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出现的东大乘教，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支由王森创立、发轫于北直永平府滦州石佛口的民间宗教教派，不仅以磅礴气势，在民间社会迅猛发展，而且策动、组织、领导了一场震撼朝野的徐鸿儒、于弘志起义;由其衍生的红封教、棒棰会、龙天道、大乘天真圆顿教、大成教等宗支派系更是纵横天下，并在迅速流传过程中，由大乘天真圆顿教传人木人整合、构建起一套系统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引领清代民间宗教信仰运动步入了极度繁盛期。

关键词：东大乘教；民众起义；宗支派系；宗教思想

作者：濮文起，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思想史”（18ZDA232）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明中叶是一个正统佛教、道教迅速衰微[1]，民间宗教迅猛发展的时代。成化十八年（1482），罗清创立的无为教，开启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的新纪元，迎来了民间宗教的繁花盛开。从此，以无为教为范型的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教派先后涌现，并衍生出各种名目的宗支派系，流播于大江南北，扎根于普罗大众之中。这些民间宗教世界中的新兴教派，以其独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从儒、释、道三教和传统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中汲取各种养分，构建起各自的宗教信仰思想体系，从而吸引了成千上万信众，成为广大民众争相景从的精神家园。其中，明末王森创立的东大乘教独领时代风骚，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谱写了充溢血与火、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篇章。

一、王森与东大乘教

王森，原姓石，名自然。祖籍顺天府蓟州人。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青年时期，为“蓟州皮工”。[2]此时，正是无为教创立者罗清之女罗佛广大乘教在蓟州倡行之际;与此同时，黄天道、净空教也在蓟州境内流传。王森在蓟州做皮匠时，耳闻目睹了这些教派的盛传景况，因而深受其影响与熏陶，遂使他萌生了自创教派之念。经过一番精心筹划，遂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自称法王石佛[3]、闻香教主[4]，创立了东大乘教。[5]

王森创立东大乘教后，便从蓟州向东移居永平府滦州石佛口，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经过十几年的潜行默运，至万历初期，东大乘教信徒已遍布北直、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以及关外沈阳，不下二百万。王森“藉妖党之羽翼，结连六省，煽惑四方，僭佛僭王，擅专不二之号”。“其役使动，真可驱之赴水火而不乱，入鼎镬而甘心者;煽摇一世，至齐晋燕赵之区，遍为党与，喊经唱咒，举国若狂。”[6]他们以徒众所献巨额香金，在北京、顺天、永平、广平、真定等地广置田产数千亩，其庄园庞大，“屹然如城”。因过分显赫，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森被人讦告下狱论死，后用贿得释。[7]

王森出狱后，考虑“归附日众，恐风闻有误，思得有力之人，方可庇己，遂用贿托许梅夤，妄认王皇亲为一家，乃改名王道森;又交结近侍阉官王德祥，亦认为一家”[8]，于是“行教如常”。[9]在王森掌控下，东大乘教“欲兴作，则大工可刻期而成;欲财货，则千金可一呼而凑;一言传，一夕可达千里;一令招，指日可集万众”[10]，成为一种隐藏在大明帝国下层社会的强大的异己力量。

万历四十二年（1614），冀东大旱，“饥民多起为乱”，王森弟子乘机制造舆论，拥戴王森起事于清凉山，“驿报汹汹”，有人制造“匿名谤偈”，将王森告到官府。永平府当局接到举报后，遂会同府县复审，“坐森左道律绞”。[11]万历四十七年（1619），顺天巡抚刘曰梧以“恐妖术蔓延，密授署滦州事永平府薛同知，勒令自缢身死”。[12]

王森生有三子，长子王好礼，次子王好义，三子王好贤。王森死后，教权由王好贤继承。

万历中叶，王好贤协助其父传教，建立起王氏世袭传教家族。但是，他并不甘心“邪教”首领身份，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往充遵化标下旗鼓官。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好贤因其父犯案革退回家。王好贤承继教权之后，复投永平道按察使袁应泰门下，“札授千总”，并随往经略辽东。及袁应泰死，又投兵部，委用打造军器，明为朝廷，暗与山东徐鸿儒、北直周印等教内传头约定燕、秦、晋、齐、鲁、徐、豫之党于八月中秋，同时起兵，以报杀父之仇，进而夺取天下。

天启二年（1622）五月、七月，山东、北直相继爆发了东大乘教大传头徐鸿儒、周印再传弟子于弘志领导的民众起义。正当起义军与明军血战之际，曾参与谋划这次起义的王好贤，却躲在滦州石佛口。于弘志起义失败后，王好贤于八月二十一日清晨，买通顺天府差官，从容携带妻妾、子孙等四十余人及大量细软，先逃至遵化、蓟州、葭州，最后南逃至扬州。天启三年（1623）冬，王好贤在扬州被捕，械送京师。天启四年（1624）初，被斩于西市。[13]

王好贤被杀后，除王好礼、王好义受其株连流放外，王氏家族因天启帝的“余党系从宽宏”谕旨，并未受到更多牵连。为时不久，王氏家族又暗行传教如故。崇祯年间，东大乘教实力逐渐复苏，并传教于辽东。当时掌教者为王好义之子王可就，他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派遣门徒崔应时前赴锦州，伙同锦州人、东大乘教信徒胡有升持书献豫亲王多铎，表示“扶助天聪即皇帝位，扶一君不扶二君”。[14]后被明军发现，执崔应时于狱中，胡有升脱逃，归顺后金。

清兵入关后，王可就率众投降。三藩之乱时，王可就受到康熙帝的两次召见，委以密查耿精忠的特殊使命。王可就被人刺杀后，康熙帝亲自“赐祭”，并阴封其二子，其曾祖王朝凤、祖父王森、父王好义三代亦受到康熙帝追封，石佛口王氏成为“汉军旗”，并在石佛口庄南建立“王总戎可就祖墓诰命碑”。[15]

由于王可就的降清和因此而获取的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致使王好义一支中的绝大多数子孙走上了攀附上层权势之路，不再重操祖业。王森宗教事业的真正嫡派传人，主要是王好贤后代。

约从清朝初年起，东大乘教为躲避当局查禁，便改名“清茶门”。顺治七年（1650），王好贤之孙王盬自滦州石佛口迁居卢龙县安家楼。其子孙四处传教，代代相继不绝，进入清中叶，安家楼已经取代石佛口，成为清茶门教传教中心。

从清顺治年间起，清廷就对各地清茶门活动进行严厉查办，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高潮。嘉庆十八年（1813），因清茶门教徒参与天理教教首林清组织的攻打紫禁城活动，招致清廷对它的全面清剿。嘉庆二十年（1815），直隶总督那彦成奉命查办清茶门。经过此次查办，直隶当局将滦州石佛口与卢龙县安家楼王氏家族老幼男丁八十六口，开单收拿审讯。按照清朝大逆律，将为首者，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其亲属照例缘坐，其余习教者及外省习教者，发给回城为奴。对于王姓族人，虽未习教，亦迁徙云贵、两广地方，分别安插。[16]从此，历经二百多年的王姓世袭传教家族土崩瓦解，清茶门教也随之衰微。

二、徐鸿儒、于弘志起义

徐鸿儒，祖籍山东巨野县，后迁居郓城县。万历中叶，加入东大乘教，是王森手下的一个大传头。王森死后，徐鸿儒与王好贤、周印“仍行其教”。王好贤、周印在北直一带秘密活动，徐鸿儒则在山东地区传教收徒。他自称“伊母梦红日入怀而娠”，“妄称生当为帝王，死当证佛作祖”，“其术能使人目见金山、银山、面山、米山、油泉、酒井，谓有皈依之者，终身不贫”。因此，希求“未来之富贵”的民众，因而“启反侧之雄心”，纷纷将徐鸿儒“奉为瞿昙，罗拜而愿为之死”。于是，从者如流，争先恐后，“将妻领子以归之”[17]，“自畿南、中州、晋赵、淮徐，在在有之，皆推徐鸿儒为教主”。[18]

明朝末年，“纲纪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地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不知廉耻礼义，而小民冤痛之声彻于宇内”。[19]天灾人祸给山东、北直人民造成的危害更重。天启元年（1621），山东大旱，“民相食，骨肉不相得聚，流之载道”。[20]天启二年（1632）二月，济南、东昌、兖州等府所属之地，又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地震。[21]可是，官府不仅不及时救灾，反而借与清兵作战为名，从山东加派辽饷，乘机勒索，滥杀无辜，迫使广大民众除了举旗造反之外，别无生路。恰逢山东驻军调往辽东，地方兵力薄弱，为起义创造了良机。于是，徐鸿儒加紧与王好贤、周印联络，决定于天启二年（1632）中秋，按时起义。因起义计划泄漏，徐鸿儒于五月初三日，在巨野徐家庄举起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大旗，“一时并起，皆著红巾为号，旬日之间，远迩响应”。[22]初十日，徐鸿儒率领起义军占领了位于郓城、巨野的梁家楼，徐鸿儒被拥立为“中兴福烈帝”，建元“大乘兴胜”，封王号，设官职，建立政权。

徐鸿儒率众起义后，受到当地民众欢迎，人们“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以趋赴者”。[23]起义军先是攻占郓城，继而占领邹县、滕县、峄县，最后略取夏镇，切断漕运要道，乘胜围攻巨野、曲阜、兖州、郯州，控制了山东运河两岸广大地区。七月二十九日，周印再传弟子于弘志率众在北直景州、武邑起兵响应。与此同时，曹州的李泰、张世佩聚众数千;赵大也在艾山起义，奉刘永明为安民王，聚众二万，“合邹、滕贼共十七枝”[24];黄县的谢怀忠等亦在积极准备;河南固始的李思贤也“聚党谋叛，欲应山东”;北直金丹大成教教首黄廷高亲率千余人远道奔援，据守郓城县梁家楼，“欲为皇帝（指徐鸿儒）安天下，出苦海，脱生死”。[25]各地起义军日益壮大，众至十几万。其声势正如时任山东巡抚赵彦所说:“邹鲁本礼教之名邦，忽有白莲之妖孽，蓄谋日久，睥睨甚奢，乘边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摇，辄敢纠众倡乱，僭号改元，一举而陷邹滕与峄县，杀人如麻，虐焰熏天，南北梗塞，远迩震动，诚百六十年未有之大变也。”[26]

后来，在明军反扑下，徐鸿儒在兖州被明军打败，退守邹县，坚持到十月上旬，城中弹尽援绝，衣食告尽。十月十九日，徐鸿儒率众突围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十一月初六日，徐鸿儒被山东当局献俘京师。[27]十一月二十一日，天启帝登御午门楼，磔斩徐鸿儒等十八人及其父徐东明、母傅氏，传首九边，昭告天下。[28]徐鸿儒临行叹曰:“我与王氏父子经营天下二十余年，按籍而数，吾法门弟子已逾二百万，更迟数日，吾横行于天下，孰敢撄吾锋者。”[29]

徐鸿儒起义被镇压后，邹滕、郓、峄一带，户口大减，一片“流亡壁立少炊烟”[30]的残破景象。山东巡抚赵彦还把战死的起义民众以及无辜被杀的平民尸体都收集起来，筑为“京观”[31]，立碑为记，借以恐吓民众，“稗后之人观之曰，此固向者妄窃名号，自干天诛者也，其谁复敢逞狼心而奋螳螂哉!”[32]但是，正如御史练国事所言:“元凶虽擒，余党尚伏。近沛县林汝翥盘获妖人李英等带有令旗一箱，上书妖言，次第编号，钤盖妖印，据供教主见在大同居住，其党西通川蜀，北连丑虏，中据汴梁，又先于凤阳等处暗集人马，约期举事，乃知天下之为徐鸿儒者尚多也。”[33]又有北直易州人、东大乘教徒赵思武不惧恐吓，仍酝酿起兵。他铸令牌，造私历，与侯德、张九皋等人推郑振明为首，聚众谋乱，并拟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初一日举事，据紫荆，窥京师，改元“一统”。未几，被易州当局捕获，从赵思武家“搜出龙虎大旗三面，硃印三方，妖说六摺，令旗六百面，雁翎刀三千口，龙衣黄袍及坐纛、铜剑之属。”[34]还有徐鸿儒余党朱炳南渡河走睢州。崇祯二年（1629），朱炳南谋起兵于开封，梁宋民众多应之。“将入汴劫库兵，因执周藩及抚按诸官，事泄伏诛。”[35]崇祯五年（1632），徐鸿儒余部王益伦夫妇在金乡进行秘密活动，拥有徒众七八千人，并召集定陶、濮州、鱼台、金乡等白道教首领开会准备起事，后因王益伦被捕牺牲，起事未成。[36]

于弘志，字少川。北直真定府武邑县紫塔村人。生于万历十年（1582），以木匠为生。万历后期，于弘志加入周印创立的棒棰会，与沈讷、高世明等人都是周印第一传徒刘存性门下高徒。于弘志虽在教内地位并不高，但因他“服教十数年，往来诸教主之间，无不唯唯听命”，加之他敢作敢为，为人慷慨豪爽，故而得到周印等教主的信任和同教的推服。当他得知山东徐鸿儒起义军要求响应的消息后，征得周印的同意，于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与高世明立即在紫塔村一带竖立起“替天行道”大旗[37]，挑起领导棒棰会起义的重担。

由于起义军“旗书‘替天行道’，一日之内，数千响应”。[38]于弘志“自称王号，掌管团营”，“立为都统”，称高世明为高粱王，共商军机，并设有督都、总兵等官职，“远近震惊”。起义军头戴“红唐巾”，身穿“黄号衣”，在于弘志率领下，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武邑、景州、衡水、阜城等州、县纷纷向朝廷告急[39]，连河南宁汝、固始等县地方官也“深忧其衝”，驰报明廷。[40]

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明朝统治者急忙调兵遣将，向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面对明军的进攻，起义军在臼家屯“植木为栅，筑砖为城，楼台数十座，岩岩壁立”，“一闻兵至，人皆立于檐瓦之上，矢石如雨而下”，并“从狭道出兵应敌”。[41]营寨之内，各有官将，层层防守，“内结五寨，寨各天王主之。外列四门，门各游把等官守之。统领各有督都、总兵等职”。[42]由于起义军组织严密，防守森严，明军虽多次进攻，但每次都损失惨重，“人莫敢进”。[43]

明军反扑碰壁之后，一面竖起“招安大旗”，声称“投降者勿杀，弗与官军据敌者勿杀，老幼妇女勿杀，能擒首恶来献者勿杀”[44];一面积极调集火炮，准备新的进攻。当他们的阴谋败露后，立即凭借优势火炮，猛烈轰击，起义军“男妇子女”被“打死无数”，连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承认官军“斩杀如麻”[45]，起义军“玉石俱焚，死者甚众”。[46]起义军虽勇猛搏斗，终因众寡悬殊，装备太差，被官兵突破营寨，起义军首领沈讷牺牲，高世明等含愤自缢，于弘志突围时被捕。

于弘志被捕后，“不跪不惧”，“盘膝而坐，神闲气定”，连当局也不得不敬佩他是“贼之桀然者”。经当局再三诘之，于弘志才“逌然而笑曰:‘于少川耳!’”[47]九月十五日，于弘志在保定从容就义。

三、宗支派系纷纷崛起

王森是一位颇具精神魅力的民间宗教家，在他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的启迪与影响下，其徒子徒孙相继自立门户，创立新的教派。于是，由东大乘教衍生的红封教、棒棰会、龙天道、大乘天真圆顿教、大成教等宗支派系纷纷崛起，在明末清初民间宗教信仰世界尽显风流。

红封教，又作弘封教，教首为蓟州井儿峪人、东大乘教徒马三道、李守才。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们与郑贵妃宫内太监庞保、刘成密谋，派同村人、红封教徒张差，于是年五月初四日酉时，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直至前殿檐下，欲刺杀太子朱常洛，被太监韩本用等人执缚，交与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收之，这就是发生在晚明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此案发生后，轰动朝野。最后，将张差凌迟处死，马三道、李守才发远方戌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48]

棒棰会由北直真定府饶阳县人、王森再传弟子周印[49]创立。

棒棰会一名，取义于佛教南宗禅。南宗禅弟子见面时，或用棒，或用棰，或用喝，谓之“打机锋”，其意义是使之“惊醒”，解脱“迷悟”。有意识地把棒、棰两个意义相同的字联系起来，正与农家用以棰洗浆打衣物的木制小工具———棒棰字形字义完全相同。“棒棰”在使用意义上，也是去掉污浊，迎接清新。因此，用“棒棰”二字来定教名，既符合该教派教义，又形象生动，很容易为广大农民接受。

时任户部主事的张凤翔在其所撰《抚畿疏草》中，称周印“寻常度化乡民”，倡言“好事不远”。对于生活在明末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最大的好事莫过于推翻朱明王朝的腐败统治而求得温饱了。因此，周印的宗教宣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广大群众纷纷加入棒棰会，以求好事的早日到来，正如时人所说，“白莲、棒棰二教，处处有之”。[50]

随着棒棰会信众与日剧增，为了便于组织和领导，周印将该教派分为“五会”，分别由刘存性（刘士性）、陈文仲、王大亮、王从善、陈永福分掌，是为五大传徒。五大传徒又“各演师说”，各自传徒，“分门峙立”，“各数千人”。入教之人，要缴纳会金，数目不定，以“贫富为差”，“少者一二钱，或五六分”，“多者六七两，或十数两，各随家便。”然后，由各会首将所收会金，按季“俱送（周）印家，转送王三爷（王好贤），听其支用。”[51]

棒棰会信徒遍布北直、山东、河南三省，而以北直的清河、南宫、枣强、冀州、衡水、故城、武邑、武强、深州、束鹿、景州、阜城、饶阳、献县、新河、藁城、晋州、安平等州、县尤为活跃。会与会之间，“气候相通，共数十万”。教内人才济济，“有智者，有勇者，有技力者，有散财结死士者。卖地卖田，买马买铁，直需时日动耳”[52]，随时准备武装反抗朱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为了响应山东徐鸿儒起义，于弘志于天启二年（1622）七月二十九日上午，“遍传五会”[53]，率众起义。

王森弟子、东大乘教北京总传头翠花张姐（张祖）有两大弟子，一位是创立龙天道的米贝，另一位是创立大乘天真圆顿教的弓长。

米贝，正德十四年（1519）生，北直真定府藁城县米家庄人。米贝长到十八岁，嫁与同庄刘得真，照传统礼制，称刘米氏。约在嘉靖末、隆庆初，米贝拜翠花张姐为师，不久即创立龙天道，又称龙门教。

龙天道由女性创立，自米贝即刘米氏始，教主之位就由刘氏家族嫡媳传承，至清嘉庆十八年（1813）清当局彻底查办龙天道止，传袭了十二代，长达二百年之久。

米贝创教之初，龙天道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以北直赵州为中心的“燕南赵北”（今河北省西南部）。入清以后，该教派除继续在“燕南赵北”流传外，并在山东获得发展。

弓长，即“张”字拆写，俗名海量，道号无双[54]，又号天真。[55]顺天府霸州桑园里大宝庄人。[56]嘉靖四十三年（1564）生[57]，崇祯十七年（1644）卒。[58]弓长自幼吃斋念佛，四处参师访道。[59]万历三十年（1602），弓长前往北京，投拜翠花张姐为师;又在翠花张姐引荐下，前往滦州石佛口拜谒王森，成为王森再传弟子。[60]天启四年（1624），弓长自称天真古佛化身，创立大乘天真圆顿教。[61]

崇祯二年（1629），弓长开始从北向南传道[62]，历时七年，到崇祯九年（1636）结束，其足迹遍及四川、北直、河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63]崇祯十四年（1641），弓长带领罗姓、陈姓、任姓、王姓、丁姓五名弟子秘密潜往永平府滦州石佛口取经[64]，为构建大乘天真圆顿教思想体系，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入清以后，有些地方的东大乘教传人，将教名改称“大成教”。

顺治二年（1645）五月，直隶武强县人赵高明拜饶阳县大成教传人孔姓为师，“不遵新式（剃发令）”，“全未剃发”。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五日，赵高明与赵万银、赵应亨等人夜间聚会时，被武强当局抓获，同时起获《九莲经》等经卷。承办官员通过查阅这几部“妖书”，发现有“弥勒掌教”“十疋小月坐龙墩”“争夺天下”等明显“悖逆”之语，当局遂以“抄传妖书，悖诞不经”，兼有“违旨蓄发”之罪，将赵高明“弃市警众”，将赵万银、赵应亨处以绞刑。[65]

顺治四年（1647）十月二十七日，大成教山西绛州教首郑登启聚众抗清，参加者有亡明宗室，“郑登启与郑怀法纠众作乱，怀法被擒，登启入稷山县北山，走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及故明宗姓朱梅川、刘腾蛟等聚山顶庙内，借名打醮，谋为不轨。至是就擒，命斩之”。[66]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四日，广东当局查获“周裕自称大成教主，传授七真八宝，妖言四布，诱人领香聚会”。经过审讯得知，周裕系陕西三元县人。明末清初，周裕开始传习东大乘教，对外宣称大成教。顺治六年（1649），周裕投拜正黄旗原吏部侍郎周希贵门下，后利用到广东经营生意之机，传播东大乘教，并委派徒弟、顺天人冯正保为领众师傅，为其劝化引进多人入教。他不在广东时，由冯正保替其掌教。经广东当局审判，将周裕、冯正保监毙，入教兵丁，重加处治，入教妇女“俱行斩首正法，以教风化”。[67]

江苏常州府阳湖县有周天祚传习大成教，“从者颇众”。其子“周文惠在粮船上做裁缝，路过天津时，遇有大成教首周士成，授以此教”。雍正十年（1732）正月，周天祚的习教活动，被常州府当局查获，周天祚扳出住在天津的大成教首周士成。江苏当局据此移咨直隶总督，授命直隶天津县将周士成拿获，解送江苏常州府审讯。据周士成供称，其师周士秀掌教时，江苏阳湖、江阴、宜兴、无锡、苏州、镇江、扬州、徐州、泗州，安徽凤阳、天长，浙江山阴等地都有人前往天津拜其为师，修习大成教。周士秀去世后，周士成接掌教权，继续“吃常斋，劝人为善，每年各处的人来做会拜忏”。江苏当局据此上奏清廷:“此辈擅立教名，因袭邪说，煽惑愚民，流风已久。前经查禁，而此时之附和景从者，声气尤蔓延数省，若不亟为究除，日后恐未必不渐生事端。”因此，“除饬按察司将现在拘获之周士成、周天祚等，讯明定拟外”，其余习教之人，“应按籍分咨檄行，严饬各该地方官，就近分别查究禁除，庶邪教永可杜绝，愚民不致惊扰”。雍正帝立即批准了江苏当局奏请。[68]

四、宗教思想继往开来

东大乘教是继无为教、黄天道之后，出现在明代民间宗教信仰世界的又一重要教派。它的传播能力与流布地域，与无为教、黄天道不分伯仲。但是，作为后起的东大乘教，在民间宗教思想理论建树方面，则发挥了继往开来、引领清代民间宗教信仰运动的历史作用。

明成化十八年（1482），罗清创立的无为教，经过几代传人的继承与发展，到万历年间，逐步形成了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信仰核心，主张三教归一，注重内丹修炼，以及规范化的入教仪式等教义思想。

嘉靖三十七年（1558），李宾创立的黄天道，在继承无为教“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世三佛”思想:“九十二人缘，过去佛度了二亿，此是道尼;见（现）在佛度了二亿，乃是僧尼释子;后留九十二亿，皇极古佛本是圣人转化，全真大道乃是在家菩萨悟道成真。”与此同时，黄天道也大讲阴阳、日月、宫卦、丹药、铅汞、采补、调息、性命、长生等道教功夫，通过“昼夜行功”[69]，兼修性命，达到结丹，一旦丹成，就突破了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70]

王森创立东大乘教时，全盘接受了无为教、黄天道的宗教思想，也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以“三世三佛”为信仰核心[71];还继承了无为教、黄天道的内丹修炼思想，将修炼内丹作为“归真”与“还乡”，步入无极之乐的惟一途径。[72]

东大乘教自其创教者王森始，由于王氏世袭传教家族既忙于传教敛钱，又涉足政治，且策动、组织、领导民众起义，因此屡遭明廷残酷镇压，无力顾及思想理论上的体系建构，于是这个历史任务，便落到大乘天真圆顿教创立者弓长弟子木人肩上。

木人，即李某。北直保定潞陵庄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生[73]，名字、卒年均不详。家境贫寒。崇祯十五年（1642），木人在京城参拜弓长为师[74]，成为弓长“头一护法”。[75]崇祯十七年（1644），木人先是将其师演述的大乘天真圆顿教思想精蕴，于顺治九年（1652）整理、写成《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简称《龙华宝经》，顺治十一年（1654）刊印问世。[76]接着，他又顺治十一年（1654）写成《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简称《开山宝卷》，顺治十六年（1659）写成《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简称《莲宗宝卷》[77]，并相继刊行于世，被教内称为“李祖三部经”。[78]

在《龙华宝卷》中，木人不仅将明中叶以来流传的各种民间宗教思想囊括其中，而且对这些民间宗教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使其升华到自己建构的思想体系之中，进行了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契合思维逻辑的阐发。

木人继承了无为教的无生老母信仰，将无生老母作为最高神灵顶礼膜拜。木人认为，无生老母住在太皇天都斗宫即真空家乡，是一位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至仁极慈的创世主。她开始把混沌———宇宙分出天地日月、两仪四像、五行八卦，创造出山川河海、草木禽兽和万物之灵人类。[79]“无生母，产阴阳，先天有孕;产先天，怀圣胎，变化无穷;生一阴，生一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是为“人根老祖”。伏羲和女娲经过金公、黄婆两位神仙为媒，匹配夫妻，从此生下九十六亿皇胎儿女即人类，在太皇天都斗宫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因为乾坤冷静，世界空虚，无有人烟住世”，所以无生老母便打发皇胎儿女降临人间。[80]

可是，皇胎儿女来到尘世以后，不仅立即陷入生老病死和酒色财气之迷，而且遭受大自然与各种人为的折磨，历经了一次又一次劫难。[81]无生老母不忍皇胎儿女遭受苦难，于是大发慈悲，决定把皇胎儿女度回自己身边，永在太皇天都斗宫，不再堕入轮回。[82]因此，无生老母又成为救世主。

木人袭用黄天道的“三世三佛”思想，以无生老母名义，把世界从时间上分为三个时期，依次是青阳时期、红阳时期、白阳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依次召开龙华初会、龙华二会、龙华三会。青阳时期（龙华初会）代表过去，命燃灯佛掌世;红阳时期（龙华二会）代表现在，命释迦佛掌世;白阳时期（龙华三会）代表未来，命弥勒佛掌世。每期之末，都要道劫并降，降道度回儿女，降劫收杀恶魔。于是，燃灯佛首先下凡，执行无生老母的神圣旨意。然而，由于燃灯佛办理不力，在青阳时期（过去世）的龙华初会，只是道降君相，仅度回二亿儿女。接着，释迦佛也辜负了无生老母重托，在红阳时期（现在世）的龙华二会，只是道降师儒，也仅度回二亿皇胎，还剩下九十二亿皇胎儿女在尘世受难，而且许多恶魔也没有消灭。这时青阳、红阳二期已过，龙华初会、二会亦已召开，无生老母就将度回九十二亿皇胎儿女重任都交给了弥勒佛，命他在白阳时期（未来世）的龙华三会一次度完，叫做“末后一着”。[83]

那么，弥勒佛如何完成这个既重且大的神圣使命呢?对此，木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接续莲宗说。木人认为，从时间上，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接续莲宗，弥勒佛是完成“末后一着”的佛祖;为了实现这一神圣使命，弥勒佛要亲自下凡，化为人身，开创一个教派，而这个弥勒佛化身和所创教派，就是其师祖王森和东大乘教;王森身后接续莲宗者是翠花张姐（张祖）、弓长，他自己则是弓长的莲宗接续人。木人还认为，由于实现“末后一着”任务神圣而又伟大，届时，天上诸佛、诸祖、诸大菩萨、罗汉圣僧、中天教主、天龙八部、森罗万象、三界内外一切善神以及名山洞府得道真人等，都会临凡降世，帮助他完成“末劫总收圆”，同赴龙华三会。[84]

这种说教尽管美妙动听，但是若想真能拨动下层民众信仰之心弦，从而引领民众对其趋之若鹜，还必须另有劝道手段。于是，木人在汲取佛教劫难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入教避劫”说，宣扬弓长创立的大乘天真圆顿教是“古佛设教，天真为祖，大乘为法，圆顿为门，一字为宗，乃是真正佛门也。”[85]沦落尘世的芸芸众生，只有拜弓长，入圆顿，才能躲避劫难，幸赴龙华三会。否则，就会身遭大劫，永堕轮回，也就不能回归真空家乡，与无生老母团聚。[86]

木人谨遵弓长教导，非常重视信众的修持功夫。为此，木人借助无生老母之口，为其信众制定了十步修行:头一步修行，恰定玉诀，开闭存守;第二步修行，先天一气，穿透中宫;第三步修行，卷起竹帘，回光返照;第四步修行，西牛望月，海底捞明;第五步修行，泥牛翻海，直上昆仑;第六步修行，圆明殿内，性命交宫;第七步修行，响亮一声，开关展窍;第八步修行，都斗宫中，显现缘神;第九步修行，空王殿里，转大法轮;第十步修行，放去收来，亲到家中。又借助无生老母之口，为其信众规定了真言口诀:“芦伯点杖，钥匙开通。这分点杖，自从海底点上昆仑，共计三十三处，三关九窍，各有步位。这便是后天出细修行也。”木人提出，只要按照十步修行与真言口诀修炼，就能归家认祖，亲见无生，超佛越祖，永续长生。[87]

在《开山宝卷》中，木人除用大量篇幅继续阐释弓长的宗教实践与宗教思想外，主要是以无生老母名义，为其徒众规定了通过修行而达到的品级:“有功贤圣，续在上上品，红梅品;上中品，增级品;上下品，玄极品;中上品，永寿品;中中品，长寿品;中下品，续寿品;下上品，修真品;下中品，慧级品;下下品，荣贵品。尽是三乘九品，极头圣果，尽是得道人之品级也。”[88]

在《莲宗宝卷》中，木人主要演述了以“九宫八卦”形式，为大乘天真圆顿教建立的“三宗五派九干十八枝”的组织体系。

“三宗”:头宗普圣子位在乾卦宫，二宗普德子位在坎卦宫，三宗普行子位在艮卦宫。

“五派”:头派普成子位在震卦宫，二派普道子位在巽卦宫，三派普福子位在离卦宫，四派普寿子位在坤卦宫，五派普虎子位在兑卦宫。

“九干”:红梅头杆总引普亮子，红梅二杆总引普宽子，红梅三杆总引普洪子，红梅四杆总引普睛子，红梅五杆总引普定子，红梅六杆总引普环子，红梅七杆总引普丹子，红梅八杆总引普体子，红梅九杆普贵子。

“十八枝”:红梅第一枝总引普理子，红梅第二枝总引普意子，红梅第三枝总引普觉子，红梅第四枝总引普性子，红梅第五枝总引普先子，红梅第六枝总引普通子，红梅第七枝总引普吉子，红梅第八枝总引普祥子，红梅第九枝总引普广子，红梅第十枝总引普慈子，红梅第十一枝总引普智子，红梅第十二枝总引普慧子，红梅第十三枝总引普名子，红梅第十四枝总引普扬子，红梅第十五枝总引普万子，红梅第十六枝总引普古子，红梅第十七枝总引普常子，红梅第十八枝总引普春子;而木人则身居中央戊己宫，为九宫教主。[89]

于是，由弓长提出的大乘天真圆顿教思想，经过木人的继承、整理与升华，终于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民间宗教思想体系，这就是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三世三佛”为信仰核心，以“入教避劫”为劝道手段，以“十步修行”与“真言口诀”为信众修持，以“修道品级”为修行目标，以“内安九宫、外立八卦”建立组织。[90]

五、巨大影响

在东大乘教出现以前的明朝统治下的民间社会，畅行着由元代流传下来的白莲教等传统教派和明中叶以来问世的无为教、黄天道等新兴教派。它们所宣扬的教义思想，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并由此在下层社会兴起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信仰运动。

但是，无论是白莲教提出的“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宗教思想，还是无为教提出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黄天道提出“三世三佛”的宗教思想，均是从不同侧面阐释各自教派的宗教思想特色，尚不能称为一套体系完整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作为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信仰运动的理论回响者和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东大乘教传人木人应运而出。他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理论勇气，承担起整合、升华、构建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历史使命，并将这套民间宗教思想理论诉诸“李祖三部经”中，随即通过募资刊行，迅速在清代民间宗教信仰世界流传起来[91]，引领了清代民间宗教信仰运动步入极度繁盛期。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藏的“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统计，自雍正初年始，至宣统三年（1911）止，被清政府立案查禁的民间宗教教派有120多种。[92]它们以烈火般的救世精神和极强的传播力与渗透力，将其信仰种子播撒于普罗大众之中，深刻地影响与型塑着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其中的绝大多数教派，在教理教义、仪式修持，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深受东大乘教思想影响。举其荦荦大者，如天地门教、八卦教、张保太大乘教、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等教派，均是东大乘教思想的信奉者、践行者与弘扬者。

顺治七年（1650）山东武定府商河县人董计升创立的天地门教，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真空家乡为理想境界，以弥勒佛化身董计升为信仰核心，以“九宫八卦”建立起“林传八支”与“山传八支”的组织体系，在山东、直隶、东北等地区拥有广大信众。有清一代，天地门教虽屡遭清廷查禁，但至今仍在这些地区民间流传。

康熙初年，山东曹州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的八卦教，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书写于白绢，供于暗室，教徒日夕拜诵。又以龙华三会为理想境界，宣称过去燃灯佛掌教，一年六月，一日六时;现在释迦佛掌教，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未来弥勒佛掌教，一年十八月，一日十八时，弥勒佛掌教的未来世界才是理想世界。[93]八卦教虽屡遭清廷剿杀，但仍在民间潜行默运，伺机奋起，不断起事，震悚朝野。

康熙二十年（1681），云南太和县人张保太创立的大乘教，宣扬无极圣祖即无生老母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者，是无所不能的至尊神灵，必须顶礼膜拜;张保太及其传人自诩“转世弥勒”，号称“收圆祖师”，其信众遍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接着，又快速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康雍之际，大乘教已在湖广地区获得相当发展。湖北教首金友瑞不仅传教收徒，而且负责与云南张氏教主联系，成为沟通湖南、江南与云南的“中间接引之人”。这一时期，由于金友瑞的积极活动，大乘教在湖南“浏阳、湘阴、武陵、茶陵等数州县，被惑从教者，不下一千余人。”[94]与此同时，传入江南的大乘教，则以西来教、燃灯教、龙华会等名目行教收徒，仅据清档记载，在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松江府、嘉兴府、太仓府、丹徒县、丹阳县、金坛县、溧阳县、宜兴县、兴化县、江阴县、甘泉县、仪征县、震泽县、宝山县、嘉定县、上海县等五府一州十三县，都有大乘教活动。于是，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南三省也都成为大乘教倡行的天下。此外，大乘教还将其势力渗透到江西、广东、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大乘教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清廷的高度警觉，终于引发了乾隆初期波及全国的“张保太大乘教案”，各地教首被凌迟处死，骨干被枭首示众。但是，该教派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其余党仍以极大的宗教热情，在民间从事复教活动。

乾隆后期，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在湖北、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地民间社会广泛流传，成为一种令清廷惊恐万状的强大的异己力量。乾隆五十九年（1794），在乾隆帝“责所司穷索”的指令下，“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三省大吏辗转根究，不肖州县，变本加厉，按户搜辑，胥吏乘之为奸，人民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胜计”。[95]各省地方官“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至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借无可容身之名，纷纷蠢动”。[96]

在此形势下，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以“弥勒转世”“劫运将至”的宗教预言为思想武器，“皆以官逼民反为词”[97]，于嘉庆元年（1796）策动、组织、领导了历时九年的教军大起义，先后有四五十万民众参加，遍及川、陕、鄂、甘、豫五省。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嘉庆帝调集了十六个省兵力，被教军击毙的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军官四百余名，而军费开支竟高达白银二亿两[98]，几乎耗费了清朝初期的历朝积蓄，导致清王朝由盛转衰，开始踏上了穷途末路。

嘉庆十六年（1811），由八卦教支派直隶坎卦教教首林清、河南震卦教教首李文成与离卦教教首冯克善组成的天理教，按八卦建立组织，林清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掌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七卦，称地皇;冯克善称人皇，时称三皇。三皇之下，设有八卦卦主，卦下有宫，设八卦宫王，宫王之下，又有卦伯六十四人。嘉庆十七年（1812）冬，林清与李文成在直隶大兴县宋家庄会面，约定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同时起义。为此，他们大造舆论，宣传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以后为“白阳劫”，只有加入天理教，才能避免杀戮;又称如今三阳中的白阳当兴，大劫来时，门上插上白旗，即可免劫。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初七日，河南李文成提前率众起义，与清军鏖战豫北;接着，直隶林清派遣几十名教徒于九月十五日杀入皇宫，在紫禁城内与一千多名官兵，进行了两天一夜搏杀，“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99]

[1]明中叶以后，正统佛教、道教的堕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尚、尼姑、道士作奸犯科之事，时有发生，而饮食酒肉、渔利贸易，更属司空见惯。晚明僧人圆澄在所著《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中说:“今之沙门，毋论神庙天祠，乃至人家享堂，苟衣食可足，皆往住焉。是非不惧来生，为其徒党眷属。但云火烧眉毛，且图眼下无事。”“今之首座，不通一经，不认一字，师承无据，但有几家供养，办得几担米，设的几堂供，便请为之。所言发挥蕴奥，勘验学者，斥为闲事;一味不言，是其谈柄。”“今之沙门，视丛林为戏场，眇规矩为闲事，乍入乍出，不受约束，其犹如世人拼一死，而刑政无所复施矣。”“今之沙门，多有傍女人住者，或有拜女人为师者，或女人为上辈公然受沙门礼而漫不知为非者。”“今也一女大士，略有世缘，沙门之流，百意奉承，不知其耻也。”（明）圆澄:《慨古录》，《卍续藏经》第1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2][11]（明）黄尊素:《说略》，载孙毓修:《涵芬楼秘笈》第2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3]法王石佛，法王，本佛教术语，原为佛陀称号之一。民间宗教吸收后，用以对无生老母或各教派首领的封号，称无生老母为天上法王，法王石佛则是王森自诩，又称法中王、石佛祖。

[4]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世界，许多教派的创立者，常常在创教之前，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神话或鬼话，以此作为自己创教的神学根据。据明代黄尊素撰《说略》记载:王森曾解救一不满三尺的老人，“是夜，老人来谢，授森瓣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盖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气者，神魂俱醉，无不听其指挥，故又名闻香教。”

[5]大乘教本无东西之分，清黄育楩在其所著《续刻破邪详辩》中有过说明:“吕祖即《龙华经》所言西大乘教之吕菩萨，名吕牛，以石佛口王坤（应为“森”）为东大乘教，故以黄村之吕牛为西大乘教。”《清史资料》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80页。

[6][8][10][12]（明）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王森招节略”，《明季史料集珍》第2辑，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

[7][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五赵彦”，中华书局，1974年。

[13]（明）黄尊素:《说略》，载孙毓修:《涵芬楼秘笈》第2集;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

[14]孟森:《满洲老档案译件论证之一》，《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

[15]民国《滦县志》卷二“地理·邱墓”，《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24册第77页，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

[16]《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7页。

[17]（明）薛心维:《邑侯赵公平寇传》，（清）黄维翰等:《巨野县志》卷十七，《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83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

[18]清光绪《峄县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9册;（明）徐从治:《平妖纪事》;《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二年五月丙午”，《明实录》，上海书店，1984年。

[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三十“列传一百十八汪若霖”。

[20]（清）黄维翰等:《巨野县志》卷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83册。

[21]（清）黄维翰等:《巨野县志》卷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83册。

[2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二年五月丙午”，《明实录》。

[23]清乾隆《剡城县志》卷之三“编年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78号”，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94页。

[2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平徐鸿儒”，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9页。

[25]（明）赵彦:《平妖奏议》卷一“报妖贼称王僭号疏”。

[26]（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巡抚赵彦奏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7]《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八“天启二年十一月戊戌”，《明实录》。

[28]《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八“天启二年十一月癸丑”，《明实录》。

[29]（明）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护解妖首到京疏”，《明季史料集珍》第2辑;（明）沈国元:《两朝信录》卷二十一，载王有立:《中华文史丛书》，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

[30]（明）魏应嘉:《登峄山二首》碑刻，碑存邹县，转引自黄清源:《明末山东徐鸿儒起义》，《破与立》（齐鲁学刊）1979年第4期。

[31]“京观”，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早在东汉末年，封建统治者在镇压太平道黄巾起义军时，就将被斩首的黄巾军十余万人，筑“京观”于曲阳城南。

[32]（清）黄维翰等:《巨野县志》卷二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辑》第83册。

[33]《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八“天启二年十一月己未”，《明实录》。

[34]《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二“天启三年三月丁酉”，《明实录》。

[35]（明）郑廉撰，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884年，第23－24页。

[36]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

[37][38]（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三“叙录文武官员疏”，天启三年（1623）刻本。

[39]（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二“再报妖贼疏”。

[40]（明）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一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1]（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二“议留兵将疏”。

[42]（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三“叙录文武官员疏”。

[43]（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二“议留兵将疏”。

[44]（明）李邦华:《抚津疏草》“奏报妖贼即行荡平疏”，天启三年（1623）刻本。

[45][47][50]（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二“恭报擒获妖首疏”。

[46]（清）范清旷:《冀州志》卷十八“拾遗”，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4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

五月乙丑”，《明实录》;（明）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第33册“刑部卷三”，中华书局，2013年。

[49]周印师为王森弟子安保。

[51][52][53]（明）张凤翔:《抚畿疏草》卷二“恭报擒获妖首疏”。

[54]《古佛无生玉华结果尊经·修真妙果佛灵问阐教扶宗分第六》云:“祖是弓长为祖，道号无双，俗称海量。”

[55]《古佛无生玉华结果尊经》，笔者于2019年在甘肃从事田野调查时访获。

[55]《法船普度天华结果尊经·演说三乘分第三》云:“孔圣人，又临凡，俗门显现;氏弓长，号天真，留下真宗。”《法船普度天华结果尊经》，笔者于2019年秋在甘肃从事田野调查时访获。

[56]《销释接绪莲宗宝卷·红梅十五枝品第三十三》，濮文起:《民间宝卷》第3册，黄山书社，2005年。

[57]《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下元甲子临东土。”濮文起:《民间宝卷》第3册。经文中所说的“下元甲子”，即明嘉靖四十三年（1654）。在明清民间宗教世界，许多教派创立者都自称是从“云城”即天堂临凡降世，济度众生的救世主，弓长也不例外，故将自己出生，称为“临凡”。

[58]［日］浅井纪撰、宋军译《明末清初的大乘圆顿教》，《台湾宗教研究通讯———李世瑜先生八秩荣庆专刊（下）》第6期，兰台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59]《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自幼吃斋心慈善，参师访友拜高人。”

[60]《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翠花张姐为引进，投拜真佛法王尊;授持三皈合五戒，挑开四相见真人。”

[61]《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下元甲子临东土，丙子年间大法兴;已巳南北乱纷纷，辛巳东西取真经。”经文中所说的“下元甲子”，即明天启四年（1624）。《法船普度性华结果尊经·劈邪崇正分第二十四》云:“祖是弓长祖，门是圆顿门;教是三圆教，法是大乘宗。”《法船普度性华结果尊经》，笔者于2019年秋在甘肃从事田野调查时访获。

[62]《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南北展道品第十一》。

[63]《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丙子年间大法兴。”经文中所说的“丙子年间”，即崇祯九年（1636），是指弓长自崇祯二年（1629）开始从北向南传道，到崇祯九年（1636）结束，大乘天真圆顿教在民间社会迅速流传情况。

[64]《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东西取经品第十二》。

[65]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理海防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郝晋揭帖，刘子扬、张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六），线装书局，2006年，第269－272页。

[66]（清）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九，顺治四年十月甲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7]顺治十七年正月，巡抚广东兼管屯田盐法试监察御史张问政揭帖，刘子扬、张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六），第274－275页。

[68]《朱批奏折》，雍正十年闰五月初一日，江苏巡抚乔世臣奏折，刘子扬、张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六），第275－277页。

[69]《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释迦牟尼如来分第一》，濮文起:《民间宝卷》第2册。

[70]《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宝光如来分第三》:“还丹一粒，神鬼难知，超凡入圣机;包天裹地，运转须弥，功圆行满，体赴瑶池。”

[71]《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开经偈》，濮文起:《民间宝卷》第3册。

[72]《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玄真证道品第八》。

[73]《销释木人开山宝卷·替祖传灯品第二十》云:“木人曰:我弟子生在黄极之时岁，金羊月金蛇日金虎之时。祖用掌心诀，安天元五行四相，推了一遍，有已酉年辛未月辛巳日庚寅时。”其中的“已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销释木人开山宝卷·替祖传灯品第二十》，笔者于2019年秋在甘肃从事田野调查时访获。

[74]《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红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知道吃斋参三宝，知道向善拜师真;忽闻彼岸开船渡，壬午年间拜长弓。传我芦伯圣点杖，传我关口点途程;忽然一日开关窍，昆仑顶上现圆明。”经文中所说的“壬午年间”，即崇祯十五年（1642）。

[75]《法船普度命华结果尊经·同心学道分第八》，弓长另一弟子东木撰写，笔者于2019年秋在甘肃从事田野调查时访获。

[76]《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红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戊子年中明心性，壬辰年中写祖经。”《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东西取经品第十二》:“壬辰年真经出现，甲午年刊印流通。”经文中的“戊子年”，即清顺治五年（1648）;“壬辰年”，即顺治九年（1651）;“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

[77]《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红梅十八枝品第三十六》:“甲午年留开山卷，已亥年来写莲宗。”经文中的“甲午年”，即顺治十一年（1654）;“已亥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

[78]“李祖三部经”自清顺治年间问世以后，有多种版本、抄本在民间流传。2019年秋季，笔者在甘肃民间调查时，便访获了“李祖三部经”手抄本。

[79]《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混沌初分品第一》。

[80]《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古佛乾坤品第二》。

[81]《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末劫众生品第十八》《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地水火风品第二十二》。

[82]《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无生传令品第三》。

[83]《普静如来钥匙佛宝卷·钥匙如来开三乘分第十八》，濮文起:《民间宝卷》第2册;《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无生传令品第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三佛续灯品第十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祖续莲宗品第十六》《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龙华相逢品第二十》。

[84]《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龙华相逢品第二十》。

[85]《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万法皈依品第二十四》。

[86]《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地水火风品第二十二》。

[87]《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弓长领法品第五》。

[88]《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立命安身品第二十四》。

[89]《销释接续莲宗宝·红梅一枝品第十九》。

[90]濮文起:《“无生老母信仰”:明末清初以来民间宗教思想的太阳》，《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4期。

[91]“李祖三部经”自清顺治年间问世以后，有多种版本、抄本在民间流传。2019年秋季，笔者在甘肃民间调查时，便访获了“李祖三部经”手抄本。

[92]白莲教、洪濛教、一字教、姚门教、老官斋教、龙华会、荣华会、太阳经教、圆顿教、九莲教、三阳教、在理教、先天教、无为教、罗教、大乘教、三乘教、清茶门教、清净门教、幅军（幅教）、号军、悄悄会、红羊会、红阳会、一炷香教、如意教、圣贤教、义和门教、八卦教、乾卦教、离卦教、震卦教、坎卦教、艮卦教、明天教、五盘教、八卦紫金会、金丹八卦教、清水教、天真门、燃灯教、天龙八卦教、牛八教、添柱教、太平教、红杨教、天门教、矢公教、达摩教、佛门教、明灵教、无极门教、青莲教、黄阳教、收园教、顺天教、鸿钧教、音乐会、天真门、罗祖教、龙门教、白门教、天门教、儒门教、园顿教、黄天教、一碗水教、白莲池、文贤教、圣贤教、红灯教、红莲教、红教、白阳九宫教、摸摸教、未来真教、斋教、青教、青阳教、新新教、混园教、糍粑会、敬空老祖会、三元会、九莲会、把子会、白阳教、长生会、长生教、红黑会、白衣教、金丹道、邱莘教、如意道教、老人会、牛八教、虎尾教、九宫教、老佛教、看香学好教、红黄白会、末后一着教、灯花教、清水教、武圣教、天理教、老理会、阴盘阳盘教、新安教、金兰教、皈依无为教、黑莲教、如来教、火官会、弥勒教、祖师教、天乙会、神拳教、弥陀教、清灵教、道心教、桥梁会等。其中，有些教派是一教多名，或多教一名。尽管上述统计并不准确，但仍能客观地反映清代民间宗教已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93]（清）吴堦录:《金乡纪事》卷一，道光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94]《清高宗实录》（四）卷二百七十五“乾隆十一年九月”，《清实录》第12册第600页，中华书局，1985年。

[95]印鸾章:《清鉴》，上海书店，1985年，第490页。

[96]赵之恒等标点《大清十朝圣训·仁宗朝》卷九十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6541页。

[97]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1986年，第250页。

[98]（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中华书局，1984年，第451页;印鸾章:《清鉴》，第508页;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261页。

[99]《清仁宗实录》（四）卷二百七十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清实录》第31册第722－723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2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