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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朋佛学论文选集》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1年8月24日

 

作  者:郭朋 著

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8-1

 

目录

佛教思想泛论

中国汉传佛教简论

从汉僧生活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问题略述之一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

宋译《楞伽》思想略述

三阶教略论

南朝“佛性”论思想略述

神会的行履

神会思想简论

《坛经》校释序言

慧能与禅宗

   ——禅宗思想研究之

禅宗五家

   ——禅宗思想研究之二

从宋僧契嵩看佛教儒化

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

鸠摩罗什

玄奘

明太祖与佛教

觉贤与那提

   ——纪念中国佛教史上遭受排挤的两位外国译师

略论袜宏

略论德清

《印顺佛学思想研究》序

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

   ——遥祝印公九秩寿庆

“印顺思想”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佛学思想

后记

 

 

 ◎辛冠洁

 老友郭朋同志的夫人,李菊同志携带厚厚一叠稿件来看我,说她要了结一桩心愿——把郭兄发表在报刊文集中的单篇佛学论文,编一个集子出来,问我能否助她一臂之力,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愿意效劳,愿意做她的助手,把集子编好,并且还毛遂自荐为文集写篇序、设计一个封面并题写书名。

 李菊同志把带来的稿件留给了我。我用几天的时间把稿子从头到尾认真读了几遍。掩卷沉思,使我重新领略了郭兄在佛教与佛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作出的令人羡叹的成就或说贡献。贡献有六:

 其一,很久以来,我国多少位先哲硕学有志于把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一代代,一段段,理出个明明白白的头绪,画出个完完整整的轮廓出来。很遗憾,在郭兄之前,没有哪位实现过这一日标。远的不说,单说晚近代,所有对佛教、佛教思想文化有很深造诣的饱学之士,如梁启超、胡适、杨仁山、太虚、弘一、印光、欧阳渐、熊十力、汤用彤、吕澄、印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一到郭兄这里,情况居然大变。他当仁不让于师,顽强实现了这一目标。郭兄从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近代佛教史稿》和两部简史,并写出了佛教思想通史——《中国佛教思想史》这部三巨卷一百三十八万字的皇皇巨著。终于把自东汉传人我国的两千年中国佛教发展踪迹作了一个大致的,但是清晰的梳理,完成了前人没有完成的学术研究任务。功成于空前,殊可赞叹。

其二,两千年的中国佛教与佛教思想文化史,记载着无数的对佛教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译师、名僧、学者,资料极其丰富,但记述大都零碎分散,隐没于浩瀚书海之中,要想透彻全面地了解其中的一位,往往要在资料的海洋里费力爬梳,还往往事倍功半。有鉴于此,郭兄曾作过有关佛教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多方搜集资料,系统整理,写出了一些有血有肉的佛教人物传记。他为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写了一些佛教人物词条,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写过佛教人物评传,如本集所收的长篇鸠摩罗什评传、玄奘评传,为台湾几家出版社写过太虚思想研究、印顺思想研究等,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分析透彻。郭兄对慧能及《坛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对慧能的阐述、对坛经版本的勘订,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些长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也应该说是郭兄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成就,或说是重要的贡献。郭兄还发掘了一些造诣深厚、思想高明,但却被历史湮没,以致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佛学人物。郭兄用大量的资料,明确的观点、雄辩的逻辑,为这些人呜不平,搞翻案,写了大量的文字,给读者提供了获得有益资料的空间。晋宋间由印度来华的译师觉贤,遭到鸠摩罗什的排挤,以致其许多译经成果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初唐时,由印度来华的译师那提遭到玄奘的严重打击,不得不丢下从印度带来的一千五百多部梵本经论,去了柬埔寨,从而使中国失掉了一位无可替代的英才,令人倍感惋惜。郭兄写觉贤、那提他们所遭遇的不幸,用大量的事实,作了充分的辨证,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郭兄写这类事情所搜集的资料,所贡献的高见,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的这类实践,在别的先贤、佛学家那里也是不多见的。凡此,无一不令人感叹不已。
其三,两千年的复杂变化,使中国佛教滋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派,许许多多的思想形态,但“出世”与“彼岸”观则是一成不变的,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佛教与佛学思想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应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对待佛教也成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郭兄四百多万字的佛学著作和大量论文来看,他一直采取的是坚定的唯物史观,他多次善意地指出佛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出世”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彼岸”,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从郭兄最初出版的《隋唐佛教》到他的压轴著作《中国佛教思想史》,他不断提醒人们:佛教毕竟是宗教,不论什么时候、什么问题,讨论到最后,总要归结到“彼岸”,归结到“出世神学”。郭兄很欣赏佛教有其完整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乃至逻辑体系,但遗憾的是当它对问题进行论证时,最终还是要把人们引向彼岸世界。郭兄在论述佛教的时代背景、特征时,从不忘记将其放诸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去审视,所谓“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郭兄的这种态度,对于佛教与佛教思想研究事业来说,实在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一大贡献。

 其四,郭兄在其《印顺思想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自谦地说他不过是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兵,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接着,他说:“但是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差堪自慰的,这就是:第一,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决不抄袭别人的东西,如有引用,定要注明出处;第二,观点必须是自己的,决不人云亦云,盲从他人;第三,凡有写作,必须自己动手,决不假手于人”。信哉斯言。纵观其四百万字的著作,可证此言无欺。对于掌握资料来说,郭兄是一只勇猛的雄鹰,没有他捉不住的兔子。至于观点,凡是他认准的道理,即使如他自己所说有时有些偏颇,他也要坚持到底。他善于利用“充足理由律”,总是能用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比如,他在其《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说程朱理学几乎是发端于禅宗,说禅宗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下,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见郭著《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前言)如果说禅宗与程朱理学相互交流甚至相互融合,那是有很大认同性的,但郭兄的上述说法却实在太非同凡响了。然而郭兄却坚持不变。郭兄是宁肯让人说偏颇也不肯人云亦云的。郭兄有良好的表述能力,且自爱有加,当然不会利用别人作枪手,替自己写作。郭兄这种治学态度,在当前拜金主义盛行、浮躁之风劲吹的情况下,尤觉可贵,实在不能不令人击节称善。

其五,易曰“与时偕行”,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大力提倡“与时俱进”,郭兄治学也正是一向如此的。从他所著《太虚思想研究》、《印顺思想研究》看来,他很欣赏佛教从山林回到家庭,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印顺法师在其所著《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渐成为我探求佛法的方针”。郭兄非常看重印顺的这一观点,郭兄以为“一切都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去研讨,从中探索,这正是印公高于他人之处。”(见郭著《印顺思想研究》第二章)郭兄在其《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位划时代伟人——遥祝印公九秩寿庆》一文中,引印顺法师的话说:“我们必须认定‘佛在人间’从而建立‘人间佛教…。郭兄从而用欣赏的口吻说:“在印公看来,只有重建‘人间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获得生机、获得活力,为此印公大声疾呼: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郭兄心仪印顺法师的这一观点,正是他“与时俱进”的结果,是令人感叹的。

其六,“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郭兄蓄势已久的学术冲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倾泻开来,文章一篇篇刊出,专著一部部涌现,来势之猛令人惊讶。有的朋友打趣地也是赞美地称他为“拼命三郎”。他的确足在为佛教与佛教思想研究拼命,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几年的工夫,他竟然发表了四百多万字的著述,而这不是小说,而是古籍对勘、校释、人物研究、学术论辩,每篇文章、每部著作都要仔细推敲、字斟句酌下苦工夫。这实在不能不令人赞叹!

这本选集,虽有数数十万字,但仍不足以表明郭兄在佛教与佛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全貌,但它却清楚表明了他的佛教与佛教思想观,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郭兄是一位坚持用唯物史观对待佛教的学者,他承认佛教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他欣赏佛教之能够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灵活性和思辨能力,但他始终坚持认为佛教毕竟是宗教,它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彼岸世界。

 

 

二零一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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