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8年后重新来到七塔寺门前的。

门前是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对面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行人如织，灯火如星：与任何一座现代都市的一角别无二致，这里也是如此的繁华似灿锦，浮动如彩云。

然而，蓦然回首，当目光重新落到七塔寺山门时，在这一方净土上，18年前的情景却又浮现在眼前。那时，门前是一条不宽也不甚直的石板路，百丈街，顾名思义，令人想起大德高僧、百丈清规，曲径通幽，深藏着多少玄妙的哲思。门内，没有今天这样宽敞，刚刚恢复佛事活动并不久的院落里，还残留着许多昔日革命岁月中改寺办厂的痕迹。从四乡赶来做佛事的虔诚香客们，密集地留宿在昏暗的客堂寮房里，佛号声声，给这几近颓败的寺院平添了浓浓的宗教情怀。

真正使这古刹重放光辉的，是历尽劫波、再振宗风的月西大和尚。

我与月西大和尚相识，是在1984年。那年9月19日，我从天台山国清寺考察后直下明州，带着雪相师父的引荐信。当时，硕士还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这个专攻天台义理的硕士颇受各寺大德的青睐。其中使我难忘的高憎之一，是月西方丈。他就在这七塔寺中接待我的。我当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见到月西方丈，精神矍铄，绝不似七十之人。”月西方丈很重视我对天台宗的研究，并希望我多关注宁波，为宁波佛教的复兴做些事。他当即取出厚厚一迭关于延庆寺的资料，叮嘱我复印一份，回京后深入研究。

月西大和尚的豁达、爽朗、机警、睿智，在恢复七塔寺的历程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当时的条件下，每落实一件事、—间房、一寸土地都需要与各方面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我看他又要做佛事，又要理俗务，才更理解冰心先生送给朴老的两句涛绝非妄谈：“不着袈裟便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

作为研究生毕业实习考察，我在七塔寺只留宿了一夜。我记住了月西大和尚，大和尚也记住了我。所以，当第二年，1985年9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带首届毕业生做社会调查时，首先选择了宁波，首先选择了七塔寺。

9月11日上午，月西大和尚接见了我和全体来甬考察的北大学生，他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18年后的今天，当月西大和尚的得意高足可祥法师约我写篇文章纪念大和尚时，我居然从故纸堆中找到了当时所做的谈话记录。虽然不像录影、录音那样完整，但是大和尚的音容笑貌，却浮现在字里行间。月西大和尚认为：中国僧侣是爱国的，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出家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以自己的身世为例，生动地解释了这一深刻道理。他家境贫寒，小学没毕业，13岁就出了家。刚好福建漳州南山寺办小学，他顺便读了两年书。北伐战争爆发，还曾经参加童子军。当时有位达如和尚作教务长，是湖南人，后来去参加了红军，对月西法师一辈震动很大。“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发给每位和尚一份，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月西大和尚回忆说，我们当时20几岁，出家并未出国。他风趣地补充道：我们主张不杀生，但是杀强盗是可以的。当回忆起那段抗日救国的日子时，月老语调高昂，仿佛又回到当年。

正是这种“出家并未出国”的强烈意识，激励月西大和尚在现实中与中国共产党结为亲密朋友。当时谭启龙同志领导的二五支队在慈溪县金仙寺驻扎，曾委派月西和尚协助做抗日游击队的联络工作，“八·一三”日本在上海开战后，圆瑛法师亲自组织伤员救护队。月西大和尚回忆说，当时生活上虽然非常艰苦，但仍然设法搞来药品支援游击队，包括从“三北”地区筹粮的工作。月西大和尚密切配合抗日游击队，在日本人、伪军绥靖队、民团等各种反动势力中艰苦周旋，为民族解放做出重大贡献。

1949年之后，月西法师与所有的佛教徒一样，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他们像其他公民一样，交公粮、交房地产税、购爱国公债、捐飞机大炮、生产自救、办工厂，做了许多我们今天想都想不到的工作。

而最严峻的考验还是在1958年，按照月西大和尚的说法，“几千年的和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年轻和尚被劝还俗，50岁以上的成立工厂参加劳动，办厂一直办到1984年，积累资金数十万。不愿还俗的青年僧人组成支农队，早出晚归，两天搬一次家。月西大和尚不愿离开僧团，一位统战部长理解他，同意他留下，可以长期作僧人。或许，这也是月西大和尚献身抗日得来的福报。

“文革”时，宗教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延庆寺、观宗寺的出家僧人都被赶到七塔寺集中，在这方净土上，当年居然成立了“清查反动宗教指挥部”。

但是，十年浩劫，邪不压正，三中全会之后，月西大和尚深感“心情舒畅，不再有政治压力，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七八十岁也要为‘四化’做贡献，为社会主义中国做贡献，有一分热发—分光”。

月西大和尚扳着手指细数了所面临的繁杂工作，包括各项基建和各方面的接待：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少数民族学生和干部。

看得出来，当月西大和尚历数这些工作时，难以掩饰的，是他从工作中感受到的佛教复兴的喜悦。

9月11日下午，月西大和尚重点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肯定中央的宗教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寺院修复，要自力更生为主。月西大和尚亲自接待东南亚的朋友，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并为他们去普陀提供方便，从而带动了七塔寺的复兴。大和尚强调：“七塔寺是小普陀”，要发挥这一优势。他还引用了一句俗谚；“牵牛上屋”，认为要注意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特别尊重僧侣的自尊心，倡导僧众自治。

二是“适应时代前进”，不但要修寺庙，更要培养僧侣研究佛经。他说，日本人近代以来看不起中国僧侣，因为中国和尚“目不识丁”。其实，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如玄奘、法显，都是学富五车，为国争光的。因此，僧侣要知识化、年轻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城市中没有土地，就要搞服务行业，公益事业，使教徒和非教徒更融洽，为三大任务服务。要自力更生，建来宾楼，使信众欢心而来，满意而去。港台到现在对共产党的政策仍然怀疑，看了才放心，干部讲十句他不信，宗教界讲一句他就信。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七塔寺，看到变化都很惊叹。必须贯彻一个思想：人间净土；三个传统：国际文化交流、修行并重、为人民服务，佛教如此才能立足于新时代。

三是一定要寺像寺、僧像僧，以寺养寺、以僧养僧，不要不三不四。

谈话总有时间的限制，记录的内容也不会太多，我从记录的片断中回想着当年的情景。月西大和尚的谈话是随机的，并没有刻意准备，也没有故意修饰，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高僧的坦荡襟怀，如今读来，反倒觉得颇有价值，颇耐回味。

18年后的七塔寺，与18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前辈奠定的基础上，适应2l世纪新时代的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新七塔寺，正在甬城崛起。我们怀念浓荫遮映，石径明灭的旧百丈街、老七塔寺，并不意味只要它永远凝固在那一刻。时代在发展，佛教也要与时俱进，应机弘法，以最大最新的面貌恒顺众生、利乐有情。月西大和尚在18年前就倡言“适应时代前进”，恰合于当今“与时俱进”的精神，他也正是这样做的。迈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年头，当我重新坐在七塔寺方丈室里品茶时，仿佛又见到了月西大和尚舒朗的笑容，因为他亲自栽培、亲自选定的法嗣，已经将这释迦家业荷担了起来。

可祥法师不忘祖德，昭显先师，令人钦敬。我理解他的心情，与他一样怀念月西大和尚，在他的敦促下，不揣浅陋，成此拙作，聊寄怀古彰今之意。

（引自佛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