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宗教，尤其是较大型教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体系，重新描绘了人、神、现界、神灵界的相互关系，规定了天地人神的各自位置与使命，提出了如何看待宇宙与人类社会，如何认识人的地位与价值等根本问题，力图从新的视角阐明论证信仰，提出符合所在时代的人们思维定式的神学体系。这些宗教理论是新兴宗教内在的核心，而作为主体教理的现世中心主义，则是新兴宗教的一个突出特质。它有别于传统宗教所推崇的来世生活价值，肯定人在尘世享受物质福利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尽管各体系新兴宗教的表现形态不同，但现世论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最关注的对象是人们的今世今生和社会的动态走向。本文将通过日本新兴宗教实例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剖析。

一、现实主义的理想观

在这方面，日本新兴宗教对宗教理想王国的理解与构想要现实得多。诸教团立足自己的“经验世界”，认为人类的希望不是在另一块乐土，而是存在于人生活的这个世界；理想王国也不是在彼岸世界，而是此世现实的继续；虽然两个世界有所不同，却不对立。以上三点构成日本新兴宗教现世主义理想观的核心。

日本新兴宗教是发生在民间、传播在民间的大众化宗教运动。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对同时代人们生活境况的理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抽象的空谈，而是把普通百姓对最佳生存环境、最佳物质状态、最佳精神境界的向往，一并吸纳到理想世界的表述中。

天理教(创于1838年，现有信徒l83.9万)宣扬以平民救济为第一义的“谷底救济”理论，出于对“亲神”绝对信赖的宗教情感，树立了“阳气生活”的理想观，其教典《御笔先》不仅抒发了人们对丰衣足食、健康和谐、善福一致生活的向往情怀，还把幕末解体期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融入其中。称在阳气生活的世界中，“土地十分充足，在亲神神圣大生命的佑护下，不施肥也能获得丰收”，[1]极其现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

大本教(创于1897年，现有信徒17万)认为，现界是神以灵、力、体三元质创造出来的，确立了“水晶之世”理想观。声称在这一充满“爱与信、光与热”的美好世道中，“没有贫富之差；没有纷争与战争；世界结为一家，使用共同货币，通用世界语；废止灌输式教育，实施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宗教履行各自职能，相互合作；农业受到重视，土地公有；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没有公害，能源供给充足；人人量才而用，休息日增加；实现艺术与生活的一体”。[2]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源自社会生活实际，只是把它美好化和理想化了。

创价学会（创于1930年，现有信徒1763.9万)基于独特的价值创造学说，提出了“大善生活”的终极目标，即以“自他共荣”为基础的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真正全体主义社会”。称在这一最佳社会形态中，彻底清除了种种弊端与污浊，人人遵守通用的道德原则，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体现出人类理性的优势，实现了社会繁荣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

产生于当代的新兴宗教，因强调理想世界与信息化时代的契合而更带有现代化的味道。如大和教团（创于1946年，现有信徒5.6万)的“现世和国”理念，融会了民众对“国家安定、国民富足、万物繁荣”的多样追求。以“2l世纪宗教”为标榜的慈光会(创于1968年，现有信徒3690人)为了和经济强国的国情衔接，提出了“祭经一致”说，称神佛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互依互惠的双向促动关系，只要“祭经一致”，就能实现“心体安稳、肉体(经济)繁荣、灵体永续”的“三位一体”的理想世界。

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新兴宗教的理想世界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尽管它缺乏周密系统的神学论证，其描述也远不及传统宗教那样丰富多彩、美不胜收，但如果把它们放到所处的时代去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理想境界折射出新兴宗教对现实社会所做的判断，曲折地反映了那一时代民众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孜孜追求。

宗教从它一出现起，就蕴涵了对现实的某种否定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宗教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批判与超越。如在彻悟人生苦谛的佛教看来，现界是虚幻的、痛苦不堪的，表现出对现世一切原则的否定，而把希望寄寓死后的极乐世界。对于基督教传统神学来说，现世同样是不完美、充满罪恶的，希冀到永久完美的天国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并称只有在尘世彻底毁灭的世界末日，上帝之国才能到来。这样，传统宗教把此世和彼世放在了两极的对立面上，所持的是一种“非此世”立场。

日本新兴宗教在思想上与传统宗教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它并未囿于传统宗教的理论框架，而是在教理的再创造中，表现出一种立足此世审视此世的立场，在肯定、仰仗神佛救世的前提下，关注批评社会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树立宗教理想的出发点。

“变革世道”曾是流行于日本幕末时期的大众语言，反映了身处诸种矛盾旋涡中的民众直观的政治意识萌芽。当它被新兴宗教吸收进来之后，被添加了新的立意与内容，演绎出多种表现形式，表达了对日本既成社会秩序的不满。如日本学者久木幸男所言：“新兴宗教的变革世道要求，已摆脱了内容的贫乏和过度的表现，其产生与民众所处的闭塞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孕育新兴宗教的时代，是民众的意志和欲求难以伸张的时代”。[3]譬如，丸山教(创于1870年，现有信徒9894人)在主张“现世极乐”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明治政府“文明开化”的“天明开天”口号，称文明开化不过是以“人力”推动文明，而“天明开天”则昭示出神人一体、平安清净的境地，以及顺乎自然力、与自然力相协调营造生活的原理。[4]大本教基于平民立场，认为明治维新是“与百姓无益的王政复古”，号召民众打破现状，改建世道，实现“神政复古”。本道教团(创于1925年，现有信徒31.5万)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政体，否定天皇神性，直言《日本神代记》是“虚拟的故事”，以此为依据的天皇既无天德，也无统治国家的资格，“尊天皇为神更是谬误”，呼吁抛弃对“伪神”天皇的盲目崇拜。[5]创价学会则树起“人间革命”的旗帜，一方面积极提倡日莲佛法的信仰，在人的意识深处进行“生命层次”的“人性革命”；另一方面开展和平、文化、社会、政治等运动，试图革除社会弊病，以期在“现代危机”中建立忠于日莲正宗信仰的理想新秩序。

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到，日本新兴宗教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否定与批判，正是作为追求理想世道的伴生物而发生的。它们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追求的理想世道，针砭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与弊端，尝试社会变革，表现出追求宗教理想和批判社会现实的统一。

综而论之，新兴宗教的理想观带有轻彼世、重此世的突出特点，理想世界的构想，既反映了广大民众深层心理对现实的不满，又勾勒出对新天新地美好世界的憧憬；既寓含了对人及人之命运的深切关注，又具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内容。而且，越是在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其所表现出来的批判性格越强烈，对理想世界的描述也愈加详细。但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因主要以所谓的神佛救世力为前提，没有摆脱宗教固有属性的羁绊，所以其基础是不坚实的，不过是人之美好愿望的表露而已，不可能成为社会舆论和理性的审判原则。对此，日本学者井上顺孝将之总结为“现世性的理想主义”。[6]

二、现世主义的救济观

大凡宗教，都讲对人的救济。新兴宗教亦救济宗教，如果超越各个教团所归属的宗教体系，就可以发掘出现世主义的救济观是新兴宗教的共性所在。它的形成，一缘于新兴宗教是植根于普通民众的宗教运动；二缘于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得不经常面对困厄、挫折与苦恼；三缘于人们避祸趋福的心理，企盼从诸多苦难中寻求一条解救之路。近代以后，日本新兴宗教开始不断蚕食传统宗教的固有地盘，在宗教救济方面，已呈现出和传统宗教分足鼎立的态势。

宣扬人们脱离苦难、享受至福的可能性，是新兴宗教和传统宗教在救济观上的共同点。两者最大的分歧是何时实现的问题，即是今生救济还是死后救济，是现世救济还是来世救济的问题。

许多宗教都持有生命永恒的观念，佛教把人死后的某种形式的生命延续，称之为轮回转生，基督教叫做来世永生，都表现出把救济寄托于死后来世的心理。如佛教根据“人生为苦”的价值判断，把现实中的权力、财富、名誉、享乐等被世人视为有价值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虚幻不实的，强调要从这些欲望与情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虽然佛教也有结合实际生活的说教，但只是作为深化信仰的一种方便，是达到解脱这一终极目标之前的假设的暂时目标。现世价值低下、往生解脱最高，是佛教救济观的基石。

和传统宗教否定现世、超越现世的救济观相对，新兴宗教采取肯定现世、志向现世的救济观，排斥传统宗教的悲观厌世情绪，否定把尘世同天国对立起来的二元化论调，关心如何增进现世幸福的根本问题。

先以黑住教（创于1814年，现有信徒29.5万)为例。它肯定人是有欲望的动物，肯定幸福的人生就发生在每日的平凡生活中，认为“人的欲求是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前进的原动力”，[7]关键是，欲望必须在正确信仰的调节下，只要抱着对天照大神的不动信心与诚心去面对生活，就能实现健康、和谐、幸福的生活状态。

以“真正救济宗教”为标榜的天理教，强调人生最高价值在于度过快乐的一生。教典《御神乐歌》中唱道：“今世作为人生，作为人活，何等美妙；若再生为人，该有多好”，[8]生动表达了对现世生命的热爱、自信与期待。

有强烈入世精神的创价学会也提倡基于信仰的积极生活态度。认为欲望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支撑人的生命，“它是创造人生与世界的生命自然力与能量。欲望不能消灭或压抑，而应该为自我和他人创造价值”。[9]基于这一思考，创价学会把信仰的现世利益分解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化解贫困、疾病、苦恼等；第二阶段是获取生活之基础的旺盛生命力；最高阶段是获得超越现世性功德而成佛的永恒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创价学会强调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是坚定深化日莲正宗信仰，是通过现世利益的切身体验，来获取信仰的“实证”，旨在建成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统一的最高层次的文明国家。不难看出，创价学会把解决人生烦恼，实现人生幸福，看作是唤醒人们宗教心、理解宗教真理的“入口”。

一些新兴教团还以教团本部为实验，力求营造理想化的社会模式。世界救世教、松绿神道大和山、山岸会、一灯园等教团都强调信徒本着“共同创造物质、共同享受物质”的原则，过着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的集体生活。在社会的反衬下更显出内聚力，吸引不少厌世者、心灰意冷者、对世道不满者，以补偿心理的缺蚀。松绿神道大和山(创于1930年，现有信徒6.2万)把这种共同体誉之为“神垣之里”。

许多新兴教团还运用一种生命主义理论来观察、解析宇宙，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永不衰竭、充满无限生机的根源性生命体，或直呼“宇宙大生命”，或以神号总括之，确立了纵横交织的一元化生命主义宇宙观。从纵向来看，认为宇宙大生命是生命根源的绝对存在，由于它的流动，孕育了人及整个生命界的个体生命。在无始无终宇宙大生命的支持下，生命界永远处于增殖、成长、进步的态势。从横向来看，相对存在的个体生命都是字宙大生命延续发展的一环，不仅同质，而且具有一定的共鸣或连带关系。生长之家把人看成是“宇宙大生命支流”；大宇宙教(创于1950年，现有信徒1645人)称之为“宇宙本体之分灵”；创价学会把宇宙大生命视为“生命的极地”，说明“人体生命不过是宇宙大生命在特定因缘条件下的一种动态”，“是宇宙大生命的显在化过程”。[10]古义神道(创于1948年，现有信徒5400人)的“根源生命分有说”，强调人作为“神人”的同质性，称人的心底“住宿”着宇宙大生命的“分灵”。此外，“宇宙大生命的分身”“大生命的表现”以及“神的容器”等立意，都试图阐释宇宙大生命通贯人的生命、人体内流淌着神圣生命力的原理。一方面刻意表明人的本源，赋予人之生命以尊严、平等的价值；另一方面揭示人之所以能通达神境，与宇宙大生命同一化的根本所在。声称只要觉悟人之生命和宇宙大生命的内在关系，保持两者间的调和，宇宙大生命就会源源不断传送“生的活力”，人即可从中汲取“创造生的能量”。因而，在新兴宗教看来，与宇宙大生命的调和是完成现世救济的原点之一。

日本绝大多数新兴教团从宇宙大生命学说出发，表现出面对死亡泰然自若的达观态度。如丸山教把宇宙大生命尊称为“元之父母”，认为生是从宇宙大生命中来，死意味着融入天地生命中，就像人们劳累了一天，黑夜降临，该上床休息一样，以“我事结束”“回归故里”的心态去面对死亡。创价学会认为，人的生命并非被限定和封存在肉体中，而是顺乎因果理法的连续存在。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融入宇宙大生命的途径。[11]池田大作曾言：“死是自我完成的巨大契机，是生命升华的重要标志”。[12]金光教(创于1859年，现有信徒44.8万)同样认为，死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游离，人体由地而生而回归于地，灵魂为天所授则回归于天，融入“天地生命”中。天理教把死又叫“更出”，更明确了肉体生命灭后灵魂回归亲神本源，重为人生的蕴意。

日本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富足社会，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享乐主义，成为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诸如地狱这样愚昧的思考方式，已越来越没有市场。反之，假如重返一次人生，则意味着重返一次快乐。从这一层面上说，新兴宗教立足今世，主张“良性生活”和“良性死亡”的救济观，正是对人们追求现实享乐的一种心理投合，是日本宗教世俗化的一个缩影。新兴宗教正是通过这种实用性、功利性和可塑性的教义来获得普遍性的。

还应提及的是，新兴宗教中也存在着为数不多的主张来世救济的教团。如来教(创于1802年，现有信徒2.7万)就是其中之一。该教受基督教“原罪说”影响，认为现在的人类是“魔道”的后裔，现世是由“魔道”支配的“恶婆娑”，只是人们“暂时生存之场”和“修行场”。因而对于处在原罪性状态的人们来说，只有仰赖至高神如来的慈悲与救世力，才能死后升至“后世能所”，享受至福。

与宇宙大生命论相并列，相当的新兴教团都以灵魂不朽和灵界转生观念为主干，承认宇宙有现界与灵界或显界与幽界的双重结构，宣扬灵魂具有不灭、可独立于形体之外的超自然属性。同时也认为灵界是一个充斥不同个性之灵的“万灵世界”。既有高级灵，也有低级灵；既有得到净化的净灵，又有执着于现世的迷灵；既有保护人类的守护灵，也有给人间带来灾祸的恶灵。总之，是一个与现界异质又不割裂的世界。

关于灵界与现界的关系，日本新兴宗教大致有两种思维趋向：一是以妙智会为代表，力主两者间的表里一体关系。妙智会(创于1950年，现有信徒91.7万)把两界喻作互相映照的“对镜”，以此说明显幽一致的原理。二是以大本教为代表，倡导“灵主体从”的说教。认为主神最先创造神灵世界，最后完成创造物质世界。按此“造世法则”，灵界是“本源的实相世界”，物质世界则是次要性的，只是“灵界的影象”。上述两种原理虽然切入角度不同，但力说灵界与现界的密切关系却是一致的。

日本新兴宗教认为，灵界对现界的作用并非是单一的恩惠，而是守护、造福生命和破坏、阻碍生命的同在。就是说，现界处在善、恶、净、秽各种灵力的支配之下。从积极方面而言，灵界以灵的存在为中介，源源不断地向现界人们提供帮助，是支撑现界生命活动的“生命之纲”“生命法则的系谱”。从负面而言，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迷灵、恶灵的威胁与影响。给生命带来阻碍的灵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自身就具邪恶的恶灵、生灵，它们会伺机依附于现界的生命体，使其生命活动发生倾斜。另一种是以祖先为首的灵。这部分灵基本属于善灵，具有保护生命体的本能。但是，如果得不到人的礼敬供养，就会陷入“无缘”的苦恼状态而产生恶的影响，即灵障。不仅现界的人有诸多痛苦，受到灵界的左右，灵界也存在苦恼之灵，渴望得到现界的帮助。正如日本学者对马路人所言“现界生命体的痛苦，是显示灵界之灵苦恼的红色信号”。[13]许多教团认为，灵界非单层结构，而分为从高级净化到低下污秽的若干层，转入灵界的灵魂按生前的行为善恶被分配到不同层面。这样，现世的行为态度决定了灵魂在灵界的层次。但灵在灵界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向灵界的“转生”也不具有绝对的、最终审判的意义。灵在灵界中一方面靠自己的修持改善命运，另一方面也需要现界生命体的祭祀供养，从而使现、灵两界结成一种互动互促的关系。

基于灵界有赖于现界的思考，灵的净化及供养仪礼受到新兴宗教的格外重视，认为要消除不幸，解决苦恼，单单讲究心的修行是不充分的，还应通过一定的宗教仪轨，推动与生命活动相关的灵的净化。换言之，在实现现世救济的意义上，修心和灵术不仅不矛盾，而且具有同等重要性。如天照皇大神宫教(创于1945年，现有信徒45万)在净化的主题上，提出了“心的扫除”和“灵界扫除”并重的论点。另外，灵友会的“祖灵供养”、日本敬神崇祖自修教团的“万部供养”、松绿神道大和山的“慰灵”等仪轨，无一不是为了灵的净化，进而削减、摆脱灵对人生负面作用所创造出来的。

总之，新兴宗教灵界思想，不在于宣扬现界是假象的无意义世界，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绝望和对死后命运的关心，而是强调富有意义的生命场所是现世，强调灵对于改善人之今世命运的重要性，从而赋予了灵界存在的现世意义。

三、道德律条的实用性

对于新兴宗教来说，道德戒条是维护教团秩序，调适信徒意、言、行的一种自控机制，对信徒的思维方式及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构成教理体系的重要部分。

日本新兴宗教派系林立，名目繁多。它们崇拜不同神明，信奉不同教义，制定有不同教训。但是，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佛崇拜却是一致的，构成新兴宗教处理神人关系的普遍原则，并由此引申出和这种崇拜相呼应的伦理标准以及信徒须恪守的道德义务。

早在幕末维新期，日本新兴宗教对神人关系的探究及心理感受就已见端倪。随着时代的前进，所揭示的内容日渐丰富，更多地添加了理论层面的论述，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神佛绝对存在为前提的伦理道德。在这部分道德律条中，大力宣扬神佛是超越人寰、时空的，具有人智不可知的“至高至尊”性，是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的主宰。认为世界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无一不浸透神的意志，人在具有至高主权全能的神的面前，是软弱无力、有限的，试图通过人力来把握一切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

二是以神人相通为基调的伦理道德。如丸山教的“神人同根同体说”、金光教的“神人共生说”、黑住教的“神人不二说”、古义神道的“神人共质说”、神理教的“人为神之末裔说”、大本教的“宇宙经纶说”等，都跨越了人神间森严壁垒、相去甚远的鸿沟，把人与神置在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沟通的位置上，强调两者互依互存、富有人情味的亲和关系，强调人既是神的造化物、又是神力主体的显示。尽管两者的侧重面不同，但都把对神佛的皈依、诚信、执着作为信仰理念和宗教修炼的基础，与之相应，信仰的绝对虔诚也被列为信徒神圣的义务和最高美德。

日本新兴宗教提倡重和、重德的人生原则，主张以精神的超然来看待人世名利的种种诱惑与纠缠。“重和”，即以“和为贵”为宗旨，主张人间世道的和谐幸福，内心的清净安然。“重德”，即重视涵养道德，完善人格。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没有道德戒命的新兴宗教，而且其内容十分宽泛，小至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大到国民义务，对世界的贡献，几乎囊括了世俗社会中一切通用的道德标准，而真、善、美、诚、爱、信、忠、恩、孝等则是宗教道德的支撑点与重心。

在日本新兴宗教看来，人的原初状态是完美、纯粹、清净的，就像不掺杂任何人工痕迹的新生婴儿。但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界的诱惑，产生各种私欲，使原本光洁的“圆心”发生倾斜，产生缺角，即“恶的污浊”，这是阻碍人们通向救济之道的重重屏障。产生人间痛苦的要因在于“心”的状态，由人的不道德行为所使然。基于这一认知，新兴宗教对德行的提倡不仅仅停留于外在行为，而是“直指人心”，强调“心变命运变”的法则，告诫信徒把日常生活当作磨炼灵魂、毅力，注重心性修养的道场，追求“心的安住”，并凝练为“心的洗涤”“改心”“澄心”“直心”“拂尘”等说教。

日本新兴宗教认为，实践道德戒条的过程是祛除贪欲和洗刷污浊的过程，是一点一滴磨砺身心、恢复人之纯粹清净本性的过程。因而，信守道德戒训，提升“心”的良性状态，便成为实现现世救济的必需。探其内质，它所强调遵奉道德准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神佛的恩宠和获得永福，带有明显的实用功能。

另外，治病与信仰的巧妙结合也凸显出日本新兴宗教教理的现实性。今日，不少顽疾依然困扰着人们，从而为新兴宗教现世主义教理提供了又一来源。绝大多数教团都以治病为媒介打开传教的通道；以宣扬治病的灵验来吸引信徒，扩大教势，构成日本新兴宗教发展的一个规律。现今一些较大型教团已不再停留于治病的实践，形成治病、信仰、理论三结合的病理观。如灵友会把生病的原因纳入因缘说的框架，宣扬万灵供养对治疗疾病的重要作用。创价学会把治病组合到文证、理证、现证的“三证”理论中，认为治病的效验是确知日莲正宗信仰的“现证”。黑住教用“病乃道的入口”来概括两者关系，生病为“非生命实体”，只是暂时现象，是促进信仰自觉的契端，治病的根本在于“养心之道”。天理教用“神的作战”来说明，称患病是神为了引导其人步入信仰之道而发出的“启示”和“晓谕”。教团(创于1946年，现有信徒203万)用近似的“神的御报”来诠释，称疾病是神向人们提示反省之道、深化信仰的一个警示。针对广泛存在于新兴宗教中的信仰治疗现象，井上顺孝从大众性的视角做出分析，认为新兴宗教打破了传统宗教对治病秘仪的垄断，使之成为任何虔诚修行者都能掌握的一般化形态，表现出秘仪开放以及现世利益和现世救济相重叠的特点。

新兴宗教作为一种重入世、重实践、较为务实的宗教，其教理的现世性主要体现在追求现世人生的改变，提高现世生活质量，求索现世人生意义等方面，是把活着的人应有的幸福，即“生”的问题放在首位。虽然其前提是张扬宇宙万物受神佛主宰的观念，而且灵术秘仪占有很大成分，但依然可以看到鲜明的人本立场，以及独立于传统宗教之外的现实化、创造性的特点，正是新兴宗教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

注释：

[1]清水雅人等：《新宗教的世界》，大藏出版，1979，第1卷，第87页。

[2]土屋重德：《大自然的经纶——出口王仁三郎的教旨》，广告集团株式会社，1989，第170-171页。

[3]清水雅人：《新宗教的世界》，第1卷，大藏出版社，1983，第87页。

[4]日本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近代天皇制和宗教权威》，同朋社，1992，第61页。

[5]张大柘：《宗教与日本现代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第69页。

[6]井上顺孝：《新宗教解读》，筑摩书房，1993，第18l页。

[7]黑住教教范编纂委员会：《通向光明人生之路》，1964，第74页。

[8]村上重良：《神与日本人》，东海大学出版社，1984，第231页。

[9][12]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390、305页。

[10]何劲松：《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28页。

[11]日本《东洋学研究》1999年第38卷第2号，第74页。

[13]井上顺孝：《新宗教事典》弘文堂，1990，第774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