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炒冷饭。因为港台及海外新儒家早已提出了儒学第三期说。虽然国内大陆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还有人认为，儒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已经解体，终结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它主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被阐释，被批判地继承”，[1]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儒学发展的现状。儒学在大陆，比起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呼声来说，有着无法比拟的底气和内蕴。但也必须指出，大陆儒学近20年来的发展，也有随初发之势而来的盲目性的一面，许多问题还不清楚，特别是主旋律还不突出。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自觉，始终是我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故笔者拟就此问题及专业心得，谈一点相关看法，意在使此冷饭而不冷。是否有此效验，还是个人的杞人之盼，以俟同仁评判。

一、如何理解近20年来文化思潮的转向

儒学现代的命运，首先是由文化思潮造成的。故如何理解近20年来中国文化思潮的动向，是它的前提和出发点。

近20年来，中国出现了文化思潮的大转向。即从“五四”兴起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经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的文化热，被推上了顶峰，这就是所谓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但是，到了90年代，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对传统文化重新加以肯定。人们批判的矛头，直指这种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反思它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探索其内在价值的合理性，又成了社会的主流倾向，这就是所谓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儒学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几乎被认为已寿终正寝。但没想到，用了不到20年，就上演了绝地反击的一幕，又重新成了中国文化日益强劲的发展因素，这不能不说是近20年中国文化思潮大转向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化思潮的大转向呢？它发生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怎样来理解它的是非对错呢？这是人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所以，近些年来，全民对传统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兴趣，到了言必称文化的地步，不然就不会有于丹现象。对于这种全民倾向性的东西，可能见仁见智。但从一般规律来讲，笔者以为，凡是构成社会思潮，特别是全民性的东西，一定是与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的。故这种思潮的大转向，也一定是这种矛盾已经解决，又产生了新的主要矛盾的结果。从这种观点看，从“五四”到现在的两次文化思潮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社会面临着不同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具体的讲，“五四”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因为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清朝的腐败，封建主义的落后，是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原因。这就决定，中国不能再走老路。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面前，什么路都可以走，只要使中国强大就行，唯一不能走的就是老路。中国向何处去？从此成为全民共同探索的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至1980年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以来，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的决策。于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已是华山一条路，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而中国的强大，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正在向世界强国的方向发展，亡国灭种的危险，也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建立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上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中国全民又面临着新的主题和选择。这就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为什么这是新的矛盾和主题呢？因为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生产方式趋同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趋同的问题。有的学者早就指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就是美国化。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娱乐、美国的思维方式，无孔不入。过去，由于相对的封闭，我们还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生活的深刻危机。现在发现，这一切都要变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美国化的，文化娱乐方式是美国化的，思维方式是美国化的，观念形态是美国化的，那么，请问，我们还是中国人吗？虽然我们的体魄强健，但是，我们的灵魂丢了，我们的精神没了。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还要不要中国人的精神？还要不要中国人的灵魂？这就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其实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说了不算，学者说了也不算，而是全民说了才能算。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现在，全社会兴起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实际是全民的一种表态：我们要现代化，但也要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伟大的，传统文化也同样伟大。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伟大。因为，现代化主要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问题，而传统文化则主要是价值理性问题。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是暂时的，一百年、几十年、几年，甚至几个月、几天就会发生变化。但价值理性却要持续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所以，美国虽然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但是欧洲人往往看不起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术虽发达，但没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对于这点，其实美国人也清楚。听说，克林顿在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时就说过：“我们有的，你们都会有。而你们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民族有着这样厚重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什么还要丢掉它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来重新反思批判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也是非常合理的。对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现在也体现在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上。我们党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这里，定语其实比主语更重要。“现代化”主要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东西，而“中国特色”则是价值理性的东西。十七大以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再提了，只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里面就包括“现代化”。总之，“五四”兴起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与近20年来兴起的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根本对立的。但在不同时期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则是统一的。因为二者一个是维护中国人的体魄，一个是维护中国人的精神，缺一不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部分，也就随着近20年来文化思潮的大转向，而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看儒学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向何处去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从其成为思潮来说，有着时间上的阶段性差别，似乎是两个问题。然而从本质来说，则是一个问题，即一体的两个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始终伴随着文化危机。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到全盘西化论，无时不显示着中国文化危机的步步加深。但是，之所以还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是因为第一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35年由十教授“一十宣言”发起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展开的讨论。这场运动虽然有着国民党当局的官方背景，为其一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张目，但是，卷入的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文化主张，则是全面的，有着泥沙俱下、蔚为壮观的场面。然而，此讨论由于抗日问题未解决，又决定它必然是短命的。讨论了两三年，连“中国本位”都说不清楚，不得不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终止。所谓“中国本位”说，就只剩下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因而全盘西化论，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说，自己也是“中国本位”了。说明这种文化的建设，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尚无定论之前，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只能是句空话。因为它即使有其势，也无其时。现在，当中国向何处的问题基本解决，只剩下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问题时，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倾向。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是历史科学。”[2]中国文化涉及的所有问题，包括“中国本位”的问题，不从历史的角度都说不清楚。因为所谓现时“本位”问题，都是历史的延续。所有“本位”之含义，若想得到一个整体解决，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它的起源、结构、功能、价值、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若非如此，而是自外于这种规律，那就不是中国文化本身了，而是走上了断根之路。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表面形式如何，从心底都是无法接受的。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代表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即：我们不想走上这种断根之路。不但要使它继续延续下去，而且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甚至成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因为它有着这样的本质内蕴和实力。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彻底的原生性，即人类文明唯一没有发生过中断，完全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上古(三皇五帝)自然发展到今天的连续过程。正如日本学者籔内清教授在其《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建立起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印度河流域等，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早在二千年前就灭亡了。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存到今天。中国文明的产生，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正是因此，相当于中国古史上的三皇五帝三王时代的文化和文明，在世界其他第一代文明中，都中断了。特别是相当于三皇五帝阶段的历史，完全成了死文化。因而，其他文化和文明，都成了次生或再生的文化和文明。只有中国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人类文明这一连续进程的一切积极成果，并以活文化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只有中国文化和文明，才真正有资格称为人类文化和文明最纯粹、最典型的形态（即理论原型）。故其发展方式，才真正代表了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演进的“大道”。这正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具有充分信心的原因。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近现代的历史学理论，却是19世纪的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方为中心，特别是以希腊为原型，归纳总结出来的。而马恩时代所知道的希腊历史，不过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阶段一一即后来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的历史。而相当于中国三皇五帝三王阶段的历史，希腊是不存在的(至于希腊之前两个灭亡的文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却是以后考古才发现的)。以这种历史观和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上古史，这就是毛主席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言必称希腊”。这种理论，虽有其科学的一面，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有意或无意地造成的这个理论出发点的错误，从而对中国的古史，特别是上古史，作了许多歪曲或错误的解释。尤其三皇五帝的历史，被完全否定了。一方面，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为指导的、以古史辨派为首的疑古思潮，把它指为虚构，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它完全推到了原始社会。正是这种解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即儒家的价值系统)被彻底否定了。因为这种价值系统，完全是以三皇五帝三王的古史系统为依据的，尤其是建立在“五帝公天下”的基础上的。如它的“大同”理想、五伦关系、仁的思想体系、中庸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等，都是以五帝甚至五帝以上的历史为依据的。正是西方中心论形成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上古史的错误解释，从而使研究传统文化的许多学者，产生了有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情结。即我们信仰和热爱的东西，不能用这套理论来证明它可信。而相反，我们用这套理论证明可信的东西，却无法从情感上觉得它可爱。故如何认识中国的上古史，乃是理解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关键点。然而，这个在西方不存在的、绝没有任何记忆的、五帝时代那种“公天下”的文明社会，在中国，却无论是历代帝王，还是思想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直到共产党人，都把它作为最高理想来追求。这就是活文化。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原点转过来，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原型，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其他类型，我们就不难发现，以往的历史理论的局限及其对中国文化和文明解释的根本错误在哪里了。

按照我们传统的古史观，中国三皇五帝三王的古史系统，向来有“五帝公天下”、“三王家天下”的说法。这两个时代，都是文明社会。而这点，日益被地下考古所证明。所谓“五帝公天下”，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早期文明社会。而“三王家天下”，才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和国家阶段，才有剥削和压迫的产生。因而，从中国这个真正的唯一延续下来的活着的理论原型看，是和我们从“五四”到现在通行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国家理论，有着根本冲突的。它证明，文明与国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文明起源在前，国家形成在后。因此，人类文明的第一种形态，不是阶级社会，而是无阶级的早期文明社会。国家的起源，不是从原始氏族中直接产生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早期文明社会的桥梁作用，通过异化的形式，才能形成国家。正是因此，国家也就不是现行所认为的，是一重性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机关的概念，而是二重性的概念。国家不过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一方面，有着文明社会的一般属性，即由早期文明社会延续下来，属于全民的、公益的、全社会的属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异化为阶级及其剥削和压迫的属性。因此，我们只要清算了国家阶段异化的属性，那么，其全民性、全社会性的一面，包括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价值系统，都是可以继承的。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以为中国的文化，也与西方一样，从文明产生起，就是奴隶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故其价值系统，从一开始，就是代表剥削阶级一一即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因而，今天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是从本质上无法继承的。因而，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展开了对传统文化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否定的思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其主流的儒学及其价值系统，被根本否定了。于是，也就造成了儒家思想体系已经寿终正寝的假相。这说明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的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破坏否定作用，是决不可以低估的。故从理论上清算西方中心论的错误，以及用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古史系统的重新阐释，这是首先要做的工作。关于这种学理问题，笔者在《中国礼文化》[3]和《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4]上篇，作了较详细的探讨。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国文化仍将以活文化的形式延续下去，这就决定，它仍将按传统的固有方式和规律向前发展，故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发展阶段，仍必须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发展规律出发。作为原生道路的文化，中国与西方，除了上述其文明与国家同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其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二元结构不同，中国文化从始至终，都有着内在统一的“一以贯之”的特征(至于这种特征是什么，我们后面再论)。既然“一以贯之”，就决定，这种特征是从起源阶段奠基形成的，以后也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它就蕴含在三皇五帝三王的古史之中。所以，三皇五帝三王的古史系统，从历史年代学的角度来说，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然而从文化价值学的角度来说，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活在我们心中。这正是我们的往圣先贤，特别是儒家思想，始终以此为据的原因。

当我们把中国文化的源头从学理上理顺以后，我们就能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了。中国文化从起源到现在，从整体上讲，大致可以划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上面所说三皇五帝三王的阶段，即起源定型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最长，有着几千上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谓三皇时代，按现在的历史科学讲，基本属于原始渔猎时代到早期农耕的开始阶段；从血缘上讲，是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所谓五帝时代，就是上面所说属于中国特有的早期文明社会，即“大同”社会。这个阶段，从生产上讲，属于早期农耕时代；从血缘上讲，则包括整个父系氏族社会。所谓三王时代，则是指夏、商、西周三代。这是中国文化进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到西周时代，中国文化就定型下来了。以后，中国文化就是按这种定型状态向前发展的，一直到现在。这就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内在原因。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战国阶段，时间大约有四五百年。这个阶段的时间虽不长，但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生大危机、大变革的时代。即传统所说的“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从秦汉到近代以前，延续了两千多年。特别是从汉代恢复礼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社会又重新回归到其固有的发展轨道上来，从而使中国文化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从1840年进入近代社会直至现在还在持续的阶段。中国又一次经历着社会文化的大危机、大变革。这次危机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更要超过春秋战国。然而从时间来说，则更短，至今不到200年。这四个阶段，从发展上看，其实是两种发展方式。第一和第三个阶段是一种发展方式，即基本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有着内在不变性一一即“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式，我们古人称之为“经”和“常”。第二和第四个阶段是一种发展方式，即大波动、大危机、大变化的发展方式，我们古人称之为“权”和“变”。“经”与“常”是一种不变的、稳定的、长久的发展方式；而“权”与“变”，则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变通的、权宜的、暂时的、过渡的发展方式。因此，当那种非正常的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这种“权”“变”的发展方式，又会回到常态中来，这就是文化的归位，回归其固有发展规律。但是，由于近现代危机的严重性，20年前，中国文化还有没有这种“归位”式的回归，是不清楚的。它也许会结束“权”“变”阶段，但重新走上稳定发展阶段的文化，还是否中国原来的文化，这是人们心存疑虑、没有底的事情。然而，通过近20年来文化思潮的大转向，特别是从学理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清算和中国文化发展倾向的日益彰显，我们才真正可以放心地说，中国文化仍将回归其固有方式，回到它“一以贯之”的特征上来。因而，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看清儒学所面临的发展阶段。

关于儒学的发展阶段，近几十年，一直以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说法为主，即所谓儒学第三期说。所谓第三期，就是直接宋明理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新的发展。而作为第二期的宋明理学，说是上接先秦儒学，实则是对两汉儒学而言。从两汉经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实际是佛教的传入，儒学面临佛教的挑战，而从学理上的一次大发展。因而超越了两汉儒学，故从原点是直接先秦孔孟道统。以后发展，也必然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中国儒学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学又一次面临着一次学理上的大提升。从此角度看，第三期儒学说，是有道理的。但必须指出，第三期儒学与宋明理学有一个根本不同点。宋明理学阶段，中国文化的本位不动，即依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特征(如礼仪制度)、以至社会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仅仅是儒学面临佛教的挑战而已。然而，现在不同了，儒学所面临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主流的基督教的挑战，而且儒学所依托的整个社会基础都发生了动摇，即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方式、政治统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至话语表达方式等所有方面，一句话，儒学所依托的社会基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文化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处在一种大转变、大危机的状态之中。从这个角度讲，决不是一个儒学第三期说所能包括得了的。儒学第三期，是直接宋明理学，仅仅是本身的一种学理上的提升。而从现在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和变化特点来说，却是直接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整体回归式的提升。当然，不能说儒学第三期说就是错误的，单从儒学面临西方基督教的冲击来说，第三期说是说得通的。但是，从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的整体发展阶段来说，儒学第三期说，显然目标小了，不能反映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所以，儒学现在所面临的发展阶段，实际是双重性的，一个是儒学自身学理上的提升，然而从更广的角度，则是儒学依为基础的整个中国文化全面整体回归的提升。从这双重任务来看，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没有中国文化整体回归的提升，就无所谓儒学第三期。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学第三期，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文化现在所处整体阶段的一个子项目而已。

三、儒学现在面临的任务及命运

以上所述就是儒学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面临的双重任务：一是它必须解决中国文化如何整体回归和提升的问题；二是必须解决自身与基督教价值系统的学理冲突问题。作为前者，它必须与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内在本质连接在一起，并使自己重新成为这种属性的直接继承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作为后者，则必须打通与基督教伦理的学理通路，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使自身的发展有一个新的提升。这两点，实际是统一的。但前者是大目标、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小目标和导致的必然结果。前者解决了，后者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理解儒学现在的面临的任务和前途命运，也就必须从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本质特征谈起。

所谓“一以贯之”，语源出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故历来以儒家“道统”说为主。而儒家道统说，又历来是上接三皇五帝三王，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作，通过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传下来的。[5]从制作层面上讲，历来认为它的发明权不是孔子。所以孔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所以，这种“一以贯之”的属性，不是在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形成之后才有的，甚至也不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一即“六经”所处的三王时代才有的，从制作层面上讲，要远超过这个阶段。它是从中国文化起源一一即从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并一直贯穿下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古史系统何以“一以贯之”呢？这才是关键。然而，此问题，从“五四”反传统思潮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系统，何能“一贯”下来？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有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笔者刚刚硕士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正处在那场文化热的漩涡中，也深深地被这个文化的悖论所困扰，所以决定辞去工作，再次上学读博士，对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征，作一次穷根索源的探讨。结果才发现，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整体就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它不但是有文字的“六经皆礼”，而且从文字产生之前就是礼。这个礼文化模式，是通过三个阶段起源，由三个层次的礼仪系统整合而成的。最早的一个层次，就是自然礼仪系统。因为人总是要吃的，所以，人类最早是面对自然界。正是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形成了自然礼仪系统。笔者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古礼进行探索，发现了其中不少起源于渔猎时代和早期农耕时代的礼仪，以及与此同时代的母系氏族的礼仪。这种礼仪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阶段。从古史观上看，其实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皇时代。正是在这种最早的礼仪系统中，人们首先认识了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交往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就是从这种礼仪中起源的。虽然原始时代的人们并不能形成这种理论上的思考，但儒家的这种价值理念，正是从这种自然礼仪系统中归纳总结出来的。

中国古礼的第二个层次，则是社会礼仪系统。在原始社会的大多数时期，人类的群体是很小的，互相之间的来往也是很少的。一般来说，一个群体，就是其生产和通婚的最小单位。这种单位，在母系社会就是部落。一个部落由两个或多于两个的氏族组成。氏族是进行生产和保持血缘关系的基本单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婚姻关系必须在两个氏族之间进行，这就是氏族外婚制和部落内婚制。在母系氏族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是很少的，从而部落之间的来往也是很少的。人们由于过的是渔猎和采集的生活，活动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但是，到了母系社会的后期，人类开始进入农耕时代，由于逐渐走向定居或半定居，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条件的好转，于是，人口开始大量繁殖起来，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也日益紧密地接触起来。并在这种接触中，日益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于是就形成了更大的集团，这就是部落联盟。这样，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就多了，从而发展起了这种横向的礼仪系统。我们古人把它称为“交接”礼仪。所谓“交”与“接”，都如同现在所说的“交际”，故称“交接”。在人类进入部落联盟不久，同时又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这就是父系氏族取代了母系氏族。从而人类的家庭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以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家庭的产生，以及由此形成的家族和扩大形态的宗族关系。由此，也就产生了维护这种关系的礼仪系统，这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父系宗法关系的“五服制度”。由于五服制度的产生，部落和部落联盟内部，也就产生了个体家庭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横向关系及其礼仪。而且，由于其日用不息的特点，而更加频繁。这样，就由社会交接礼仪和五服制度，而共同形成了社会礼仪系统。从古史记载和人类学研究看，这个阶段实际就相当于五帝时代，即从黄帝到尧舜禹的时代。在这个阶段，不但形成了社会礼仪系统，而且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统一的社会集团，这种集团，就相当于后世的王朝系统，只是还没有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剥削与压迫关系。在这个系统中，个体的父系家庭及其家族和宗族，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它们之上有氏族，氏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上有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之上有整体联盟或准王朝。这是纵向关系，再加上横向关系，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缘的家庭宗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综合礼仪系统。这就是五帝时代的大致情况。五帝时代的这个综合礼仪系统，其实就是儒家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源头。这里，父子、夫妇、兄弟，是家庭血源关系，君臣是纵向关系，朋友是横向关系。这种五伦关系，是儒学的社会基础。所谓“仁”的思想体系，社会全面和谐的“大同”理想，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方法论的“中庸”思想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一一即“道统”，实际是以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为基础的。而五帝时代，其实是一个早期文明社会。但是，当我们以西方中心论的国家与文明同步发生论来衡量时，五帝时代却被划到了原始社会，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这些核心价值观存在的合法性。

当然，必须指出，儒家五伦关系的君臣一伦，不仅是指早期文明社会一一即五帝时代那种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且还包括进入国家阶段一一即三王时代严格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国家君主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严格的政治等级礼仪基础上的。而这种严格的政治等级礼仪，则是三王时代一一即夏、商、西周阶段的产物，这就是中国古礼的第三个层次。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礼仪系统，实际是以三皇时代为源头，中经五帝和三王两个时代整合而形成的，以自然礼仪为源头、社会礼仪为基础、政治等级礼仪为主干的综合系统。这就是儒家学说产生之前，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以后，中国文化就是按照这种定型的礼文化模式向前发展的，一直迄于现代。这就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征。儒家的伦理价值系统，就是以这个礼文化模式为源头和基础的。所以，对于儒学的把握和理解，不从这个基础出发，是说不清楚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读博士时，正是那种激进主义思潮达于颠峰状态，儒学被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又甚嚣尘上之时。那个时候，因应这种挑战，笔者业师余敦康先生与几十位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小礼堂展开了一场讨论。余先生指出，不管对儒学是否定还是肯定，首先必须搞明白什么是儒学。所以，几十位学者围绕什么是儒学的问题讨论了两三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连儒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谈何批判、继承？事实说明，就儒学谈儒学，这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儒学涵盖的内容太广，谁也无法用一个概念性的定义，完全把它说清楚。只有从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整体特征出发，这个问题才有说清楚的可能。正是因此，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深入探讨，不但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整体上属于礼文化模式，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它的结构、功能和价值系统。指出，儒学从根本上，是中国礼文化模式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它是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危机时刻，为了延续这个文化模式，而把其价值系统从礼里边提炼出来，使之得以提升，而继续向前发展的。如上所述，其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从三皇时代起源的自然礼仪中提炼出来的。而其五伦关系、“仁”的思想体系、“大同”理想、中庸思想，都是起源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系统。只有五伦关系中的君臣一伦，由于双重含义，才与三王时代的政治等级礼仪系统有关。正是这种严格政治等级秩序，成为后人，特别是现代激进主义文化思潮不断批判否定儒学的根本原因。如果仅此而言，这种对儒学的批判，不能说错。因为，这本身就是早期文明社会异化的产物。在这种异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无不打上等级或阶级的烙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儒家思想，当然也不能外在于这个礼仪系统固定下来的社会秩序。问题在于，中国的礼文化模式，不是仅有这种政治等级关系，而且还有五帝时代这个早期文明社会的社会礼仪的源头。而这点，在儒家学说中，也是泾渭分明的，这就是它的“大同”“小康”说。儒家学说，虽然向来立足于三代的“小康”，却始终以“大同”为理想，用“大同”理想来校正“小康”的不足。儒家的全部努力，就是企图把现实中的政治等级制度，纳入人生社会礼仪的系统中来，而不是牺牲人生社会的利益，去维护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等级制度。当这种制度与社会人生的利益相背离时，他们总是站在社会人生的立场上，来批判那种造成社会不公的政治制度和暴君污吏。儒家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这也正是儒家的道统观与中国礼文化模式相统一，而都可以称之为“一以贯之”的原因。如果我们的批判，只是这种造成社会不公正的严格政治等级关系，应该说，它和儒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把儒学整体否定掉了，那么，中国文化就没有它的优秀传统和光辉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可继承性了。

由于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儒学从本质上是继承、捍卫和发扬这个礼文化系统的，所以，笔者也以此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候和场合，谈过对于儒学的定义。现在，我就按儒家、儒学、儒教的不同提法，把它归纳如下：(一)什么叫儒家？所谓儒家，就是中国礼文化的价值承担者。(二)什么叫儒学？所谓儒学，就是中国礼文化的学理系统。(三)什么叫儒教？所谓儒教，就是中国礼文化的教化系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以儒家、儒学、儒教的名称沿袭下来的。这三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故向来人们混用不分。然而，正是这种混用不分，当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时，却由于二者概念的不同，而经常发生矛盾。如，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是否是西方式的宗教文化？就由此而产生。从其学理来说，人们看不到儒学与西方宗教的一致性，所以否定儒学是宗教。然而，从它的教化功能来说，又与西方宗教的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人们又强调它的宗教性。儒学与西方宗教观念这种似与不似的矛盾，作为精通中西两种文化的辜鸿铭早已看到，所以，他提出了对儒学狭义与广义的区分。从狭义来说，辜鸿铭认为，儒学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因而也就不能定义为宗教。但是，从功能来说，儒学对全民的教化作用，又同于西方宗教，所以，他认为，从广义来说，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一样，都是宗教。正是在这种狭义与广义之间，这种学理上的尺度怎样把握，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要真正使其得以解决，则仍需从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征出发，才能说清楚。

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就是因为它从源头就是礼。如果源头不是礼，就谈不上“一以贯之”。关于什么是礼，按古人的最一般说法，是把它定义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也就是说，礼就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如果按照这种定性，我们古人所说的礼，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广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明概念。所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文化的总和，它是与人类俱来的东西，即，凡属于人类独有而动物没有的东西，都属于文化。所谓广义的文明，则是相对于狭义的文明来说的。所谓狭义文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即文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至今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第二个意思，则更狭窄，它是指文明社会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的文明形态。而广义的文明，则是指文明的因素。虽然文明社会之前，是原始社会，但原始社会也有文明的因素。所谓广义的文明，是指这种文明因素的集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明是一致的，不分的，因为它们都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有意思的是，现代西方的学者，也把宗教看成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分界线，这就是广义的宗教概念。所以，从这些概念看来，中国所说的礼，西方的广义宗教，现在通行的广义文化和广义文明概念，都是一致的，从源头上看，它们都是指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因此，从源头上看，中国的礼文化，应该是人类文化的共性，即人类与动物分界的标志。在原始时代，这应该是所有文化的共有特征。问题在于，这种特征，除了在中国之外，后来都发生了变化。只有中国仍以礼文化的方式向前发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其他文化，都走向了宗教。所以，中国的礼与宗教是什么关系，才是关键。笔者认为，所谓礼，在原始时代，就是今天人类学家称之为习惯、习俗或传统的整体文化系统。而宗教，不过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如果礼文化不被破坏，不发生中断，这种礼文化系统就会整体流传下来，并在文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后来，世界其他第一代文明都相继灭亡和中断了，从而使礼文化整体系统没有流传下来，延续下来的，只是其核心的宗教部分。而其宗教部分，又在不断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不断改变、异化，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正是因此，只有中国文化是原型，其他都不是原型。如果以中国的礼文化画一个大圆，中国的宗教，就是其核心内部的一个小圆。外头这个大圆，我们称之为原生文化，中间这个小圆，我们称之为原生宗教。其他宗教，作为异化的形态，与中国这个原生宗教的小圆，都有一定的重合部分，然而又有不重合的部分。从其重合的部分讲，它们从实质和概念，都是一致的，可以相通的。然而问题在于，它们之间不重合的部分怎么办？是用哪一种文化作为统一的标准？显然，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样的资格，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原型，其他都不是原型。因而，也只有中国文化，包括其核心的宗教，才包含了其以后引起所有变化的因素。因此，也只有中国文化才是全，而其他文化都是偏。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解释系统，却是以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为依据，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因而必然是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做出错误甚至荒谬的解释。如果再企图比照基督教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使它整体变成基督教式的宗教文化，那更是弃全而走偏，最终把中国文化带向一条不归之路。这正是我们不同意以西方宗教为标准来对待儒学的根本原因。

以上问题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大致来勾画儒学现在面临的任务和前途命运了。既然中国文化现代的危机，整体直接春秋战国：而单从儒学与基督教的冲突来说，它似乎又是上接宋明理学。故此二问题，儒学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儒学的根本任务。此二问题是否能获最终解决，才能决定儒学还能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因而，它也最终决定了儒学的前途和命运。

所谓中国文化现在直接春秋战国，是指中国文化近现代经历了一场类似春秋战国甚至更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危机。因而，它的前途，也必须像汉代“复礼”一样，使自身的发展重归礼文化模式的发展轨道。所谓“复礼”，按现在的概念讲，就是中国文化的重新整合。但是，这种整合，不是整合到别的方向上去，更不是背离中国文化固有的发展方式，而是重新回归礼文化模式，所以，我们仍称之为“复礼”。然而，也必须指出，所谓“复礼”，并不是指原封不动地回到过往的礼仪形式中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办到的。所谓“复礼”，只是坚持中国礼文化的发展方式，根据现实的变化，对其进行新的整合式的提升。之所以仍称之为“复礼”，是因为这种整合，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只有在尽量保存传统礼文化元素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整合才能成功，否则就必然失败。儒学是中国礼化模式的继承、维护和捍卫者，是其价值系统的承担者，故中国文化回归礼文化模式，是其存在的基础。所以，儒学必须像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样，重新承担起中国文化“复礼”的重任。“复礼”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因为它是在社会发生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全面危机之后的恢复重建。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一项礼的破坏，如果经历两三代之后，就很难恢复了。若时间再久，几乎永远无法恢复了。因为其具操作系统，已经无人知道了。一项礼的破坏要恢复都这么难，何况整个礼仪系统的破坏和恢复。所以，汉代恢复礼制时，已有“礼乐百年而后兴”的说法。其实，汉代的“复礼”，搞了几百年，也没有解决得很好，比起三代来，其整合度还差得远。但是，就是凭借着这种“复礼”，中国文化又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稳定发展。然而，这次中国文化的危机，还要远超过春秋战国，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不仅是因为传统的礼仪形式破坏得更严重，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也造成了生活方式的大变化。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不但旧的礼仪系统遭到了破坏，而且新的生活方式缺少或者没有相应的礼仪方式与其相对应。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商业活动及其相关的商业礼仪，但总体来说，是相对不发达的，因而商业礼仪也就相对薄弱和欠缺。而现代，商业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商业礼仪也就有着大发展的需要。再比如，与农业社会的小农个体生产不同，工业社会大多是生产性的企业，所以，企业文化就成了社会的广泛需要。然而，企业文化，特别是其礼仪系统，几乎还是空缺，因此，企业礼仪更需重新建立。再比如，古代以乡隧建设为主，人们都生活在乡村中。而现代以城市为主，人们都生活在社区中。所以，社区礼仪建设也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总之，现代的“复礼”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但是，不管中国的“复礼”和整合多么艰巨，由于中国已经摆脱了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危机，中国文化回归整合的要求，已是不争的事实。张岱年先生早就提出了“综合创新”说，近几年，又有牟钟鉴先生提出传统文化、马列主义、西方文化三合一说。以及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空前兴趣，这都说明，中国文化走向回归整合，已经成了社会的共同需要。于是，如何整合，特别是儒学如何因应这种全民的要求，推动这个整合按照“复礼”的方向发展，已成了它无法回避的任务。中国文化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一直受到“体”“用”之争的困扰。现在虽然有“综合创新”和“三合一”说这样的口号的提出，但总的来说，还限于空洞的口号，一到具体问题，仍离不开“体”“用”的思路，提不出具体可操作的行动路线。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在整合回归起始阶段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儒学要承担起新的“复礼”任务，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就是回归儒学的“社会本位”说。如上所述，儒家一直是立足于“小康”，而以“大同”理想来校正其不足。这种努力，就是以社会礼仪为基础，来批判那种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和暴君污吏。这实际就是“社会本位”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整合，必须以人民的社会生活需要来衡量，才能最终得到合理解决。因为不管怎么变化，人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一切安身立命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出发点。一切其他的东西，包括外来文化，都要从维护人民这种基本要求出发，才能定其取舍。以这样的立场进行整合，就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整合，在这样基础上的“复礼”，就是合理的“复礼”。所以，所谓“复礼”，首先是社会礼仪系统的整合重建。然后，才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其他礼仪的恢复重建，最终才能形成儒学价值系统与其礼仪系统的完整统一。

中国的礼仪文化系统，从其起源发展方式来说，最早是顺着礼俗-礼制-礼义的方式发展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沿革、损益、变化，还有典籍的散失，特别是社会动乱、王朝更替的过程中，由于礼乐崩坏的失序，到一定阶段，就不得不重新制礼。这种制礼的过程，往往是由礼义-礼制-礼俗的相反循环。即礼制、礼俗的缺失，可以根据礼义来重新制定或补足。这就是“义起”的方式。所以，礼的发展，是一个由礼俗到礼义，又从礼义到礼俗的反复循环的过程。中国的礼文化，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循环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像春秋战国和近现代严重的“礼崩乐坏”，这种“复礼”式的整合，才更为必要。而这种“复礼”，更是在义理指导下的社会礼仪文化秩序的重建。一方面，它要对旧有的礼仪系统进行恢复，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不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消失的，我们要把它们重新恢复完善。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还需要有新的礼仪系统来适应它，如上面所说的商业礼仪、企业礼仪、社区礼仪等，都有一个根据义理，重新采风俗，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形成模型、试行、完善、推广、教化、定型的制作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根本任务是提供义理上的指导，参与整个制作过程。只有当这个礼仪系统重新建立起来，儒学才有了永续发展的新的基础。这就是中国文化自近现代以来，发生的有如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重大危机，儒学需要承担的“复礼”任务。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非常复杂的、由政府主导和全民共同参与的过程。儒学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对传统礼仪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发展自己的学理系统，来提供义理上的指导，而且要在这个礼仪系统重建的过程中，造就一支有着献身精神的队伍，来捍卫这个系统。这种捍卫功能，就是对这套礼仪系统的传播和教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最终形成定型化的礼仪文化系统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秩序。

除此之外，随着中国文化“复礼”的整个过程，儒学本身还有一个所谓第三期的任务。这就是，迎应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挑战，从学理上消化这个系统，使之与自身的内在价值有机地结合，实现学理上的提升。并且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成功地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近现代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基督教为精神侵略工具，进行文化侵略造成的。因此，这是中国文化近现代危机的外在根源。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文化就没有最终走出这次危机。尤其在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民族的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较高下，择优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文化要想最终回归它的固有发展方式，就必须成功地走向世界。因为世界文化已经走进了中国，如果中国文化不能成功的走向世界，那么，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仍会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外部的高压态势，最终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重新归于危机动乱。当然，这种态势是否发生，除了国力的比较之外，还取决于文化的比较，即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其他民族自愿接受的优势存在。关于这点，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一是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方式，是从上古到现代，唯一延续下来，没有发生中断的典型，因而，它应该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大道，有着人类发展的共性。中国文化是全，而其他变异的文化是偏。因此，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构成异端，相反，中国文化具有最大的包容性，能把任何文化的优秀元素包容进来，来完善它各个方面的发展。因为任何文化在这个全的体系中，都有它发展的基础。正如传统所说，中国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宋明理学，如港台新儒家所说，走的是一条内在超越的的道路。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从学理上吸收了佛教的成果，完善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内圣之道。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外在超越型的文化，而这种特性，可以与中国文化的外王之道相结合。因此，当儒学从学理上消化了基督教文化系统，也必然使中国文化的外王之道，得到新的完善和提升。二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相比，从本质上是唯一没有敌人的，因而，本身就不具有排异性，最终会为全人类接受。因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大同”社会，而“大同”社会是一个“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敌人的。这种特征，体现在其价值系统的所有方面。比如，其核心价值观一一“仁爱”观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把儒家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异同了。从最高境界来说，“仁爱”观与“圣爱”观，都是普世之爱，即爱一切人。因此，从这点看，儒学与基督教是相通的，有相通的基础。但是，二者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仁爱”观天生没有敌人，而“圣爱”观天生有敌人。因为“圣爱”观有“爱仇敌”一条。既然是“爱仇敌”，就证明它天生有敌人。因为基督教是天生有魔鬼撒旦，有异教徒的。但是，异教徒也是人，因此，如果上帝不爱异教徒，不“爱仇敌”，那么，它就永远成不了普世性宗教。基督教就凭着“爱仇敌”一条，而成了普世性宗教。而中国文化的“仁爱”观，天生就没有敌人。因为“仁爱”观认为，善来源于我们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赤子之爱。赤子对父母的爱，是最天然的，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正是因此，赤子对父母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切爱的源头。这种爱怎么有敌人呢？所以《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即认为，推这种爱于天下，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这种“仁爱”观，哪来的敌人呢？在这种观念中，凡是仇敌，都是外部强加的。所以，在这种“仁爱”观中，不但没有爱仇敌之说，反而认为，“父母之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正是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仁爱”观，比不上西方的“圣爱”观，因为“圣爱”观连仇敌都爱，有什么不爱的呢？恰恰相反，“圣爱”观有“爱仇敌”一条，是因为它天生有敌人。而“仁爱”观主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是因为中国的“至善之爱”是赤子之爱，赤子怎么有仇敌呢？赤子的至爱是父母，如果有人杀害了他的父母，赤子怎么能接受呢？赤子如果爱杀其父母之人，岂不是泯灭了良心，泯灭了天生的善性，关闭了至善之门。所以，爱杀父母之人，是决不能接受的。正是中国这种“仁爱”观与“圣爱”观的区别，所以辜鸿铭指出：西方人是希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哲学家。而中国人，是希望活到80岁，仍保赤子之心。其原因就在于“仁爱”观与“圣爱”的区别。中国人永保赤子之心，是永保这种天生的善性。西方人之所以希望一生下来就是哲学家，是因为至善之爱是“圣爱”，凡人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因而人之善性，是从“圣爱”中禀受到的。而最能禀受到“圣爱”之真谛者，就是哲学家，所以，西方人希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哲学家。正是这种善性的来源不同，所以，中国人善性的发扬，要通过自省向内心的追求，才能实现。而基督教则要通过教化，通过灌输，才能把这种“圣爱”观植于心中。这就是所谓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根本区别。但是中国文化也不是没有外在超越。如它强调守礼，认为只要遵守礼的规则去生活，就可以达到“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最终达于至善。但中国这种外在超越，决不是西方那种教会的强制灌输方式，而是约定俗成的方式。这也正是礼对于中国人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西文化发展路线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关键在于它的源头，即中国文化没有敌人，而西方文化有敌人。关于这点，并不是我们的夜郎自大，去年(2008年)的《参考消息》就登载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德国学者孔汉思的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是没有敌人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文化没有敌人，是因为中国文化延续了五帝时代的“大同”理想。中国人从本质上是一群和平的居民。近代以来，中国人之所以遭了这么大的难，原因就在于他们遇到了西方的丛林法则。只有当我们有能力成为丛林之王时，中国文化才能回归它的原来本色。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于中国文化这种本质的理解，在西方还是风毛麟角。绝大多数人，仍是把中国文化当作异端看待。特别是由于西方媒体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在多数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几乎还和外星人一样。之所以西方民众对中国人这样膈膜，关键还是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不理解。所以，儒学的第三次提升，必须在国内“复礼”的同时，打通与基督教伦理的学理通道，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传播到全世界去。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这种本质内蕴，必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注释：

[1]赵吉惠：《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页。

[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0页脚注。

[3]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学习出版社，2004。

[5]参见拙著《中国礼文化》业师余敦康先生所作《序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下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