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欧大陆的联系是由“丝绸之路”沟通的。这条交通线的主要通道，是从长安出发，向西越过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抵达印度、波斯、罗马诸国的陆上道路，又称绿洲路。
　　张骞、甘父是我国第一批踏上这条路线的官方使节。“博望凿空”，中国通往西域的丝路畅通，造成了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的形势。东、西交通日趋频繁，政治和经济的联系逐渐密切。各地的文化，包括宗教、艺术等等，也开始对流于这条交通线上。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古丝路上的中继站——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问题，目前尚无可靠的史料说明。我国学者认为佛教开始传入内地是在西汉末年（汉哀帝时，公元前一世纪末），一般说来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应在此之前，至迟也应在公元前后。
　　关于古代新疆地区佛教的流行情况，一批西行求法或东来传经的佛教徒，为其代表人物朱士行、法显、智猛、玄奘、悟空、摄摩腾、支晏迦讦、安世高等，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条交通线的文字记载。史料说明，当时南疆地区佛教盛行，大小乘学派都有。南部的于阗（今和田）流行大乘教，北部的龟兹（今库车）则流行小乘教。
　　古龟兹国在塔里木盆地北缘，隔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于阗为邻，是丝路北道上的重要门户，公元前即与内地有了密切往来。王室以白为姓，自一世纪迄于八世纪。汉西域都护府和唐安西都护府均设在龟兹境内。佛教传入较早，公元后已臻于兴盛，三世纪即已有白姓僧人在内地传译佛经。晋代国都“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我国佛经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年），先世为天竺人，生在龟兹，后至长安，所译佛经达三百余卷，且一改前代“格义”译风，被称为“罗什新译”，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两位伟大的旅行家法显和玄奘，分别于五世纪和七世纪取道新疆去印度。在他们的旅行记《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中，报道了西域地区在上述不同时期流行小乘佛教和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的不同情况，也透露了龟兹佛教在不同时期的某种发展变化。
　　关于古代龟兹的佛教史，文献有所记载，但多语焉不详，或付厥如。这就需要借助于近代南疆出土的大量壁画、雕塑等佛教艺术品以及佛教写本等，征诸于史实，验证、补足于实物，才能使我们对龟兹佛教的面貌得到深入一步的认识。
　　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的石窟寺。位于南疆拜城县，东距库车约六十七公里，是一座中外闻名的艺术宝库。石窟开凿在戈壁悬崖上，现已编号的洞窟有二百三十六个，其中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完好的有七十余个。许多洞窟存有古龟兹文（吐火罗语乙种，属印欧语系），个别洞窟遗有塑像残躯。大部分彩塑早在伊斯兰教进入南疆取代佛教的岁月中已遭破坏。十九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最早记录了石窟的概况。二十世纪初，又曾蒙受帝国主义分子的严重盗劫。
　　关于克孜尔千佛洞的年代，由于石窟本身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根据，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国外有的学者曾主要根据窟中的龟兹文题记，将石窟分作公元六世纪前后和七世纪前后两大期。我们初步认为，根据壁画内容的变化，对照文献记载和其它实物等间接依据，石窟的大体年代是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
　　在石窟组合、画塑内容、结构细部和壁画布局上，千佛洞都显示了特有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具有一定规律的成组的洞窟；多有甬道和内室的僧房窟以及小型禅窟；满绘壁画的中心柱（支提）窟。一般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两室。前室正壁凿龛塑佛像一铺，左右壁及顶壁的菱形画格内表现释迦在深山讲自己前生施舍和后世被供奉的事迹。后室宽大而较低，由甬道（礼拜道）与前室相连，表现释迦死时和死后焚棺、分舍利的情况（涅槃）。
　　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现存少数几个主要表现小乘佛教内容的石窟之一。瑰丽多姿、彩色纷披的壁画艺术，主要描绘佛前生修“难行、苦行”的本生故事、佛现世从诞生到涅槃的本行（佛传）故事以及佛现世受供奉的因缘故事。这种情形，正反映了小乘佛教崇拜一佛（释迦牟尼）和一菩萨（弥勒菩萨）的特点，也与文献记载龟兹长期流行小乘佛教的史实相符。目前已辨识和大致可以辨识的，本生壁画有七十余种，佛传壁画有六十余种，因缘壁画有四十余种。其种类和数量之多，为他处石窟所难相颉颃。
　　根据壁画题材内容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期:前期壁画主要见于汉译《贤愚经》；中期壁画主要见于汉译说一切有部经、律，此时还出现一批大像及列像窟；晚期则流行千佛题材，出现了一些表现大乘佛教形像的石窟。这种现象，说明了龟兹佛教自身的某种发展线索。
　　原来，龟兹早期佛教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唐贞观四年（630年），玄奘路过龟兹去西域，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首次明确记载，龟兹当时有“伽兰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形成于西北印度一带，公元一世纪，大月氏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势力侵入这个地区，后来定都犍陀罗。到了第三代迦腻色迦王时，大力扶助这一部派的发展，因而说一切有部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有部学说广为流行，并形成了罽宾和犍陀罗两个中心地区。说一切有部的律典有两种流行本，一是在罽宾流传的略本（即《十诵律》），一是在摩偷罗流传的广本（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前者龟兹在鸠摩罗什时代即已有传译，主要见于克孜尔前期壁画；后者汉译本为唐义净所译，主要见于克孜尔后期壁画。这就说明，这两种律在龟兹是先后流传的。
　　克孜尔壁画，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壁画，许多地方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教义绘出，而这一部派的艺术品，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个别作品中。因而，这一处硕果仅存的完整石窟群，就为我们深入、具体地了解“说一切有部”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形像。
　　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是我国古代艺术遗产中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的艺术心血的结晶。同时，它又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产物。我们在克孜尔早期壁画中，看到了犍陀后期佛教艺术的影响。中期壁画中波斯萨珊朝艺术和印度摩菟罗、笈多艺术的因素较多。而晚期壁画则反映了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这就说明，龟兹壁画有着西方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影响，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悠久的龟兹文化沃壤中生长、茁壮的。

（文章转自研究生院学报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