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那么，什么是“伊儒会通”？在此，我们请学者予以简要介绍。

“伊儒会通”是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相互交流、互鉴互通。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哲学思想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伊斯兰经学思想的形成，是“伊儒会通”的突出代表。中国古代回族穆斯林学者一方面将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引进中国，补充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宝库；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经学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以儒诠经”，即用儒家的语言、思想、理论系统地整理、诠释、发展伊斯兰教经学，从而创立了一整套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伊斯兰经学思想。这种经学思想体系形成的具体过程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中国伊斯兰经学思想的形成始于“附儒”，即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附会儒家思想。这种附会儒家的工作始于元代，元至正八年（1348）二月杨受益撰写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是其代表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将伊斯兰教与儒家做了一番比较：“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这种比附儒家工作，为后来学者将伊斯兰教思想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了先例。

到了明中叶，这两种文化思想的结合开始向纵深发展。嘉靖七年（1528），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使这种结合达到一个新阶段。《来复铭》全文仅155个字，共分两大段内容：第一段综述中国古代哲学方面某些基本概念；第二段着重介绍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将这两段内容连接起来的，是有关天、道、心、性的一段话：“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段话引自宋代唯物主义理学家张载《正蒙·太和篇》，代表了张载的基本哲学思想。作者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借助张载元气本体论强调造物主的实有，宣传伊斯兰教的宇宙观；接受张载的人性论和认识论观点，以之作为宣扬伊斯兰教人性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依据。《来复铭》全文阐述的基本思想，是“以认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复命为究竟”这样一套伊斯兰教义，而它却披上一袭张载的“理”服，给人以“直是谈儒”的印象。显然，这比定州礼拜寺碑记的简单比附儒家又进了一步。

明末清初，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以前伊斯兰教在宣传方面的保守局面被打破了，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大为活跃，涌现了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一大批伊斯兰教学者和代表作品。这些学者一般都既攻读儒、释、道家经典，又熟悉伊斯兰教教义和经典，被称作“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斯兰“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以宣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会通诸家而折中于天方之学”，“采精挹萃，辑数经而为一经”，将伊斯兰教经文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以儒诠经”、证明“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他们努力用儒家的思想、语言，系统地研究整理伊斯兰教教义，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哲学化，从而使之更趋具体、完备并富于中国的哲理性，带上浓郁中国哲学的风格与特色。至此，带有浓厚中国风格的伊斯兰经学思想体系作为“伊儒会通”的丰硕成果得到确立。

当然，“伊儒会通”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表现在各领域、各方面，如天文历算学、建筑学、医药学、制炮、教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武术、烹饪、民俗学等等，都实现了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结出了“伊儒会通”的丰硕成果。

（作者：冯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9年5月30日）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