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顾名思义，是佛教的重要派系之一，同时，它又是在青藏高原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培育出来的一种人类宗教文化现象，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征和鲜明的文化风格。故早已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兴趣，从而掀起具有世界性的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且有蓬勃发展之势。新中国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举世瞩目，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就简略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

一、藏传佛教研究回顾

50年（1949-1999）来，新中国的藏学事业，不仅得到全面复兴，而且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藏传佛教作为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藏学事业的发展中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人物，经典、仪轨，还是在寺院经济、僧侣生活、宗教组织、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均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新中国成立（1949）至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这一时期是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初期发展阶段，也就是创业时期，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的历史包括宗派史以及人物、经典等领域。1953年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同时创办了《现代佛学》期刊；195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佛学院。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就以此为中心拉开序幕。

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组织科研人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又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历史作了必要的补充性调查，其中藏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持续到60年代初期。在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搜集了不少有关藏传佛教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大大促进了藏传佛教研究的进展。

从总体上看，当时参与藏传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员在人数上虽不多，但均为佛学功底深厚，精通汉、藏两种文字并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研究的专家。诸如法尊、吕澂、王森、郭元兴、张建木、隆莲、牙含章等知名学者。因此，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起点较高，当时问世的研究成果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谓均为流芳百世的佳作。比如，在研究藏传佛教历史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载《现代佛学》1956年第8期）、《西藏后弘期佛教》（载《现代佛学》1958年第6、7期）；王森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1]。在研究藏传佛教各宗派史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法尊的《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10期）、《西藏佛教的噶当派》（载《现代佛学》1958年第2期）等。在研究宗教人物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王森的《宗喀巴年谱》和《宗喀巴传论》[2]；法尊的《克主杰》、《嘉曹杰》[3]等；张建木的《阿底峡》[4]等；郭元兴的《莲花生》、《布敦》[5]；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6]。在研究经籍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法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观宗”方面的论文[7]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载《现代佛学》1954年第11月号）等；王森的《现观庄严论》[8]；郭元兴的《大圆满》[9]等；隆莲的《造像量度经》[10]；吕澂的《西藏所传因明》[1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不仅开拓了藏传佛教的研究领域，而且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藏传佛教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其中已故法尊、吕澂、王森三位先生在藏传佛教研究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成为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开创者或奠基人。

然而，不幸的是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藏传佛教研究，遇到“十年文革”（1966-1976）而彻底中断达十年有余。这在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史上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今。这是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时期，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参与研究藏传佛教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并形成由汉、藏族组成的科研队伍，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其中不乏具有世界领先水准的作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社会科学的春天，研究机构全面恢复，科研人员和资料建设得到全面加强，随之藏传佛教研究又得以全面开展。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首先从各大民族院校中发起，主要是部分著名教师边教书育人边研究并发表有关藏传佛教的学术论文，从而带动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全面复兴。诸如中央民族学院的东噶·洛桑赤列[12]、王尧、王辅仁，西北民族学院的才旦夏茸[13]，青海民族学院的夏尔东等著名教授，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藏学研究包括藏传佛教研究的后备人才，而且亲自著书立说，为藏传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尽到了重要责任。尤其指出的是才旦夏茸教授发表的《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一文[14]，为纠正当时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在汉文论著中出现的不确定现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噶·洛桑赤列教授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15]，第一次突破藏族传统的经院式的研究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藏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全面剖析，在藏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为藏族科研队伍或科研人员开创了一条科学的、新的研究路子。

1997年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西藏佛教研究会[16]；1978年在西藏拉萨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至1985年正式成立；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7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88年在甘肃夏河县成立甘肃藏学研究所，等等。这些藏学研究机构的相继产生为藏传佛教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尤其在人力和资金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使藏传佛教研究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科研成果纷纷问世。据估计，已发表有关藏传佛教的学术论文达数百篇，涉及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典籍、仪轨、考古、绘画艺术、建筑雕塑、宗教哲学、寺院经济、宗教现状等领域，可谓面面俱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介绍。迄今出版的有关著作主要有：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彭英全主编《西藏宗教概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丁汉儒等著《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班班多杰著《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出版）、才让著《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在藏传佛教研究的不少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甚至在藏传佛教寺院、活佛以及密宗等某些研究方面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比如，在寺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苗滋庶等编《拉卜楞寺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冉光荣著《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履生编著《西藏寺庙》（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曹自强等编著《西藏的寺庙和僧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金申编著《喇嘛庙——佛的世界》（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布达拉宫》（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次旺仁青主编《色拉大乘洲》（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熊文彬著《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做了全面介绍和分析。这在任何从事藏学研究的国家所不能比拟。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藏文版寺院志，这无疑又对进一步研究寺院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在研究活佛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蔡志纯、黄颢编著《活佛转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周炜著《活佛转世揭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写真》（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云峰著《活佛的世界》（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诺布旺丹著《生命之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如此从不同角度专题研究活佛的众多成果在整个藏学界不多见。

在藏传佛教密宗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李冀诚、顾绶康编著《西藏佛教密宗艺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与外文出版社1984年版）、李冀诚著《西藏佛教密宗》（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藏密气功》（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尕藏加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许德存著《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些成果既弥补了以往藏密研究的空白，又为今后深入研究藏密开辟了一条富于创见性的路子。

总之，回顾50年来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历史进程，既是艰苦创业的检阅，又是对丰硕成果的观摩，更是作为展望未来藏传佛教研究走势的重要依据。

二、藏传佛教研究展望

鉴于50年来所取得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以及国家极为重视藏学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藏传佛教研究将会迎来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可以断言，由于藏传佛教在藏学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藏传佛教越显其研究的重要性或必要性。为此，国家、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将加大人力资金的投入来加强藏传佛教的研究，这些专业人员和资金始终是藏传佛教研究的主力军和后勤保障。同时，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不断完善，在不少寺院会产生从事研究藏传佛教的经院式的研究机构和学僧队伍。这将会促进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值得提出的是，此类经院式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短期内在社会上特别在科研领域不会产生很强的影响力。

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具体发展趋势，总体上看，将会朝着纵横两个方面发展。所谓“纵”是指朝着纵向发展，主要指历史研究。也就是说今后在藏传佛教历史以及各宗派史、断代史的研究上会出现新的研究起点。因为迄今还没有一本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有关藏传佛教历史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作为这方面的拳头作品和权威著作，但此书撰写年代较早，限于当时的历史和条件，作为藏传佛教通史来看待显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正如作者所讲：“一是叙述西藏佛教的兴衰沿革时，未能着重阐明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二是下限在明末清初，更未延及近代；三是未能涉及蒙古和青海地区的佛教。”[17]所以，今后注重对藏传佛教通史方面的研究，既是一种趋势，又是历史赋予的职责。实际上也是今后藏传佛教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对藏传佛教各宗派以及断代史的研究，也是今后藏传佛教研究中的一大趋势，目前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如蒲文成等撰写的《觉曩派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为这一研究领域开了一个好头；在断代史研究方面也正在探索之中，如本文作者正在承担题为《吐蕃时期的宁玛派研究》的科研项目。

此外，在藏传佛教教理教义包括寺院仪轨仪式方面的研究，既是将来藏传佛教研究的一大趋势，又是难度较大的研究领域。说到它是一大趋势：第一，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是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几乎处于空白。作为藏传佛教的故乡，有必要弥补这一空白。第二，近年来不少民族出版社[18]出版了大量有关藏传佛教教理教义和寺院仪轨仪式方面的藏文典籍。与此同时，能够应用藏文资料的科研队伍也在茁壮成长。可以说，开始涉及这一领域的内外条件基本形成。说到它的难度，主要是科研人员的素质问题，因为研究教理教义等不但要有渊博的佛学知识和深厚的哲学功底，而且要具备藏语文和实地调查研究的能力，最好还要有宗教实践的体验。由于受此诸多条件的限制，至今很少有人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当然个别初具条件的科研人员正在大胆地涉猎这一领域，如刘立千先生及其《藏传佛教各宗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这可以认为是研究藏传佛教教理教义以及寺院仪轨仪式的肇始。

所谓“横”的方面，是指藏传佛教研究朝着横向发展，主要指现状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加大对藏传佛教与社会方方面面之间产生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主要将会表现在对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藏传佛教区域性状况、藏传佛教尼姑、藏传佛教密宗、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藏传佛教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当前，中国藏族地区数千座藏传佛教寺院和数万名僧尼这种社会实体的存在及其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以及藏传佛教还没有完全适应于改革开放的形势，还没有充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中国政府和有关科研机构倍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部门正在着手设立这方面的科研项目[19]。可以断言，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将成为21世纪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中的重大课题。

藏传佛教区域性研究，又是最近开始起步的一大课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有关课题主要有：《阿坝地区宗教史要》（成都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青海藏传佛教史》[20]、《青海环湖地区宗教现状研究》[21]等。鉴于藏传佛教流布之范围广大，尤其在各地区、各民族中发挥之作用不同、表现之形态有别，藏传佛教区域性研究却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藏传佛教尼姑研究，则是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中的一块处女地。尼姑作为藏传佛教出家僧团中的一支女性队伍，不但有自己独立的尼姑庵，而且有女性化的宗教礼仪或宗教活动，她们在藏传佛教或藏族地区社会中充当重要角色。为此，开展对藏传佛教尼姑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有人正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22]。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学者参与藏传佛教尼姑的研究，并取得更大成果。

藏传佛教密宗研究，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整体上认识藏传佛教，非加强对密宗研究的力度不可。此外，随着藏传佛教僧侣中密宗修炼者的不断增多，以及国内外爱好藏密人数的与日俱增，又从一个侧面会促使藏传佛教密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藏传佛教密宗研究依然是今后的一大趋势。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作出过特殊贡献。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们越来越关心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或改善。因而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也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焦点。

随着中国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藏传佛教与社会经济之间业已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越显突出。这必然会引起政府或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从而成为藏传佛教现状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之一。

综上所述，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也跟任何事业一样，经过艰苦创业阶段，顺利跨入发展时期，并正在迎接继往开来的繁荣时代。愿藏传佛教研究在21世纪的新中国更加辉煌。

注释：

[1]1964年脱稿，1965年铅印本内部发行，1987年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附录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内。

[3][4][5]收入《中国佛教》第2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1956年脱稿，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内部发行；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

[7]《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性”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一》（载《现代佛学》1959年第3期）；《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二、三》（载《现代佛学》1959年第4期）；《中观宗不许“自续”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四》（载《现代佛学》1959年第8期）；《中观宗“不许自证分”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五》（载《现代佛学》1960年第1期）；《龙树菩萨的六部论》（载《现代佛学》1960年第3期）。

[8]收入《中国佛教》第3辑。

[9][10]收入《中国佛教》第4辑。

[11]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

[12]当代藏族著名佛学家、藏学家，1927年生于西藏林芝地区，1997年在美国去世。主要论著有《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各教派斗争史》、《西藏目录学》、《论西藏教育》、《布达拉宫及大昭寺史略》、《汉藏历史年鉴》等。

[13]当代藏族著名佛学家、藏学家，1910年生于青海循化县，1985年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去世。主要论著有《藏族历史年鉴》、《夏琼寺志》、《藏文文法》、《诗学通论》、《密宗注疏》等。

[14]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汉译文）。

[15]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5年汉译本出版。

[16]几年前注销，现已不存在。

[17]引自《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前言。

[18]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以及德格印经院等。

[19]“藏传佛教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研究”、“藏传佛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等。

[20]即将由延边出版社出版。

[21]由青海社会科学院具体承担。

[2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德吉卓玛副研究员从事藏传佛教尼姑的研究，发表《略论阿琼南宗尼姑寺的历史沿革及其影响》等十多篇关于尼姑的论文；目前正在承担题为“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的科研项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