民势力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出现，与沙俄的斗争导致当地居民宗教热情急剧增加，并且使得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特别是18世纪苏菲派兄弟会的系统性活动导致了山区的彻底伊斯兰化。这一时期车臣社会的一个新现象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重要性明显增加。在车臣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宗教人物。一是谢赫·曼苏尔（Шейх Мансур）的传教活动；二是沙米尔（Шамиль）及其军事神权国家的建立。

18世纪传教士谢赫·曼苏尔在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在北高加索地区生根发芽。车臣人谢赫·曼苏尔在达吉斯坦接受教育，他的老师是最具权威的穆里德主义导师之一，属于纳格什班底耶兄弟会教团。根据谢赫·曼苏尔本人的说法，他于1783年获得传教权并成为一名酋长。他以其威严的外表、演讲天赋、严格的禁欲主义、坚持苏菲的“孤独”实践和天赋而著称。在他的布道中，他谴责“无知的人”，反对罪恶和血仇，并呼吁所有穆斯林紧密团结起来。[17]直到1791年，谢赫·曼苏尔设法将民族斗争与宗教斗争结合起来。他呼吁车臣人捍卫民族自由和独立，向沙俄发起“圣战”。谢赫·曼苏尔于1791年被俘，但是谢赫·曼苏尔在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宗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深刻而长久。

车臣人伊斯兰化第二阶段的重要人物是沙米尔（Шамиль）及其伊玛玛特（Имамат）军事神权国家的建立。这一阶段的重要宗教人物是达吉斯坦苏菲派穆罕默德·亚拉格斯基（Мухаммад Ярагский），以及他的弟子加齐·穆罕默德（Гази-Мухаммад）和沙米尔（Шамиль）。亚拉格斯基通过对他的学生的教导，开始把伊斯兰教渗透到车臣人之中。亚拉格斯基敦促穆斯林信徒要成为自由人，不要让自己成为奴隶，为争取独立应该与可汗和沙俄作战。他的思想被达吉斯坦和车臣的伊斯兰门徒传播。加齐·穆罕默德（Гази-Мухаммад）和沙米尔（Шамиль）宣布发动圣战，召集达吉斯坦和车臣的高地居民来对抗俄国沙皇的入侵。

1840年，在沙米尔（Шамиль）的领导下，车臣和达吉斯坦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神权国家伊玛玛特（Имамат），伊玛玛特是沙米尔根据穆里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创建的一个统一的军事神权国家，其领地包括现在的大车臣和小车臣地区。

伊玛目沙米尔在他的国家构建和宗教活动中，受到纳格什班迪苏菲兄弟会思想和组织原则的指导。[18]在沙米尔的领导下，车臣领土被划分为多个军事行政区，这些地区由他任命的州长控制，沙米尔赋予他们宗教、行政、军事和司法权力。

沙米尔将整个车臣一分为三，然后又分成多个那以布行政区，[19]并由忠于沙米尔的人负责管理。对于行政权力，每个那以布下面有100到300个穆里德。那以布行政区又被划分为多个地区，这些地区的首领被称为马尊；在马尊的统治下，有雇佣兵或骑兵。为了解决沙米尔统治下的行政案件，成立了一个由穆里德派神职人员和伊玛目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沙米尔组建政府后，沙米尔根据伊斯兰教法建立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改变了车臣人由传统法协调社会关系的原则。他建立了由毛拉组成的初步司法审判，一些案件会从毛拉那里转到了马尊，更重要的案件会转交到那以布手中。[20]鉴于伊斯兰教法与习惯法有很大不同，伊玛目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一些惩罚，例如用罚款代替死刑，从而使人民更容易接受伊斯兰教法。但是沙米尔的军法是非常残酷的。不仅禁止车臣人与俄国人有任何关系，也禁止车臣人与附属沙俄的所有部落有任何牵扯。对于军事指挥官的违抗、逃兵、叛国、从事间谍活动等罪行，都要处以死刑。沙米尔还建立了残酷而严密的责任连带制度，社区的10名成员必须为每个士兵担保，一个士兵的背叛会导致对担保人的惩罚。通过这些措施，沙米尔试图用一种无形的相互责任纽带将其治下的臣民束缚在一起，从而巩固其地位。

伊玛目沙米尔领导下的军事神权国家彻底完成了车臣人的伊斯兰化，并且改变了车臣社会的一些传统，车臣社会各个氏族部落、车臣家族之间的不和，以及车臣社会部落之间分而治之的社会隔阂，都在伊玛目沙米尔的政权下有所改观。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伊斯兰教将车臣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随着沙俄对北高加索地区征服步伐的加快，沙皇俄国与当地传统社会之间不断爆发冲突。沙俄对车臣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所有车臣人都开始聚集在宗教旗帜之下，穆里德主义得到发展，封闭的穆里德兄弟会也开始遍布整个车臣社会。

四、伊斯兰教在车臣的本土化特点

车臣的伊斯兰教具有自己的特点。车臣人普遍信仰苏菲主义。苏菲主义属于逊尼派，其目标是远离尘世的一切，以禁欲主义者的哲学和沉思的教义而著称。它发展于8世纪中叶，12世纪在杰尔宾特出现，并从那里传播到东北高加索的其他地区。

首先，车臣的伊斯兰教融合了车臣古代的多神教和基督教的特点，伊斯兰教并没有彻底改变车臣人的社会政治组织原则。在组织上，纳格什班底耶教团和卡迪里教团在车臣分裂为许多宗教团体。这种形式不仅没有削弱车臣人传统社会中部落和氏族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且还促进甚至加强了它们。[21]伊斯兰教开始在车臣社会获得政治上的重要性，伊斯兰教帮助车臣社会克服了氏族间和部落间的紧张关系，标志着车臣民族的团结。

一般来说，基督教的痕迹在车臣人的日常生活、习俗和仪式中随处可见。古老的多神教吸收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元素。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车臣人形成了全能者和造物主的概念，还形成了地狱和天堂的观念。比如，冥界之神埃施特尔（Эштр）会对死者进行公正的审判，会将好人送上天堂，将罪人打入地狱。在仪式中，祭司们会使用中世纪的金属十字架。例如，每年在山上举行的丰收占卜过程中，如果祭司对聚集的人拿出一个十字架，表示这一年会很糟糕；两个十字架表示收成平平；拿出三个十字架，则表示收成会很好。[22]可见，车臣社会的伊斯兰教与古代的多神教和基督教元素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

其次，车臣人皈依伊斯兰教是在与沙俄对抗的背景下进行的，宗教领袖带领车臣人建立的军事神权国家都在敦促和宣扬高地人要团结在圣战的旗帜下，与沙俄帝国进行战斗。因此，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这一情况下，爆发了多次达吉斯坦人和车臣人联合起来反对沙皇的宗教运动，宗教领袖设法将民族独立与宗教斗争结合起来。俄罗斯学者指出：“俄罗斯的扩张刺激了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各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团结。”[23]该地区的宗教领袖们呼吁要捍卫民族自由和独立，向外敌发动圣战，因此该地区的伊斯兰教与民族独立息息相关，现代车臣人的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紧密相连，仍然威胁着其国家认同的构建。

总而言之，车臣人的伊斯兰化是在对抗沙俄帝国的背景下进行的。伊斯兰教成为反抗沙俄帝国压迫的主要精神力量，也奠定了穆里德主义在车臣的地位，穆里德派设定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斯兰教清除习惯法”的基础上，团结高加索地区的所有穆斯林，并与异教徒进行圣战。[24]由此可见，伊斯兰教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属性。穆里德主义成为19世纪高加索战争中车臣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并指导着车臣人的宗教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北高加索地区迅速发展。瓦哈比主义、伊斯兰教政治化和激进化都曾在该地区蔓延和发展，时至今日仍然影响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注释：

[1]牟沫英：《北高加索伊斯兰教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深层原因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3 期。

[2]Ахмадов Ш.Б. Чечня и Ингушетия в XVIII-начале XIX века，Элиста: АПП «Джангар»，2002. С. 239.

[3]Анчабадзе Г. З. ВАЙНАХИ，Тбилиси，2001. С. 27.

[4]Акаев В.Х., Дохаева А.Б. Этн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ченце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языческих и исламск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 Исламоведение，2014. № 4. С. 81.

[5]Абдулаева Э.С. Доисламские верования чеченцев //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2010. № 2. С. 175.

[6]Абдулаева Э.С. Доисламские верования чеченцев //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2010. № 2. С. 176.

[7]Акаев В.Х., Дохаева А.Б. Этн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ченце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языческих и исламск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 Исламоведение，2014. № 4. С. 81.

[8]Ореш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Чечне и Ингушетии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и новое время //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чтение，2022. № 3. С. 264.

[9]Ореш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Чечне и Ингушетии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и новое время //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чтение，2022. № 3. С. 264.

[10]Ахмадов Шарпудин Бачуевич, Кидирниязов Даниял Сайдахмедович. Из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чеченцев в XVIII В.: памятники архитектуры // Вестник КИГИ РАН，2016. № 2. С. 75.

[11]Рощин Михаил. Ислам в Чечне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2004. № 1. С. 33.

[12]Тишко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М.: ФГНУ «Росинформагротех»，2007，С. 20.

[13]Тишко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М.: ФГНУ «Росинформагротех»，2007，С. 22.

[14]Тишко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М.: ФГНУ «Росинформагротех»，2007，С. 24.

[15]Блейх Надежда Оскаров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сламизац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vii-хiх вв.） //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2019. № 3. С. 39.

[16]Кисриев Энвер. Ислам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к однород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тенденций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2017. № 12. С. 49.

[17]Рощин Михаил. Ислам в Чечне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2004. № 1. С. 34.

[18]Рощин Михаил. Ислам в Чечне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2004. № 1. С. 35.

[19]那以布是伊玛玛特军事神权国家中伊玛目沙米尔的全权代表，在一定的领地内行使民事和军事权力。

[20]Пашков Ром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19 века о Чечне. Том 1，М. Русайнс，2017.С. 216.

[21]Кисриев Энвер. Ислам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к однород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тенденций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2017. № 12. С. 48..

[22]Орешин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ор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Чечне и Ингушетии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и новое время //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чтение，2022. № 3. С. 267.

[23]Кулиев Фарман Мурувватович. Ислам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в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Изв. Сарат. ун-та Нов. сер. Сер. Истор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0. № 2. С. 65.

[24]Кулиев Фарман Мурувватович. Ислам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в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Изв. Сарат. ун-та Нов. сер. Сер. Истор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10. № 2. С. 66.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1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