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中国，只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具有合法地位。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信仰领域形成了除五大宗教之外别无其化宗教的假象。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兴宗教已逐渐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是否存在新兴宗教？
　　事实上，中国的新兴宗教运动已有400年的历史。明朝以来，走投无路的下层民众常常自组宗教团体，甚至以之为造反起义的组织手段，这是众所周知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取缔的300多种“会道门”，许多都是明清以来的新兴宗教团体。此后30多年中，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扫荡，中国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新兴宗教。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新兴宗教事实上开始在中国出现。当然，由于没有合法地位，中国的新兴宗教组织不仅在数量上少，参加人员少，而且寿命也很短暂，更重要的是，它们只能处于一种隐蔽或半隐蔽的状态，所以很难考察或研究。但是，这些历史虽短为数也不多的团体，却五脏俱全，不仅具有教义、仪式，而且还有相应的组织及活动。它们是中国宗教现象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当今中国宗教状况的不应被忽视的一面。
　　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宗教，如果从其源头来看，可以分为外来型与本土型两大类。外来型的新兴宗教又有两种，一是已在北美欧洲盛行的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摩门教、国际克里西纳意识教团、瑜伽学会、统一教会等；二是海外华人创办的新兴宗教如呼喊派、灵仙真佛宗、观音法门等。本土型的新兴宗教也有两种，一是土生土长的新兴宗教；二是外来新兴宗教在本土分裂而形成的新派别。
　　中国的新兴宗教也具有一般新兴宗教的特征，如有些渊源于某个传统宗教、修改其教义“为我所用”，有些也具有教主崇拜、宣扬末世论、教理简单易变、入教手续方便等特点。由于中国社会特定的状况，中国的新兴宗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针对社会转型造成的某些问题，一些新兴宗教不满于生搬硬套传统宗教教义的只言片语来解释民众的现实生活，它们非常注意从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用老百姓的语言去说教。如门徒会打出了伸张公平、公义、解急救困、建立平等社会的口号，并制定了所谓“周济工作计划”，以教内周济、祷告治病的方式传教。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最关心的不是天国与来世，而是如何解决眼下现实的困难，因此，这些口号和做法无疑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从新兴宗教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的动荡、转型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时期，应该说，这种社会巨变是能够为新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条件的。
　　变迁首先来自经济方面的转型，其主要表现是所有制成分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即除全民所有制之外，还有集体、合资、独资以及私人所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这种转型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就老百姓而言，经济转型对他们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人挣钱的门路拓宽了，生活水准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经济方面的转变同不受制约的权力体制相结合，很快引起了贫富悬殊与普遍腐败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引起了民众广泛的不满，因此，各种信仰和宗教（包括新兴宗教）就可能成为宣泄不满的一个途径。对个人、家庭以至国家命运的推测、乞求神灵匡扶拯救等等，成了这些现象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次，经济利益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成立新宗教组织也可能成为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如被立王的教主吴扬明要求信徒交纳家产的1/10作为“奉献金”，作为神“拯救人类”的费用。
　　在中国，政治已不再能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彻底渗透一切领域的一切活动。因此，思想领域也与经济领域一样，摆脱了过去几十年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元的倾向。这种多元倾向，不仅为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创造了相对广阔的空间，而且也释放了过去被行政手段禁锢的传统信仰与观念。以书籍的出版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一直被禁锢的宗教类图书，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之外，还有不同层次的通俗读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大量出版。一些新兴宗教团体的教义或领袖的说教，例如，科学学派领袖哈伯德的《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拉杰尼希进修会领袖奥修的“人生箴言”系列及《隐藏的和谐》、《智慧奥秘》、《新时代科学》等也被译成中文。
　　此外，文化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思想精神，但它所造成的英雄效应、明星效应、金钱效应等，无疑对那些很想一夜之间成为英雄或领袖的人掘松了社会心理的土壤。新兴宗教的教主一般都是大众文化养育的产品。此外，大众文化热衷于宣扬奇观妙景，助长道听途说、奇谈怪论，也成为大众文化为现代大众提供的精神快餐的原料。
　　除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之外，上述的3种现象也有社会心理甚至个人心理的需要作为基础。中国民众在长期的小生产社会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信仰心理：从不拒绝信仰，但是信仰的目的“不是看重天国的真实价值，也不在于将自己奉献给崇拜对象向其忏悔赎罪”，而在于以宗教信仰作为逃避苦难、获得现报和索取保佑的手段。尤其在基本生存需要没有解决时更是如此。在中国广大的贫困地区，缺衣少食的现象还存在，而缺医少药则更普遍。许多民众见神就敬拜，见庙就磕头，他们参加新兴宗教或各种准宗教，为的只是乞求平安、乞求衣食、消灾除病。而在城市中，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保健改革和医疗费用上涨使得健康问题成了人们极为关心的大事。一些新兴宗教领袖吹嘘，自己能够使人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得到好身体，而敬拜神灵可能消灾除病的观念，在城市居民中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心中依然存在。因此，新兴宗教或者准宗教现象可能占领市场。此外，中国的社会结构缺乏民众表达其意愿或思想的公开渠道，意见的表达和交流通常依靠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宗教活动作为人际交往的场所之一，在中国又处于供不应求和严格受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宗教和准宗教的活动，自然成了不少人进行日常社交、交换意见、发泄不满的场所，满足了一些人在这方面的心理需要。
　　当然，这些现象的升温，与传统宗教自身及其地位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就传统宗教自身而言，其体系博大，教义精深，所谓“门槛很高”，加上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表现出的保守、僵化，所谓跟不上时代，它们在当代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心理需求。就传统宗教的地位而言，长期以来，各大教一直处于不能在自身范围之外亮相的地位，媒体所能公开赞扬的只是它们在救助灾民时发挥的慈善作用，这给世人造成一种传统宗教只是做点好事而已的印象。很多人从几十年经历得到的印象却是，它们是“鸦片”，是“迷信”，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残迹，是外国列强侵华的先锋，等等。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批判的对象，因此，中国民众并未完全彻底地摆脱以往对它们的界定。因此，新兴宗教在与传统宗教争夺信众中，也可以利用传统宗教的这些劣势。
　　中国宗教学界对于新兴宗教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学术交流的加强，许多宗教学研究方面的学者走出国门，国外宗教舞台热闹的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新兴宗教的资料也随着他们归来。在一些具有“邪教”性质的新宗教团体造成轰动世界的惨案之后，新兴宗教很快就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
　　大致来说，国内新兴宗教研究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这段时期，有少数关于国外新兴宗教的书籍得以翻译出版，如《人民圣殿教内幕》、《“现代宗教热”之谜》；介绍此方面的书有《宗教社会学通论》、《当今世界宗教热》、《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世纪末的疯狂——西方邪教透视》、《宗教社会学》等等。此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课题，其研究成果为《当代新兴宗教》以及笔者的著作《新兴宗教初探》。此外，此时期宗教研究领域的主要三大窗口《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和《当代宗教研究》也不时登载关于此方面的文章。综观这段时期的研究，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介绍国外新兴宗教资料为主，国外学界对新兴宗教的研究为辅。这个特点的形成是自然的，它不仅表明我们的研究才起步，而且表明国内新兴宗教的格局不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源，而我们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比较自由的天地。
　　1999年法轮功事件带动了对邪教和新兴宗教的研究，除了宗教研究机构和大学相关专业外，法律、新闻、公安等许多部门纷纷介入，此方面的出版物急剧上升。例如，在笔者的书架上就有《“法轮功”与邪教》、《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法轮功”现象评析》、《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等，翻译出版社的书如《反邪教手册》、《疾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等等。这个期间各种关于邪教或新兴宗教的报道与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步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部门成立了以研究邪教和法轮功为主要内容的课题组、研究中心出现，许多研讨会召开，走出国门了解他国如何对付及处理这类问题的代表团也应运而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围绕法轮功事件展开的，许多研究既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也具有新闻的意味。其共同点在于，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仍然停留在介绍、分析、批判的宏大层面上，并没有对任何所谓邪教或新兴宗教团体做深入的社会学方面的定量研究。然而，一个具有学术性的问题得到学者的重视，即如何界定“邪教”。尽管对此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似乎也无法达成共识，但是这毕竟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此外，在对于邪教或新兴宗教产生原因的讨论中，关注心理与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如果可以把这段时期算为新兴宗教研究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2004年：法轮功事件已不再成为新闻焦点。
　　后来的研究应该说更加理性。换言之，现阶段的研究已开始从那种轰轰列列的运动式逐步地向理性的、学术的研究回归。当然，这个阶段才开始，北京大学东亚学研究中心和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会议，为新兴宗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总的说来，国外对于新兴宗教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界，因此，社会学方法是研究此课题的主要方法。但是，在中国，目前研究状况还仅限于文本、历史、哲学等所谓人文学科进路的研究，还未真正进入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进路。面对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的新兴宗教的研究，在大陆才开始。尽管目前还有许多不利于研究的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也十分有限，但是，有了一个研究平台，我们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

（文章转自中国民族报（京）2006年第8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