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于2008年首创发行。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持，金泽和邱永辉任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宗教蓝皮书的2009年版形式精美醒目，内容新颖充实，一册在手，或翻阅或细读，让人顿感眼前一亮。笔者认为，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至少有三大亮点值得称道：实证研究、热点问题、政策建言。
　　以实证研究为根据，是这本蓝皮书的突出特点。中国的宗教学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恢复以来，研究著述基本上是文史哲一统天下，偶有调查报告散见于报刊，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往往难登宗教学术期刊或文集的“大雅之堂”，这在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持编辑的几份期刊和《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中可以窥见一斑。而《中国宗教报告》蓝皮书则及时记录各大宗教在之前一年的活动和变化，及时总结对于各种宗教现象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2009年版更是收录了数篇实证研究调查报告，包括陈进国执笔的《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赣、湘、云三省基督教现状调查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课题组的《松江大学城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调查报告》、叶涛的《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及其调研述略》等。魏德东的《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前沿报告》则综述了近年来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不可否认，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表现在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有实习和摸索的特性，对于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尚显粗糙，理论解释与所提供的实证资料未必搭界，或者同一篇报告中简单陈列了前后矛盾的理论提法却不予以严谨辨析。不过，无论如何，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让人看到中国宗教实证研究已经少了些蹒跚，多了些坚实的步伐，相信它会从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勇于面对热点问题，是这本蓝皮书的突破性特点。由于宗教问题的敏感性，公开出版正式发行的宗教学著作和文章基本上完全回避热点或敏感问题，即使稍有触及，也要“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不知内情的读者往往深陷于五里雾中，致使学术出版失掉了其应有的认知功能。金泽、邱永辉在为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撰写的导论《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中指出，“2008年宗教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将一些长期私下关注的问题公开化，即在公开的讲坛上和论著中探讨众所周知的‘秘密’话题，这是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纪念和发扬改革开放，也是为宗教问题‘脱敏’。也许，正因为某些问题‘敏感’，才更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更多的探讨，是什么问题就探讨什么问题。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比以前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越来越采取将政府的政策与学者的个人见解区分开来的态度，逐渐意识到学术探讨的多种‘声音’，一是其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二是客观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
　　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讨论的几个热点而又敏感的问题，包括儒教的现实层面、民间宗教的政策层面、党员信教的政治层面、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学术层面，等等。仅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例，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家庭教会”在此之前基本是一个不存在的词，尽管海外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现象给予了多年的关注，尽管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曾设专场研讨，随后又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会问题专题研讨会。《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则正视家庭教会现象，在数篇文章中几十次使用这个词，并且予以辨析。邱永辉执笔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再研究”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港澳台和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包括梁家麟、赵天恩、陈剑光、李榭熙以及几位西方学者，也包括于建嵘、高师宁等中国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著述，她如实地总结指出，“海外学者一般认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或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现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也称政府认可的教会与不认可的教会、合法教会与不合法教会、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等）之分。”“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段琦、唐晓峰的《2008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兼论中国教会组织的多元存在格局及张力》一文指出，对于家庭教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鉴于其特殊性、敏感性，本文只是尽量将家庭教会问题背后折射的中国教会的多元存在形态问题加以分析、呈现，并对这种多元形态之间的种种张力关系加以简要评判”。可以说，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是个非常好的开端，经过学者的理性探讨和交流，相信必将推进对于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热点或敏感问题的深入认识。
　　大胆提出政策建言，是这本蓝皮书的开放性特点。中国宗教学自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策关怀，作为宗教学研究旗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更是如此。以前，政策建言常常隐而不发，或者仅以内部通讯的形式向上传送。2009年版宗教蓝皮书则把政策建议公开陈述出来，这不仅增加了决策的透明度，而且有助于政策建议和决定过程的民主化、理性化。宗教蓝皮书中的不少对策和建议具有前瞻性，能激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和探讨，比如，“在政教关系方面，我们建议建立适应社会进步、合作式的新型政教关系，从传统的‘政主教从’过渡到‘政教合作’”；“以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突破‘五大宗教’的格局”；“推进中国基督教的‘脱洋化’进程，实现‘主归中华’”，等等。广大读者不仅可以借此了解这个政府智库的政策建议，而且可以对此进行商榷和讨论，秉持开放和理性的原则，相信必将有助于对中国宗教现象和现实问题的更加准确的把握、更加客观的认识以及制定更加务实的政策。
　　总之，《中国宗教报告（2009）》蓝皮书把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推到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并且表现出了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耳目一新。它标志着中国宗教研究已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杨凤岗  单位：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