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毗卢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贵遗产。以往国内的研究囿于资料匮乏，难以深入，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本文立足于国内图书馆和寺院所藏善本经卷，尤其是近年来从日本购回，藏于福州法海寺的复印本，着力探讨《毗卢藏》的雕印和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新的认识。
　  作者何梅，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几年前曾喜闻福建省佛教协会自日本复印回《毗卢藏》。此次因研究任务需要，有幸专程赴榕考察，经省宗教局和佛协负责人的介绍并提供方便，不仅了解了复印《毗卢藏》的经过，而且亲眼目睹了这部稀世珍品之北宋刻本大藏经，并作了进一步的研考。
　  1985年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副会长杨立居士，受中国佛协副会长释圆拙法师委托，在上海看望准备赴日本定居的老友林伯辉先生和夫人疋田登喜子女士（皇族）时，提出寻回《毗卢藏》一事。此后林先生夫妇几经周折，在日中友协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与宫内省图书馆商定了影印事宜。福州市开元寺住持提润法师捐献行医所得30万元港币，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简丰文和林国莹捐资330万元日元。1990年4月6日，日中友协捐赠复印经书100卷，并在福州法海寺隆重举行了赠送《毗卢大藏经》法会。
　  《毗卢藏》复印本将原折装本改为平装本，使用B4复印纸。兰色封皮，题签是黑底白字，有经名、卷次及千字文函号。第一页印有原经本的帙衣，宽19．3公分，右边有对应之30公分的刻度尺，可知复印本缩小的比例。复印本1页录原经本4个半页，又首尾各附与前后页衔接之经文1至2行。
　  复印本始自乃字函《大方广三戒经》，到97年底已至叔字函《善见毗婆沙律》，虽尚未得见全部印本，但《毗卢藏》自政和初年始刻，直至绍兴二十一年竣工之经本均有囊括，故据此亦可详细考查《毗卢藏》的镌刻经过。此外，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了馆藏全部《毗卢藏》零册。现据上述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及有关记载，将考查结果分述如下。
　  一、《毗卢藏》的雕刻
　  1．组织机构　《毗卢藏》本卷首多有刻经题记，如:宾字函《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题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1112年）十月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由此可知《毗卢藏》于政和二年十月开雕时，由福州开元寺住持本明任证会，本悟劝缘，并由蔡俊臣等四人组成雕经都会。此后直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全藏刻竣的39年间，其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有很大变化。现据有明确年月的题识记录如下:开元寺住持本明任证会一职至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①；宣和六年八月由宗鉴大师元忠继任②；宣和六年八月至建炎二年七月（1124-1128年）是净慧大师法超③，法超宣和六年八月刊乃字函《佛说无量寿经》卷下的题记，是在法海寺首次发现，今录文如下:“福州管内众缘就开元禅寺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内外臣僚同资禄位。都会首颜徽、曾、陶毂、张嗣、林桷、陈芳、林昭、刘居中、蔡康国、陈询、蔡俊臣、刘渐、陈靖、谢忠；前管句沙门本悟，见管句沙门僧仟；证会前住持本明，见住持净慧大师法超，当山三殿:大王、大圣、泗洲。时宣和六年八月日谨题。”建炎二年九月至绍兴四年五月（1128-1134年）为慧海大师惟冲④，惟冲建炎二年九月刊阴字函《般若灯论》卷10的题记，亦是在法海寺首次发现，现录文如下:“福州管内众缘就开元寺雕造毗卢大藏经板五百余函，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都会赵天与、郑遘、卓元忠、张周、葛龟年、郑康、吴凤、曾语、陶毂、张嗣、林桷、陈芳、林昭、蔡康国、陈询、蔡俊臣、刘渐、陈靖、谢忠；前管句本悟，见管句若价；证会前住持本明，见住持赐紫沙门惟仲，当山三殿:大王、大圣、泗洲。时建炎二年九月日谨题。”绍兴四年六月至八年三月（1134—1138年）是必强⑤；绍兴十六年二月（1146年）为圆证大师子文，子文主持刻经的事实，此前从未见述及，是这次在法海寺的重要发现之一。受字函《五分比丘尼戒本》有刊经题记三行，全文如下:“福州开元寺住持传法赐紫圆证大师子文，抽经司施利开斯函，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阖郡官僚同资禄位，雕造大藏经印板计五百余函。绍兴十六年二月　日经头僧道怿、道宣、至刚谨题。”绍兴十八年八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148-1151 年）是慧通大师了一⑥。历经七代住持之不懈努力，终成大业。“雕经都会”自重和元年（1118年）以后改称“都会首”，绍兴四年又恢复原名，此后不复存在。这一组织在历代私刻版大藏经中是仅见的。都会成员均是非出家人，由最初4人，逐渐增至最多时19人，他们是: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林昭、卓元德、刘居中、蔡康国、谢忠、郑宏、颜徽、曾、陶毂、张嗣、林桷、陈芳、葛龟年、郑康、吴凤、郑才良、赵天与、郑遘、卓元忠、张周、刘弼等人。“管句”沙门是雕经日常工作的总负责人，并曾一度兼对经之职，先后由本悟、德华、开慧、僧仟、惠修、若价等人担负重任。此职位始于重和元年，至绍兴十九年以后改称“管经局”，由僧人至刚任职。此外唯政和年间有“劝缘”沙门本悟、行崇、德华、圆津等人。绍兴十六年还有经头僧道怿、道宣、至刚等人。因《毗卢藏》部分经本纸背钤有“开元经局染黄纸”长方印记，还可知此藏从特制藏经纸到印刷、装帧及流通，都由开元经局统一经营。
　  2．资金来源　凡私版大藏经，因其雕板经费靠劝缘于僧俗二众获得，故多于经本卷末注明施主是何方人氏、舍资刊经数额并施经愿文等。但是《毗卢藏》自政和二年开雕直至绍兴四年的22年间，其经本除卷首有刻经题记外，它处则鲜见题识。这种情况与南宋刻本《圆觉藏》有相同之处。《圆觉藏》仅见绍兴二年刊之二则刻藏题记，因全藏系王永从一族人施资镌刻。由此联系到《毗卢藏》，可以认为绍兴四年以前的雕板经费，绝大部分来自雕经都会成员的喜舍，在此期间刊经约300函。绍兴八年及十六年在必强和圆证大师子文任住持时，则“将经司施利钱”开经板，因雕经都会已不存在，此时刻经约20函。绍兴十八年以后，住持了一才以募众缘为主，此时刻本除卷首有题记外，卷尾亦多见施资题识，如:诸字函《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6卷尾记有:“府城居住奉佛女弟子范妙善谨施净财壹拾贯文省，雕斯经板一卷，流通圣教……。”此时镌刻200余函（以上所列函数不包括无刻板年月的76函经本）。
　  3．《毗卢藏》的版式　《毗卢藏》是折装本，一版刻经文36行，折为6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但有相当一部分于一册经本中有一到二版是30行，折为5个半页，如:竹字函《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卷中之第9版，英字函《开元释教录略出》卷1第11、23版均是30行5折的版式，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板材的缘故吧。经文四周有单线边框，长20-20。2寸（66．6-67．3公分）不等，宽6．9-7．4寸（23-24．6公分）不等。此前日本小川贯弌教授曾在《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一书中言及:“毗卢大藏经的版式为每行十七字，每面三十行。……版面比较小”①，这种说法与如今对大量经本实物的考查结果不符。有关版面大小的比较，笔者以为，一概而论的作法欠妥，因为《崇宁藏》板框长度也有一个浮动范围，长67-68公分不等，宽24．3-25．3公分不等。多数经卷卷首有3至4行刻经题记，故首折半页只录经文3行，若无题记者，有的录文6行，有的则空白3行。除每册首尾经题下有千字文函号外，每版还有一折页处有小字注文，标明千字文函号、经名卷次、版次及刻工姓名，如:“乃三戒经上卷四张保”。卷末经题前有用纸总数及刻工名，如:“十三纸尾王仕”。极少数经卷卷尾，仿《崇宁藏》，可见印刷工印记，如:衣字函《优填王经》有“陈全印造”①、磻字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21至25有“葛禧印造”②小长方墨印。已知印刷工还有林从、陈和二人③。
　  《毗卢藏》本的装帧采用包衣式，以北图馆藏藁字函《法苑珠林》卷19为例，其包衣为深蓝色，长31公分，宽同经本宽度。翻开包衣两边压页，可见折装经本的封底，颜色同包衣。左压页长8．5公分，右压页长7．7公分，右压页上有经题和千字文函号。由封底向下翻至经本卷首，首页边端多出1公分折贴在包衣内面与经本半页长度对应的右侧边端。这样读完一卷经，合上左右压页，放回函套，通常11册为1函。
　  二、《毗卢藏》的补刻、印造及再雕
　  《毗卢藏》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竣后，又在隆兴二年（1164年）、乾道五至八年（1169-1172年）及淳熙三年（1176年）续刻数函。此后历经百余年沧桑，原经板已有部分损坏，于是开元寺住持相继募缘，开始了补雕工作。化字函《金光明经》卷首有“福州开元禅寺住持传法沙门文迪谨募十方檀信，刊换大藏经损板，恭为当今皇帝圣寿无疆，文武官僚同资禄位，信施檀那各随心愿报资恩有者。时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日化缘当寺首座比丘端允谨题。”④又宙字函《大般若经》卷53卷首有“福州开元庄严禅寺住持沙门悟壁募缘雕补毗卢大藏经板一副，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者。时大德丙午岁（大德十年，1306年）良月吉日题。”此经中缝记有“大德乙巳（1305年）在城赵瑞舍刊”⑤。又咸字函《摩诃般若经》卷24有元大德八年僧师济施刻的题记⑥。由以上题记可知《毗卢藏》经板在南宋咸淳四年和元大德八至十年，由开元寺住持文迪和悟壁主持，曾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补雕。泉州开元寺现存经过元大德八年至十年补刻后的经本，它们是:大德八年刻咸字函《摩诃般若经》四版，凤字函《妙法莲华经》九版，景字函《诸法最上王经》一版；大德十年刻冈字函《大般若经》一版，墨字函《文殊师利问经》四版，同函《月上女经》二版⑦。仅上述六部经的补刻就多达二十一版，可见《毗卢藏》流传至元大德近二百年间，原板虽经过补雕，但残损情况仍较严重。经过福州开元寺住持悟壁此次补板后，紧接着开始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泉州水陆寺印造《毗卢大藏经》的举动。
　  泉州开元寺现残存《水陆寺大藏经》印本并零页，自昆字函《大般若经》至灵字函《经律异相》，凡16函中之20部经58卷，其中完整经本共12部14卷。另有无千字文编号之《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论论主李长者事迹》一卷①。除钤有“水陆寺大藏经”的印记外，还有题记，云:“福建道泉州路在城护国水路禅寺谨募众缘，印造毗卢法宝大藏经文与众披读，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安，太子千秋，文武官僚同资禄位。然冀佛日增辉，法轮常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信施檀那正因不昧，四恩普报三有，遍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者。时至大元年戊申岁（1308年）月日题。”②
　  首次发现《水陆寺大藏经》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有别号天马、弥陀二人在泉州开元寺戒坛经橱中发现二小箱宋版元印经本残页，并在《泉州日报》撰文介绍。后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曾借出此批经卷，因对弥补《碛砂藏》残缺不起作用，随复归还，便置于库房楼上杂物堆中。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当寺住持妙莲法师发现了这两只小木箱，于是不辞辛劳，对全部经本、残页进行了考查、整理，终使这批埋没了六百余年（1357年开元寺戒坛、法堂灾毁到1978年整理完成）的宋版、元补版的元印本经卷恢复了其珍贵的价值③。尤其是《水路寺大藏经》残卷中昆、冈二字函的《大般若经》，姜、咸二字函的《摩诃般若经》和男字函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可补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毗卢藏》本之缺如。
　  元仁宗延祐年间，有陈觉琳募缘的再雕《毗卢藏》本流行于世。据《影印宋碛砂藏经》所收福建鼓山涌泉寺藏本及北京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藏本，可知这次再雕《毗卢藏》，旨在重刊《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四大部经。再雕本同《毗卢藏》本，卷首亦有三行题记，云:“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万寿堂嗣教陈觉琳，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万安，文武官僚同资禄位，募众雕刊毗卢大藏经板，流通读诵者。延祐二年（1315年）月日谨题。”卷末经题后一般情况下有一长方形施刻木记，如:北图馆藏师字函《大宝积经》卷20之记文云:“光州固始县李觉性、胡氏三娘各刊二纸，祝有才、李诚、张汉用各刊一纸，帅氏妙清刊半纸；陆安州陆安县吴明祖同妻吴氏五娘、周氏妙新、周觉愿、胡氏四娘、尤德明、李觉广、朱氏七娘，已上各刊一纸，共成一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又官字函同经卷59之记文云:“河南江北道汴梁省汝宁府光州固始县回龙山古心堂陈觉圆募众喜舍四十五定，谨刊斯经一十五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者。”木记后一般有“都大劝缘荣禄大夫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吴国公亦黑迷失（按:有的无“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八字）”一行。最后附本卷经之释音。以北图馆藏二卷经为例，一版录文36行，每行17字，但《大宝积经》卷59之第7版录文30 行。四周单线边框，长约20寸（66．6公分），宽约7．4寸（24．6公分）。
　  从见存零散经本及有关史料记载，我们对再雕版《毗卢藏》本有了初步的了解:1．此本刻于元延祐二年。又据《八闽通志》记载可知后山报恩万寿堂在县西崇泰里④，建阳县历史上号称“图书之府”，再雕本刊于此地亦非偶然。2．雕刊工作的发起和组织者是陈觉琳。另据《元史·列传》记载:亦黑迷失在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曾奉命往“海外僧迦剌国，观佛钵舍利”，二十四年出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由此与佛教结下因缘。二十九年立福建行省，诏为平章政事。“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为集贤院使，兼会同馆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屡使绝域，诏封吴国公”①。可见亦黑迷失曾是历朝要臣，在仁宗诏封吴国公后不久出任雕经都大劝缘。3．再雕本募缘广泛，涉及福建道（今福建省）建宁路建安、建阳县、政和县，邵武路在城、邵武县、建宁县；抚州路崇仁县（今江西省）；河南江北道固始县（今河南省）；陆安州陆安县（今广东省）等地区。在河南省劝募的陈觉圆似是陈觉琳的同族人。4．再雕本沿袭了《毗卢藏》本的版式及规格，只是将原单独成册并附于函末的释音部分改刻在每册经后。其字体显示流畅感。5．再雕本刊经15卷，花费中统钞45定，1卷合3定而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于杭州路（今杭州市）刊经，1卷仅花费中统钞1定②，由此可见八年间刊经费用增长的幅度。
　  延祐三年亦黑迷失为报皇恩，特就“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壹佰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等，“建宁后山万寿堂”和泉州路“水陆寺”均名见全国百寺之行列中。此事曾“钦奉圣旨立碑”③，足见朝廷的重视。《毗卢藏》在元代的补刻、印造及再雕不是孤立的，与其同时期的还有已刻竣并广为流传之《普宁藏》、经补版的《弘法藏》及近于刊毕的《碛砂藏》等。由此可了解到，元朝中期国势强盛时，佛教文化事业所呈现出的繁荣兴旺之景象。
　  三、《毗卢藏》的音义
　  在未睹《毗卢藏》复印本之前，国内已不见此藏之字音册。日本昭和三十九年（1964 年）小川贯弌教授曾著书言及《毗卢藏》“没有字函音释”④。此后台湾道安法师和大陆佛教学者均沿袭这一说法。但此次考查，亲眼得见《毗卢藏》于每函十册经本后另附一册字音。为排除是否以《崇宁藏》本字音补缺的嫌疑，笔者曾见驹字函字音册第三版有刻工“蔡大”的署名，而此人又恰好是竹字函《维摩诘所说经》卷中第三版的刻工，该经有开元寺住持本明的刊经题记。由此证明《毗卢藏》确实刻有字音册。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千字文函号内若有十册经本，却注“十一帖”者，其中第十一帖就是字音册（虽未标明）。字音册之封面题签，若在乃字函记有“乃字音”三字。正文首行记作“乃字函四经九卷共一帙”，次行记“大方广三戒经上卷”，又次行是此经字音部分。以下逐经逐卷释音，卷尾再注“乃字函”。字音册折页处有小注，标明千字文函号、版次及刻工姓名，如:“驹字音三蔡大”。现将驹字函《善思童子经》卷上的字音简录如下:“菴婆上乌含反（按:音释部分为小字双行）；盋钵字；罗诘起一反……搦拳上尼卓反，又尼革反，～～下巨员反；铠苦亥反，～甲”，中间尚注释“妳母、、玩弄、嬉戏、翳、跨、、铿锵、曀、啸、掬、战掉、婴孩、喘、嶷然、怜、愍、藉、徧、赫”诸字词。今查唐、五代流传下来的佛教音义著作，如:《玄应音义》、《慧林音义》、《可洪音义》，均与《毗卢藏》字音差异颇大。再考宋、元刻本《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却发现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北京图书馆藏宋《资福藏》本除“阃”、“怜愍音敏”、“籍”、“搦拳……下臣员反”四处相异外，余均照录《毗卢藏》本。《碛砂藏》元刻本在《毗卢藏》、《资福藏》本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记作“菴乌含反，～婆罗，此云柰果，此园因此果而名，即佛说法处；诘去吉反，毗摩罗～，居士，即善思童子之父名也。……搦拳上尼卓、尼革二反，下巨员反，以手～～也；铠苦亥反，～甲也。”中间尚音释“妳、秉、玩、嬉戏、翳、跨、阃、铿锵、曀、啸、椈、颤掉、喘、嶷、籍此、赫”诸字。因北京仅存元《普宁藏》本零册，故笔者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冠字函《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3的音释与《碛砂藏》元刻本对校，发现二本完全相同。从上述宋元刻版四部大藏经释音部分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毗卢藏》对后世大藏经有直接影响。由于北宋《开宝藏》不含音义，其后宋徽宗御赐《崇宁万寿大藏经》首次刊载字音册，而继《崇宁藏》之后开雕，且同刻于福州的《毗卢藏》，从其收经几乎全同于《崇宁藏》来看，可以推想它的音义很可能亦源于《崇宁藏》。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尚未见一册《崇宁藏》本字音，故有待它日再作印证。
　  福州版两藏之音义非独家首创，这从经本中未见有关题记可以证明。那么它们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很可能是据当时当地颇有影响的某部音义著作为蓝本。今见《绍兴重雕大藏音》的序文有如下记载:“昔瑫法师尝著音释附于函末，而其文不详备，先后失次，批阅之际，未免凝滞。”又本书“始于熙宁庚戌岁，而成于元祐癸酉孟冬月（1070-1093）。”①由此可知，熙宁三年以前在江南一带流行的大藏经本，有瑫法师所撰音义附于函末。而于元丰三年（1080年）开雕的《崇宁藏》，其音义恰好亦附于函末，恐非属巧合。今将《毗卢藏》本音释与《绍兴重雕大藏音》相校，互有异同。可见《毗卢藏》虽刻于《大藏音》刊行之后，但并未据其书镌刻本藏音义。至此可以认为《毗卢藏》字音册保存了一部现已失传的宋代音义著作，成为了解北宋时汉字在音韵、形体等方面发展、变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毗卢藏》收经的问题
　  关于《毗卢藏》收经总函数的问题，以往学者诸说不一，有567、580、582、595函的说法。但是此藏自政和二年至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年）前后39年间刻至第564函勿字号的《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为止，可称其为正藏部分，因为是在募雕大藏经初期就已规划好的，故没有多大问题。问题则出在第565函多字号至595函颇字号的31函经，即续藏部分。
　  据日本《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附录大藏经细目》和《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的记载可知，第565至567函多字至实字号的《大慧语录》三十卷是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开元寺刻版，卷前有绍玉印行序，又纸背有“开元经局染黄纸”长方印记。第568至580函宁字至虢字号所收天台三大部经，其中《首楞严经义海》有乾道八年刊记，为东禅等觉院版本；另有乾道五年至七年刊本，当为开元寺版本。另外《妙法莲华经玄义》等及《摩诃止观》等虽缺刊行地和年月，但因钤有“东禅大藏”或“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记，可明确为福州藏本。第581、582函践字、土字号的《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编》是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开元寺刊本。第583至595函会字至颇字号的《华严经合论》至《李长者事迹》，为北宋绍圣二年至三年（1095-1096年）东禅等觉院版本。现将续藏部分存在的问题略述如下:
　  1．千字文编号　经查《中华大藏经》所收自日本东寺拍照的《天台法华玄义科文》五卷、《妙法莲华经文句科》六卷和《摩诃止观科文》五卷三部科文，发现无一卷刻有千字文函号。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华严经合论》卷七及泉州开元寺存《华严经合论论主李长者事迹》一卷亦未见有千字文函号。北大与泉州开元寺存本卷首均有三行题记，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华严合论经板一副，计一十三函。时政和癸巳岁（政和三年，1113年）正月日化缘尼智觉谨题。”由此说明福州版大藏经之续藏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卷在镌刻时尚无千字文编号，而现存有关经录中的千字文编号当系后人所加，时间应在乾道八年以后至日本僧人于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1172-1333年）将福州版大藏经装船托运之前。
　  2．《毗卢藏》的总函数　在未发现北大和泉州开元寺存有《毗卢藏》本《华严经合论》及《李长者事迹》各一卷以前，曾以为唯《崇宁藏》刊刻有此部分经籍凡13函，因此《崇宁藏》的总函数是595函，而《毗卢藏》仅有582函。现在因有新发现的实物为证，揭示出《毗卢藏》的总函数也是595函，而且在开雕此部大藏经的第二年就显示出它将具有与《崇宁藏》同等的宏大规模。
　  《毗卢藏》的总函数明确以后，关于总收经部数、卷数的问题尚待解决。以往学者或根据《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以下简称《东寺目录》）统计《崇宁藏》的收经情况，或根据《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以下简称《图书寮目录》）计算《毗卢藏》的收经情况①。笔者以为这样做法不足之处有两点:1．因上述二部经录均是《崇宁藏》与《毗卢藏》混合本之目录，而且各为一处现存经本之实录，所以若不将二部经录仔细对照，就会因某部经录未收某经而误认为某部大藏缺刻某经。如:翔字函《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东寺目录》有，《图书寮目录》无。又男字函《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一卷，《东寺目录》无，《图书寮目录》有。由于二部经录所记此二部经均为元丰八年刻《崇宁藏》本，故前者，《东寺目录》正好可补《图书寮目录》之缺，而后者，《图书寮目录》又恰好可补《东寺目录》之缺。若草率从事，必然得出前部经《崇宁藏》有，《毗卢藏》无，而后部经则《崇宁藏》无，《毗卢藏》有的错误结论。2．由于现存两部大藏经目录均是后人所作，又因两部大藏经本已历经千年，国内仅见零本残卷，唯日本保存有不完整之两藏，所以若依据现存实物完全解决两部经录存在的差异，已是非常困难的事。况且两部经录难免有误记之处，尚需与实物对证。因此笔者以为现时不具备确定《崇宁藏》和《毗卢藏》收经部数、卷数的条件，只能将两部经录的不同处记下来，待考，它们是:
　  虚字函《略明般若末后一颂赞》一卷
　  非字函《瑜伽师地论释》一卷、《显扬圣教论颂》一卷、《王法正理论》一卷
　  路字函《赞法界颂》一卷
　  以上《东寺目录》无，《图书寮目录》有。
　  忠字函《唯识三十论》一卷
　  守字函《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一卷
　  实字函《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卷、《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一卷、《天圣广灯录都帙目录》一卷
　  武字函《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一卷、《金刚顶瑜伽护摩仪轨》一卷
　  以上《东寺目录》有，《图书寮目录》无。
　  另外还有两函经的情况较特殊:其一是磻字函《十六大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东寺目录》无，《图书寮目录》有。今查《中华大藏经》第66册，此颂无千字文编号，但有“东寺”印记，可知东寺亦存有此颂，只是未入目录而已。其二是衡字函《菩萨名经》十卷、《大方广圆觉略疏注经》八卷。前者见于《东寺目录》，此录注云:“开元寺版”。此经卷一有题记，云:福州“罗濬舍钱雕造菩萨名经印施入于大藏……时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岁次己卯正月谨题。”①卷首经题下有千字文编号。后者见于《图书寮目录》，据《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附录大藏经细目》记载，可知此部撰著纸背有“开元经局染黄纸”长大方印。由此可见《毗卢藏》衡字函收有上述两部经籍。
　  综上所述，经过对《东寺目录》和《图书寮目录》的校勘、核实，有的问题已解决，有的却难下结论。若勉强统计《毗卢藏》的收经部数、卷数，笔者以为如果根据《毗卢藏》的收经规模、结构安排是沿袭《崇宁藏》这一原则，那么凡《东寺目录》见存而《图书寮目录》短缺者，均在补入《图书寮目录》后再作统计。依此计算，《毗卢藏》收经总共595函，1452部，6359 卷。另外每函附有字音册，其中天字至柰字60函、阶字至弁字4函、英字1函、实字至衡字13函、多字至土字18函无字音，故字音册总499册。
　  ①翔字函《仁王般若经》卷上，日本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753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元月。
　  ②乃字函《无量寿经》卷上，福州法海寺藏复印本。
　  ③表字函《大智度论》卷71，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载《大藏经研究汇编（上）》第276、277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
　  ④存字函《十诵律》卷31，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755页。
　  ⑤政字函《十诵律》卷30，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755页。外字函《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福州法海寺藏复印本。
　  ⑥丙字函《经律异相》卷12，北京图书馆藏本。仪字函《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8，福州法海寺藏复印本。
　  ①载《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25册，第58页。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11月。原书于日本昭和39年（1964年）11月发行，平成元年（1989年）3月第2次印刷，百华苑发行。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②《中华大藏经》第74册，第600-629页。
　  ③沈津《美国所藏宋元刻佛经经眼录》，载《文献》1989年第1期，第197页。
　  ④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41、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
　  ⑤沈津《美国所藏宋元刻佛经经眼录》，载《文献》1989年第1期，第200页。
　  ⑥泉州开元寺藏本。
　  ⑦笔者据泉州开元寺住持妙莲法师手稿整理。
　  ①笔者据泉州开元寺住持妙莲法师手稿整理。
　  ②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41、4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
　  ③笔者据泉州开元寺住持妙莲法师手稿整理。
　  ④福建地方志丛刊，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下册，第76卷第8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①明宋廉等撰《元史》卷131，《列传》第18，第3198-3200页。中华书局，1976年4月。
　  ②《影印宋碛砂藏经》第571册更字函《金刚顶经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卷上之题记。
　  ③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第5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④《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载《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25册，第58页。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11月。
　  ①《中华大藏经》第59册，第510页。
　  ①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载《大藏经研究汇编（下）》第236、237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
　  ①《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