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版《圆觉藏》、《资福藏》是现存较完整的宋刻本大藏经，在近现代佛教经籍的校勘中充当重要角色，更显示出其版本的珍贵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经过对《圆觉藏》、《资福藏》等见存经本的详细考查后，对湖州版大藏经的雕印始末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就《圆觉藏》与《资福藏》究竟是两副刻板，还是一副?《资福藏》的总函数，以及《圆觉藏》与北宋《崇宁藏》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
　　作者何梅，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资福藏》重返祖国
　　《圆觉藏》、《资福藏》又称《前思溪藏》、《后思溪藏》或《浙本大藏经》、《湖州藏》等。如今国内所知，除零星残本外，唯北京图书馆保存有《资福藏》的刻本四千余卷，及《圆觉藏》刻本一卷，总计429函，4649册，千字文编号依次作:宿（14）、菜至渭（61-422）、泾至阶（424-458）、疑至英（463-480）、隶至书（484-486）、将至侠（491-494）、户至家（497 501）、奄（537），成为了解并研究《圆觉藏》、《资福藏》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稀世珍品之南宋版大藏经的印本曾有数部于日本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传至日本。延享五年（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随天《缘山三大藏经缘起》记载:“其宋本者，湖州路思溪法宝寺雕刻，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版也……日本后宇多院建治元年（1275年，南宋德佑元年）近州管山寺僧传晓入宋将来，藏于其寺。”①数百年后，《资福藏》本又是怎样回归祖国的呢?我们不应忘记清末杨守敬先生的功绩。先生曾记有此段因缘，文云:“宋安吉州资福寺大藏经，全部缺六百余卷，间有钞补，亦据宋拓本。旧藏日本山城国天安寺。余在日本，有书估为言，欲求售之。……价三千元，……余以此书宋刻，中土久无传本，明刊南、北藏本，兵燹后亦十不存一，况明本鲁鱼豕亥不可枚举，得此以订讹鉏谬，不可谓非鸿宝，……缺卷非无别本钞补，以费繁而止。……光绪癸末（1883年，光绪九年）二月宜都杨守敬记。”②
　　二、前人对《圆觉藏》、《资福藏》的研究
　　杨守敬著有《日本访书志》，此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付梓时，作者已将前文作了修订，依据了日本人随天之说，文云:“大藏经五千七百四十卷，宋椠本。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所刊。是经日本有两部，一藏近江国管山寺，一藏山城国天安寺。此即天安寺本也，自天字起至最字止，凡五千七百四十卷。间有钞补，系元禄九年（1696 年，清康熙三十五年）以管山寺本照禄重修。”①
　　以上随天和杨守敬的观点可视为第一类，即认为《资福藏》是南宋嘉熙三年刊刻的，全藏599函。他们都未提及《圆觉藏》。
　　1936年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一书中，以大和长谷寺存宋版大藏经和散乱于世间的旧鹿岛神宫之宋版一切经，“其各纸接缝均盖有‘全藏’之墨印，及‘法宝大藏经’之朱印”，又京都法然院所藏旧三圣寺藏本之《大般若经》卷467，有“圆觉藏司自纸板”之墨印，作为判定资福、圆觉二藏“应个别有板木严存”的佐证②
　　1988年童玮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提出:《圆觉藏》“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绍兴二年基本刻完。全藏548函，……经版后在南宋淳佑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又《资福藏》“开雕年月不祥。南宋淳熙二年（1175）峻工。全藏599函。”③
　　以上提法可看作是第二类，即认为《圆觉藏》和《资福藏》是在南宋不同时期雕就的两部大藏经。《圆觉藏》总548函，《资福藏》总599函。
　　民国十一年（1922年）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卷下中云:“宜都杨惺吾舍人旧藏全部，中佚数百卷，舍人曾著之《日本访书志》称:嘉熙三年刊，末附目录二卷。余疑此藏即就思溪王氏所刊加以增补，未必别有一刻也。”④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日本学者小川贯壹在《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一书中提出:“安吉州的地名，是在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由湖州吴兴之地而改名的。由于圆觉禅院升格为法宝资福禅寺属实，这两种目录不过是表明思溪藏印经活动的先后而已。此即:法宝资福禅寺的大藏经，从天字函的大般若经至第五百四十八合字函的南本涅槃经为‘前思溪藏’的圆觉禅院本。从济字函的宗镜录至最字函的大藏经目录，计五十函（按:应作五十一函），二十四部四百五十卷系后来追雕补刻者，为‘后思溪藏’法宝资福禅寺本。”⑤
　　上述观点可视为第三类，即认为《资福藏》是在《圆觉藏》原有刊本548函的基础上增刻51函，使全藏达到599函，而非别有一藏。
　　综上所述，前辈学者在《圆觉藏》和《资福藏》的研究方面，尚存异议。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记甚少，目前仅发现四条题记。另一方面是此本在国内外已是罕见之珍本，即使北京图书馆存有一部（已残缺不全），一般学者也很难拜见全藏。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进一步就经卷之实物本身作全面而细致的研查，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揭示《圆觉藏》、《资福藏》雕印始末的突破口。
　　三、《圆觉藏》刊刻缘起
　　日本南禅寺存命字函《观所缘缘论》之尾题云:“大宋国两浙道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宝义郎冲和，妻吕氏并家眷等，捐舍家财，命工开镂大藏经板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所鸠善利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及一切有情。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雕经作头李孜、李敏，印经作头金绍，掌经沙门觉清，干雕经沙门法祖，对经沙门仲谦、行坚，对经沙门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按:住字后脱持字）传天台教真悟大师宗鉴，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传教说法大师净梵，都劝缘住持圆觉禅院传法慈受禅师怀深。”①另有南禅寺存履字函《长阿含经》卷22附载相同的题记，唯印经作头与掌经沙门分别改由密荣、法己担任②。
　　以上二则题记是目前仅见的记载《圆觉藏》雕印情况的最原始的资料，因此极为珍贵。从题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刻藏事实:
　　1．《圆觉藏》是王永从一族人施资镌刻的私版大藏经。王氏家中多人在朝为官，王永从曾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县）观察使”，是正五品之武官，并已得“致仕”，表明王永从为官一生，已年逾七十。此部大藏经与历代私版藏经的不同处，在于全藏五百余函经卷，乃独依王氏家族喜舍资财刊刻的，这在大藏经雕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之壮举。
　　2．《圆觉藏》是在两浙路湖州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市）归安县松亭乡思溪村圆觉禅院雕印的。另据南宋谈钥于嘉泰元年（1201年）撰成的《吴兴志》卷13记载:“圆觉禅院在思溪，宣和中士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建，赐额为慈爱（按:爱字应作受字）和尚道场。寺有塔十一层，及有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卷，印板作印经坊。”③由此可知，圆觉禅院是在北宋末宣和年间（11191125年）由王永从和弟永锡创建的。关于寺内建塔一事，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记载:“《黄学士文集》:思溪圆觉法宝寺舍利塔记宋崇信军承宣使王公永从，宣和间仕于朝。慈受深禅师时住慧林，永从暇日数与之游而咨决心要，闲语及有为因果，禅师言:起塔之功最胜，盖舍利所在，则为有佛也。永从既谢事而归，则舍家造寺建塔，迎禅师为之开山。”①由此得知，东京开封府慧林禅寺住持慈受禅师怀深不仅是造塔的倡始者，而且应王氏之请成为圆觉禅院的第一任住持，圆觉禅院亦因此获赐“慈受和尚道场”之匾额。
　　3．《圆觉藏》的雕印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从题记中各种职务的排列顺序，不仅可以看出不同职务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了解所有职务又分成三个级别。职级低的，题名的抬头亦低一至二字。首先是低级职务者，即“雕经作头”和“印经作头”，他们是管理雕板工和印刷工的工头，一般由非出家僧人任职。其次是中级的，分别有“掌经”、“干雕经”、“对经”沙门。掌经者是掌管所有经本的人，经本大体应包括对经者参照的底本、刻工依据的修订本及《圆觉藏》的成品本，此人同时掌握着各道工序的进度。干雕经者是雕经全盘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人员。对经者的任务，当包括向刻工提供经过勘误修正后的经本，以及对刻板经文的校对。再次是高级职务者，即“都对证”、“劝缘”大师和“都劝缘”禅师。都对证者是对各项工作负总责的人。此外，从《大般若经》第131、467卷有“圆觉藏司自纸板”的墨记可知，上述全套班子的总称是圆觉藏司。
　　以上有关《圆觉藏》三个方面的刻藏事实是明确的，但是关于此部大藏经的开雕及竣工年月却至今不详。学者们一般认为当始自北宋末年，而终于南宋初年。因目前仅见有绍兴二年之题记，故日本学者有的认为:“绍兴二年应为大藏着手开板之年月，而经典个别雕造，则在其后。”②我国学者有的认为:圆觉院经板于“绍兴二年（1132）刻成，550函。”③另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年基本刻完。”④为此笔者曾多方查寻史料记载，现将初步想法记述如下:
　　从前文所述，已知圆觉禅院创建于北宋末宣和年间，应王氏之请，怀深成为圆觉禅院的第一任住持，亦是《圆觉藏》开雕的都劝缘者。那么怀深禅师是何时来到圆觉禅院的呢?今据南宋初绍兴五年刊刻的《慈受深和尚广录》四卷的记载，可基本确定其时限。此录卷一记述:“师于政和三年（1113年）八月初十日”在江苏长芦寺为首座。又“师于政和七年（1117年）九月初六日在蒋山”及“宣和三年（1121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焦山”两次受敕命任住持。又宣和四年“师五月五日”就任东京慧林禅寺住持，直至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二十八日得旨辞众。”“扫洒慧林，倏忽六载。”⑤以上所录，因出自怀深禅师的三名侍者之手笔，故书中所记禅师的传法业绩并数迁法席之经过，是详实可信的。由于怀深禅师于建炎元年七月底才离开慧林禅寺，故禅师来至圆觉禅院并筹备开雕《圆觉藏》一事，当是宋室南迁以后的事了，早不过建炎元年八月份。
　　今以《圆觉藏》的二则题记均为绍兴二年四月所题，又据其一附载于大乘论典《观所缘缘论》一卷尾，即第256函命字；其二附载于小乘经典《长阿含经》卷22，即第259函履字分析，因其排列位置均处于《圆觉藏》全部548函，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合字的中部，所以笔者认为:《圆觉藏》的雕板伟业，时至绍兴二年已功成近半。若自建炎元年下半年始刻至绍兴二年四月，已费时近六年计算，如无意外发生，再用六年，至绍兴八年或稍迟一些，全藏刊刻竣工将是可望可及的。依此推算，《圆觉藏》的雕刻前后用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
　　《圆觉藏》刻板所用时间与北宋初年官刻版《开宝藏》和元代私刻版《普宁藏》所用时间基本相同，说明了《圆觉藏》的刻板进度，与其前后三百余年间的雕板技艺之一般工作效率是相符合的。这与《圆觉藏》的资金来源有保障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此前之学者提出《圆觉藏》始刻于北宋末年或绍兴二年以后，以及此藏完成于绍兴二年等等，笔者以为均因依据不足，尚难信服。
　　四、《圆觉藏》的雕刻
　　笔者此番因有课题研究任务，幸运地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组阅览室查阅了40函宋刻版大藏经本，其中《资福藏》本达30余函，凡300余卷。
　　关于《圆觉藏》、《资福藏》的版式，此前的学者一致认为，其版式与北宋福州版之《崇宁藏》和《毗卢藏》相同，为每版30行，每行17字，由于是折装本，故一纸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又因南宋《碛砂藏》、元《普宁藏》、明《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均承袭了此种版式，故而认为，这种30行17字的折装本版式乃是《崇宁藏》开的先河。
　　此次考查，首先从《圆觉藏》与《崇宁藏》、《毗卢藏》的比较开始。北图保存有一帖完好的《圆觉藏》经本，使我如获至宝。此本是宿字函《大般若经》卷131，此卷首版首折半页版框天线上端有“圆觉藏司自纸板”四周单线边框的长方形墨记，末版末折半页上端亦有同样印记，墨记边框长7公分，宽不足1．5公分。每版录经文36行，折为6个半页，每半页6行，行17字，其中仅第七版为30行，折为5个半页。有天、地边线，长68．5公分（起首0．5公分及纸边缘，通常与前页纸粘贴时被覆盖上），宽约25公分。纸长约71公分，宽29．3公分。每版第一或第二折页处（即经文第6至7行或12至13行之间）有小字一行，标注本卷经的千字文编号、卷次、版次及刻工姓名，如:“宿一百三十一卷二石端”。由此得知，本卷经是由石端、张海、牛海三人所刻。卷末经名卷次后有音释一行，记作:“第一百三十一卷宴坐（其下有小字注音）上于见反”。另外，此帖印本卷首、卷中和卷末均铃有日本“三圣寺”之圆形朱印，外圆直径5公分，内圆直径4．5公分。至此，使我颇感惊奇的是，《圆觉藏》本并非是每版30行的版式。
　　以下将《崇宁藏》和《毗卢藏》的版式略述如下:
　　1．《崇宁藏》本称字函《大般若经》卷539，卷末经名后有“劝首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
　　证会灵应侯王”二行题记。另有气字函《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18，卷首有三行题记:“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传法沙门智贤，谨募众缘，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阖郡官僚同资禄位，雕造大藏经印板，计五百余函，时元符二年十月日谨题。”卷末亦有三行题记:“详对经弟子黄端，都劝首住持传法沙门智贤，前都劝首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由题记可知，《大般若经》一卷是前期刻本，而《集异门足论》一卷则是后期刻本。但两本均为每版36行，折为6个半页，每半页6行，行17字。并均有天、地边线，长约68公分，宽25公分，纸宽约29 公分。折页处有小字标注，如:“气八卷五求”。
　　2．《毗卢藏》本藁字函《法苑珠林》卷19，卷首有三行题记:“福州管内众缘寄开元禅寺，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五百余函。恭为当今皇帝祝延圣寿，内外臣僚同资禄位。会首林昭、卓元德、刘居、蔡康国、陈询，都会首蔡俊臣、陈靖、谢忠，管勾兼对经沙门德华，证会住持本明，证会当山三殿:大王、大圣、泗洲。时重和元年十二月日题。”每版36行，每行17字。有天、地边线，长66．5公分，宽约23公分，纸宽28．3公分。折页处有小字标注。

　　根据上述考查情况，已经明确了如下三个问题:其一，《圆觉藏》每版36行，行17字的版式，沿袭了福州版《崇宁藏》和《毗卢藏》的版式。其二，《圆觉藏》的版框及用纸的尺寸与《崇宁藏》极近似，而《毗卢藏》则略小些。其三，在《圆觉藏》的一帖经本中，仅有一版是30 行，折为5个半页，这成为《圆觉藏》版式的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特征。
　　其次要考查的是，北图现存的大量的《资福藏》本与此帖《圆觉藏》本有没有联系或者有怎样之联系的问题。就目前查阅的30余函《资福藏》本经卷，已发现有三种版式:
　　1．每版36行，折为6个半页，每半页6行，行17字。此种版式见于坐字函《旧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至12。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二卷经本中唯第1、10、11卷的第7版，第2、5、8、9、12卷的第8版，第3、4、7卷的第9版和第6卷的第10版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这一特点，恰巧与前文所记《圆觉藏》本的特征一致。有天、地边线，长67公分，宽24．5公分，纸宽29公分。折页处有小字标注一行，如“坐华严卷一二何忠”。但小字标注也偶见刻在版首一行的，如:卷7第14至16版，卷11第9至12版，等等。第1、2、6、11 卷之首版首半页录文三行（前三行空白），第7、10卷之首半页录文四行（前二行空白），第12卷首半页录文五行（首行空白）。
　　从《资福藏》此函经本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与《圆觉藏》本的版式在关键特征上是吻合的。另外，小字标注一行，一部分刻在折页处，另一部分则刻在版头一行。
　　2．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行17字。唯经卷的首版首半页录文不足6行，此种版式的这一特点，又与上述第一种版式有相同之处。第二种版式见于河、淡二字函之《光赞般若经》十卷。有天、地边线，长约57公分，宽25公分，纸宽29公分。另有姜字函《摩诃般若经》卷四亦属此类版式，小字标注一行刻在版首，亦可见折页处刻字者。
　　总观第二种版式，较第一种版式有了很大变化，已将原每版36行，折为6个半页，改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这种每版30行，行17字的版式，在北图馆藏《资福藏》本中占绝大多数。但是此时的版式，还存在着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最明显处是每帖经本的首版首半页之第一至三行为空白，既然不刻题记，岂不是浪费版面。此外小字标注一行所在位置及其内容还不规范化，有待改进。
　　3．第三种版式进一步完善了第二种版式，最终成为《资福藏》本的固定版式。其每帖之首版不再出现空白行；小字标注一行一律刻在版头（首版除外），并统一为依次注明千字文编号、经名、卷次、版次、刻工名，如:“海摩诃般若十三卷三杨茂”。这种将小字标注置于版首一行与北宋官刻《开宝藏》之卷子本的注记方法相同。
　　通过对《资福藏》本三种版式的考查，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与《圆觉藏》本的版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这种联系还只不过是反映了外观上、形式上的东西，尚不足以说明它们有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在完成对各种版式中所录刻工姓名的分析后，其真相必将大白。

　　前文已记述，《圆觉藏》本《大般若经》卷131出自三名刻工之手，其中张海又是《资福藏》本第一种版式之《旧译华严经》卷6的刻工之一，另一位牛海又是《资福藏》本第三种版式之潜字函《小品般若经》卷3的刻工。
　　另外《资福藏》本第一种版式之《旧译华严经》卷3的刻工陈升，卷12的刻工牛志，又分别是此本第二种版式之《光赞般若经》卷1的刻工，及《摩诃般若经》卷4的刻工之一。而陈升、牛志二人还分别是《资福藏》本第三种版式之《摩诃般若经》卷13、25及《小品般若经》卷7的刻工之一。不仅如此，《资福藏》本第一种版式之《旧译华严经》卷1至12中，还有多名刻工，如:何忠、徐雅、赵宗、冯成、屠有等人，在《资福藏》本第二种和第三种版式中亦是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通过对《圆觉藏》本和《资福藏》本的版式，以及刻工的全面深入的调查，并根据已掌握的充足而确凿的实物资料进行分析，现在可以断定，被称作《圆觉藏》和《资福藏》的两种刻本，实际上属于同一副刻板，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圆觉禅院，并由雕经作头李孜、李敏领导下的刻工们一手雕造的，因此可以统一称为圆觉禅院本或《圆觉藏》本。从圆觉禅院本中《大般若经》和《旧译华严经》两部大部头之大乘经典是每版36行，行17字来看，它们属于《圆觉藏》的早期版式。后来改变为每版30行，行17字，才成为《圆觉藏》的定型版式。由此可以认为，《圆觉藏》的版式来源于《崇宁藏》，并在《崇宁藏》版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且为南宋、元、明时代诸部佛教大藏经的镂板所沿用。
　　五、《圆觉藏》的补刻
　　前文已述，《圆觉藏》的雕板大业，若无意外，将在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峻工。此版大藏经的流通在历经百年苍桑后，原版已有相当数量残损缺失，于是开始了一次全面的补刻工作。
　　关于此次补刻情况的记载，目前仅见于《圆觉藏》本中的两贝0题记:其一，据周叔迦《汉文大藏经》记载:“凤字函《妙法莲华经》卷七题云:‘大宋国浙西路安吉州长兴县白乌乡奉三宝弟子因道（按:道字后脱政字）舍财赎到法华经板七卷，舍入思溪圆觉禅院，补填大藏经字函……嘉熙三年二月日弟子因道政意旨。’”①其二，可字函《圆觉经》的两篇序文后有题记，云:“本寺大藏经板，伏蒙安抚大资相公赵给钱，赎过此经两序及诸经板字损失者重新刊补，务在流通佛教，利益群生。淳佑庚戍良月圆日，住持释清穆谨志。”由此可知，补雕工作是在南宋理宗嘉熙三年至淳佑十年（1239-1250年）的十余年间陆续进行的。补雕的内容有整部的《法华经》七卷、《圆觉经》的两篇序文以及经板残缺的文字。今北图馆藏《资福藏》本，恰好完全反映出了这一历史真情。
　　北图见存可字函《圆觉经》一卷，其版式是《圆觉藏》的定型版式，从刻工姓名有陈世、李仲、董珍等人来看，确属圆觉禅院刻本。而卷首的两篇序文，因有题记为证，则是淳佑十年赎到后新补入藏的。序文的版式与经文相同。今观序文和经文的的纸质及墨迹无丝毫差异，由此不仅可获知此卷《圆觉经》已是淳佑十年经过补刻后的印本，而且可以了解到圆觉禅院的雕板，时至淳佑年间仍然见存。此时寺院住持释清穆所作的正是在已有的《圆觉藏》刻板的基础上，弥补残损，使此藏在流通百年之后，仍旧可继续以其完整的面貌弘传于大千世界，利益群生。在笔者亲见之300余卷《资福藏》本中，有多处补刻的痕迹。一部分有明显的标记，如:龙字函《大宝积经》卷5第9版有小字标注“沈道诚舍王孙刊”一行。另一部分则无标注，如:鸟字函同经卷44第13版及同经卷48第11版，可能均系前文所述之“安抚大资相公赵”给钱补刻的经板。即使是无标记的补版，也极易辨认，尽管纸质相同，但是字体差异较大，原版字体普遍粗犷遒劲，而补刻字体则纤细秀挺。
　　总观《圆觉藏》的补刻，有如下两个特点:1．募缘广泛，其区域不仅在归安县内，还旁及长兴县等其它县境，乃至安吉州。其劝缘对象，下至广大善男信女，补版刻录的施主姓名有:汤氏二娘、女弟子吴妙清、因道果等数十人，尚有大师祖印、陆六庵主等数人。上至达官显贵，如:“安抚大资相公赵”。今查《宋史·赵与传》，此人与题记中所述很相近。赵与，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景定元年（1260年）卒。曾“主管浙西（按:安吉州在浙西路）安抚司公事”，后“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今绍兴市）、浙东安抚使”，又“知建康府（今南京市）、江东安抚使”，“与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①2．版式统一，笔者所见的补刻经版，均为每版30行，行17字，未见行数、字数有参差不齐者。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此次补刻所据底本仍然是《圆觉藏》本，尽管其经板已有残损，但世间仍可寻到完整之原版印本。因此，经过补版后的《圆觉藏》，就其内容来讲，可以说完全恢复了原貌。
　　六、圆觉禅院与资福禅寺的关系
　　前文已述，思溪圆觉禅院是北宋末宣和年间王永从兄弟创建，直至嘉熙三年（1239 年）因道政补入《法华经》刻板时为止，仍称名圆觉禅院。
　　资福禅寺的称谓，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最早见于《资福藏》本中淳佑十年（1250 年）所刻《圆觉经》序文之题记，记云:“本寺大藏经板，伏蒙安抚大资相公赵给钱……”。
　　同在归安县思溪屯的圆觉禅院与法宝资福禅寺有什么关系吗?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湖州吴兴郡，“宝庆元年（1225年），改安吉州。”①又据明永乐六年（1408年）撰成之《永乐大典·寺观》卷2281记载:“国朝续志。改院为寺。圆觉禅院。在思溪……”。再据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刊《湖州府志·寺观》卷12记载:“法宝禅院在县南三十里思溪……旧名圆觉禅院，后改法宝”。又在“朝赐额岩山禅寺，各寺立为丛林者”的标题下记有“圆觉禅院，在东南思溪，今名法宝寺。”②另据清乾隆四年（1739年）刊《湖州府志·寺观》卷9记载:圆觉禅院在思溪，宋王永从与永锡创，“赐额法宝寺〔县志〕……今废。”由上述记载已获充分证据，可知圆觉禅院大约在南宋淳佑十年已改名为法宝资福禅寺，并获朝廷颁赐之匾额，且于此前二十余年，湖州已更名作安吉州。因此湖州圆觉禅院与安吉州法宝资福禅寺实乃同一寺院，已无可置疑。由此还应进一步认为，法宝资福禅寺只是保存了圆觉禅院时期雕就的一副大藏经板片，并经过补刻，使《圆觉藏》得以继续印刷流通，而不存在有的学者提出:“圆觉版后又移藏资福禅寺”的情况。
　　七、《圆觉藏目录》、《资福藏目录》存在的问题
　　《圆觉藏目录》现存有《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二卷，原本是日本高野山宝寿院藏宋版，卷末附“嘉禾（今浙江省嘉兴市）比丘慧明敬书，比丘元伟编集”字样。《资福藏目录》见存有《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二卷，原本藏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③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两部目录存在的问题。
　　1．《圆觉藏目录》与《资福藏目录》编集的年代
　　因为至今未发现南宋初年圆觉禅院刊刻的《圆觉藏目录》，以及淳佑年间资福禅寺雕印的《资福藏目录》，故可认为现存的这两部目录均是后人编集的。
　　嘉禾比丘元伟编集的《圆觉藏目录》完成于何时?虽已不详，但从端平元年（1234年）三至四月镌刻的《碛砂藏目录》二卷来看，不仅其编排体例与《圆觉藏目录》相同，而且所收经目也基本相同，仅有的四处不同且均属误刻。因此可以推断，端平元年刻《碛砂藏目录》所据底本就是元伟编集的《圆觉藏目录》，故《圆觉藏目录》当撰成于端平元年以前。
　　《资福藏目录》编集于何时，现亦不详。据《普宁藏目录》所载元大德三年（1299年）大普宁寺比丘如莹撰序文，文云:“今思溪浙本，是本寺所刊目录，照思溪式行于世。”由此可知，元大德三年以前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曾刊有《思溪藏目录》，并流传世间。但大普宁寺刊本与现存的《资福藏目录》有什么关系?因无题记可证，尚难以断定。但从《资福藏目录》的照片①看来，原物是线装本，故非系大普宁寺刊本，是可以肯定的。
　　2．《资福藏目录》的总函数
　　由于现存唯一的一部《资福藏目录》所录函号自天字至最字，凡599函，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资福藏》的总函数是599函，并较《圆觉藏》之函号至合字止，凡548函，增加了济字至最字的51函。这51函的收经对研究《资福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笔者经过详细查考，发现其中存在多处疑点:
　　（1）第597函，用字所收《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十八卷和《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一卷，在《圆觉藏目录》中被收入第540函阜字中。而《资福藏目录》阜字函著录的八部经，全是重出经。其中三部《药师经》是惟函已收经之重出，另外《王法正理论》、三部《因明论》及《显识论》则是非字、力字和忠字函已收经之重出。因此，要解决《资福藏目录》阜字函的收经问题，只有依据经本实物。经查《大正藏勘同目录》可知，《资福藏》阜字函仅收录《海意菩萨所问经》和《圣观自在菩萨陀罗尼经》二部经，且其经本已作为《大正藏》的参校本之一被采用。再查北图残存的《资福藏》本，其惟字和非字函又正好收有上述《资福藏目录》阜字函的四部经论。由此证明，《资福藏目录》阜字函著录的八部经均与现存经本的函号不符，而此录新增51函中用字函所录两部经，实际上是《资福藏》本阜字函现存经本之重出。
　　（2）第590、591函，弊、烦两字所录《大乘中观释论》十八卷，在《圆觉藏目录》中被收入第541函，微字中，但记作九卷，同函的还有另外四部经。而《资福藏目录》微字函未收此部释论。经查《大正藏勘同目录》可知，《资福藏》微字函不仅有此部释论，而且恰好是以九卷本（按:此部释论凡十八卷，见藏仅存第一至九卷）作为《大正藏》的参校本之一已被采用。由此证明，《资福藏目录》微字函漏载一部释论，而此录新增51函中弊、烦两字函著录的一部释论，实际上是微字函现存释论之重出。
　　（3）《资福藏目录》增加的51函，总录经籍24部，除上述弊字、烦字、用字三函著录的三部经可见有经本存在（现已证明原属阜、微二函所收），其余48函所录21部经籍，则至今未曾发现一部乃至一卷属于宋刻《资福藏》本。经查《大正藏》，未见以《资福藏》本作校本中有此部分经籍存在。再查《缘山三大藏总目录》，《资福藏》本经籍的著录止于第548函，合字之《南本大般涅槃经》，亦未见收入此部分经籍。由此说明，《资福藏目录》增加的51函经目，仅仅是目录而已，全无经本实物作为依据。
　　（4）这51函经目的出现，究竟来源于何处呢?经查《日本武州江户东睿山宽永寺一切经新刊印行目录》（以下略称《宽永寺目录》，又名《天海藏目录》），便真相大白。此部完刻于庆安元年（1648年）的《天海藏目录》，在合字函后著录有济字至最字，共51函经目，除末函最字中所录为《新刊印行目录》五卷，与《资福藏目录》中之《大藏经目录》二卷不同外，其余经目则如出一辙。由此说明，《资福藏目录》中新增的51函，很可能是后人于1648年以后，据《天海藏目录》增补的。
　　综上所述，在查明了《资福藏目录》较《圆觉藏目录》增加的51函经目的原委后，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因为《资福藏》实际收经总548函，千字文编次自天字起至合字止，所以根据《资福藏》经本编集的《资福藏目录》也只能著录548函。而此前盲目地依从现存的《资福藏目录》，以为《资福藏》的总函数是599函，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解决了《资福藏目录》第548函以后出现的新增经目是据《宽永寺目录》误增的这一重要问题以后，另外一些见于第548函以前的疑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例如:
　　（1）阜字函重出的八部经，就是抄录《宽永寺目录》阜字函的补遗经目造成的。因为《宽永寺目录》惟字函漏编三部《药师经》，非字函漏编《王法正理论》一部，力字函漏编《因明正理门论本》一部，以及忠字函漏编《因明论》等三部，故在阜字函将漏编经目一次补齐，并将原在阜字函的两部经目，后置于第597函，用字号内。而《资福藏目录》无漏编问题，后人不详缘由，草率地依《宽永寺目录》照猫画虎，殊不知已酿成大错。
　　（2）凤字函、得字函均录入《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卷，此经在《圆觉藏目录》和《缘山三大藏总目录》中仅录入得字函。而《宽永寺目录》得字函未录此经，却将其移前凤字函著录。后人不明此因，不仅依《宽永寺目录》在凤字函误增此经，而且将凤字函原有四部经的排列顺序颠倒，完全照抄《宽永寺目录》凤字函的著录，以至于再度出现同样性质的错误。
　　3．《资福藏目录》的收经部数、卷数
　　关于《资福藏》收经部数和卷数的统计，由于《圆觉藏目录》著录卷数过于简单，所以采用《资福藏目录》进行统计。笔者遵循的步骤是:首先校对出两部目录的差异处，然后通过考查北图馆藏《资福藏》四千余卷的目录，所缺部分又参考《大正藏》校勘记和《缘山三大藏总目录》等经录，经过分析，作出判断。为此，曾列出《资福藏目录》误记共27处，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述。另外需说明，《资福藏目录》中凡卷数记作上下或上中下的，均按二卷或三卷统计，凡多部经同卷的，均按一部经一卷计算。
　　经过勘定，最后统计出:《资福藏目录》全部548函，著录经籍总1437部，合5916卷。
　　（此次考查宋版大藏经本，得到方广锠先生和北图善本部李际宁主任的热心帮助，特此鸣谢!）
　　①《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册，第1页。
　　②北京图书馆藏《宋版思溪藏经目录》一册。
　　①《日本访书志》卷15第1页邻苏园刻本。
　　②杨白衣译，第75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元月。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第1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1992年1月第二次印刷。
　　④《王国维遗书》第12册第8、9页，上海古籍书店。
　　⑤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25册，第63、64页，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11月。
　　①台湾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第96页附载之原经本的照片，庐山出版社，1978年元月。
　　②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773、774页。
　　③中国方志丛书第557号，浙江省《嘉泰吴兴志》，第6796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①《王国维遗书》第12册，第8、9页，上海古籍书店。
　　②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773、774页。
　　③周叔迦《法苑谈丛》，第95页，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5年9月。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第1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1992年1月第二次印刷。
　　⑤《卐续藏经》第126册，第534～56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
　　①周叔迦《法苑谈丛》，第95页，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5年9月。
　　①《宋史》卷423，《列传》第182，第12641、12642页，中华书局，1977年11月。
　　①《宋史》卷88，《志》第41，《地理》4，第2175页。
　　②明陈欣修，劳钺续修，张渊纂，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
　　③台湾《佛光大辞典》，第2863页。
　　①日本小川贯壹《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第22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