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以降，由北宋张伯端初起端绪，至南宋白玉蟾集其大成的一系道教传承，习惯上被称为“道家南宗”或钟吕金丹道“南宗”。如果按照中国学术综核名实的传统来考究，这个称谓是名副其实的，称宗立派的冠名方式是被普遍接受的，以致历史记载中从未发现任何异议。这个称谓属于典型的实至名归，因为它是由教派之外的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所称述的，并不是这个教派自命的。

儒家学者称述一个道教教派为“宗”，或许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但在心理上，毕竟要首先承认这个教派的门户独立性，否则所谓“宗”就很难宣之于口，更遑论著之成文。这是我们在研究道教南宗时必然接触到的第一个事实，即在宋元时期，道教南宗是先有这样一个教派之实，其中包括特定的传承和教法蕴涵等，然后被学者命名。到了明清时期，道教南宗的丹法修炼和雷法行持两大开宗立派的根本，广泛流衍在各种民间教派之中，一本而万殊，但这些民间教派通常都不会明确强调其丹法或雷法宗源于道教南宗。所以历史地看道教南宗的名与实，是宋元时期先行其实，后获其名；明清时期传衍其实，未冠其名。

道教南宗在前后衔接的两个历史大阶段，都表现得名与实相符却不同步，有时间差。这种并不很常见的教派冠名现象，可能包含了许多关于这个教派精神发展的历史秘辛，需要我们从浩瀚的古文献中去寻绎。

见存文献中，较早称述南宗的，是元末明初的大儒宋濂。宋濂曾在丘处机致弟子宋道安的一封书信上留下过跋语，其末一句“世所号南宗”，显然表明并非长春真人手帖中已有南宗名号，而是宋濂援用社会上流行的通称，指述自张伯端到白玉蟾、彭耜一系的传承。只是这个通称由何人创始、如何流行，现在已难悉其详，大致可以确认的是，不仅属于北宗的长春真人未曾称曰“南宗”，即使南宗祖师白玉蟾等人的著作中，也未发现“南宗”名号，所以宋濂所说的“世所号”，可以明确理解为社会对南宗的称谓。

晚于宋濂，明中叶又有都卬，在所著《三余赘笔》中叙录“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之事，大意与宋濂的综述相同，所列出的南宗传承，也是到白玉蟾、彭耜为止。还有以忠亮著称的名臣邱浚，也曾作诗歌咏叹内丹道的传承：“海蟾以后分南北，两宗若不相为谋。南宗始紫阳，正传海琼白。北宗始重阳，七传长春丘。”所谓南宗北宗“不相为谋”，当然不是指二宗的教义差别或者以门户自别，而是指在二者之上没有某个统一的教会，仅得各自修持，分别传承而已。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的常态，即政府设有僧录司、道录司等管理机构，但佛教和道教本身都没有统一的教会。没有教会的体制化统一，但具有教义上的彼此关联，所以南宗与北宗相互对称。

当然，儒者叙议道教宗派之事，也不一定都像宋濂等人这样弄得很准确。例如宋濂的好友王祎，对道教颇诋斥，言及道教南北宗之事则称：“全真之名，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这是接受了南宗北宗之称，但将南宗与北宗全真派的并列关系，错误地弄成了派生的从属关系，殊不知南宗正是相对于全真派之为北宗而言的，时间上，南宗初祖张伯端活动于北宋仁宗、神宗时期，也比金代的全真创派祖师王重阳更早。正因为错误很明显，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也就有明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著论以勘正。王祎由于“未详考”，将钟吕金丹道的南北宗误会成全真派的南北宗，而事实上，全真派只有“全真七子”马丹阳、丘长春等人的开枝散叶，无南北宗之分，至于从张伯端到白玉蟾、彭耜的传承，则自北宋辗转传衍到南宋，与全真派除了共同的思想文化渊源之外，没有其他的直接关系，从而形成既同源又南北对称的大格局。

如何看待道教南北宗并列的格局呢？像邱浚那样发现“两宗若不相为谋”，亦可谓独具只眼，看出历史上的道教缺乏统一教会的合力。南北宗并列的格局，似乎颇具有对称的平衡感，也由于包含差异而富有思想文化上的张力。这种南北宗并列的对称格局，不仅仅存在于道教中，其他的宗教或思想文化流派同样也存在，并且同样具有对称性和张力。如佛教禅宗在唐代分出慧能南宗与神秀北宗，南宗顿悟，北宗渐修，教义差异的张力甚至引发彼此高下之争。既在宏观格局上构成对称、平衡，又在传承或思想文化上包含差异，或分庭抗礼，或并驾齐驱，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南北宗之分的共同特点，道教的南北宗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相对于北宗全真派而言的道教南宗，究竟在思想文化上取得了哪些成就，得以与声势隆盛的全真派并列？

比较而言，道教南北宗虽然同样以传承钟吕金丹道为道脉渊源的象征，兴起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但由于地分南北，政治和社会的环境不同，所需面对的人生、社会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形成的教派特质、所取得的教派成就，也相应不同。

南宗传承由北宋而南宋，经历了汉族政权南渡的大变局。南宋社会，民间凋敝，政府流亡，南宋初还由于宋徽宗时的“花石纲”等，使得江南民不聊生，以方腊起义为典型，江南民间对宋政权弥漫着抵触情绪，社会矛盾重重。但相对北方长期僵持的民族冲突、社会动乱而言，南宋治下的江南，倒是显得相对安定，对金人的外部战争，也在事实上成了社会动员、化解内部矛盾的契机。另一方面，南宋秉承北宋重文治的政策，不仅通过开科取士使江南的社会精英大量进入政权体制，而且南方社会也在精英文化的导向下，呈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南宋时的江南道教，整体上正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当时涌现出的许多道教科仪的鸿篇巨制，如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宁全真《灵宝领教祭度金书》《上清灵宝大法》等，一方面继承了唐暨北宋时仿效古典礼乐因而规范化的道教科仪传统，另一方面又吸纳南方的民间信仰和礼俗；又如南宋新兴的力求变革的诸多道派，其中包括神霄派、清微派、净明派、閤皂山灵宝派、龙虎山嗣汉天师派等等，都具有将道教传统与南方民俗信仰结合起来的共同特质，而道教南宗，正是具有相同特质而且文化素养

表现优异的一个流派。

南宗的文化素养，集中体现在两代宗师的身上。其一是初祖张伯端，继承黄老以及《周易》的哲学理念、汉魏伯阳《参同契》道与术相合一的体系，同时熔炼隋唐五代内丹道的宗教体悟和概念术语，创作出至今依然是道教修持宝典的《悟真篇》。其二是五祖白玉蟾，不仅才华横溢，著述宏丰，而且就教团组织、宗教仪式、将丹法与雷法熔为一炉的南宗教义之建构而言，还是道教南宗的实际缔造者。

玉蟾宫，位于海南省定安县文笔峰山麓，是道教南宗的实际创始人、南宗五祖白玉蟾的最终归隐之所，被道教奉为“南宗宗坛”。

（作者：卢国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18年第9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