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逐渐形成多重的管理主线。首先，南传佛教界以传统的世俗社会政治组织制度为摹本，建构了自己神圣空间内部的佛寺、佛塔组织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组织佛事活动和管理佛教事务，波章（出家达到一定僧阶后还俗，才具有资格）管理体系则是另外一个世俗社会的佛教管理系统。这两个管理系统以佛教信仰为主线，相互支持，从不同的角度加强着南传佛教的管理。大家都自觉认可、自觉遵守，从而在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产生了影响力较大的磁场效应。

波章在管理层面上可以同时与佛教界和世俗社会进行沟通和融合，这是南传佛教管理体系不同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管理体系的地方。就佛教事务管理的角度来看，波章是佛教仪式的主持者，是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沟通者。在举行佛事活动时，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阿昌族和德昂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波章甚至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他负责组织信众进行佛事活动，在寺院经济的管理方面，他要参与佛教寺院、佛塔的管理工作，对佛寺、佛塔的建立、维修以及相关事项负责，对寺院的经济负责或参与管理。在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经济管理体系中，波章发挥着特殊作用，可以代表寺院与世俗世界进行经济事务活动。但是，波章属于世俗之人，平时不脱离生产，不享有任何宗教特权，参加宗教活动时也无报酬。他可以管理信众，却不得管理佛教内部事务，不得干涉和管理僧团。

与中国南传佛教金字塔型管理模式相对应，波章们也存在一个金字塔型管理模式，即以总佛寺波章为顶层，逐渐向下分布，形成总佛寺-中心佛寺-村寨佛寺的管理结构。其中，村寨佛寺波章由中心佛寺波章负责管理，而中心佛寺的波章则由总佛寺的波章管理。另外，在数量方面，由于基层的村寨佛寺数量较多，故各个村寨佛寺的波章数量较多，逐级向上递减，到总佛寺时为最少。应该说，正是这样世俗性的波章管理制度的存在，才使得南传佛教管理触角深入到基层，使佛事活动能有序地开展。

由于有了等级分明、制度严密的地方社会特殊精英——波章管理体系，各级波章严格遵守规定，按照各自的分工来组织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佛事活动，因此，在佛教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波章按照自己管理体系的潜规则来组织、参与、处理社会事务，将整个南传佛教的社会事务，划分到相应的各级波章管理层，逐级分工，既避免了波章权限过于集中的现象，又有效地对佛教的社会事务进行了处理，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

云南村寨里有各种社会团体，它们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是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社会团体，不从属于任何官方组织。它们是村寨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宗教活动的基本组成单位。少女组织有“卜哨头”、青年组织有“卜冒头”、中老年妇女有“召发引”、中老年男子有村寨头人和德高望重的老人，都是以性别和年龄段来分别设置和开展活动的。因此，一旦有大型活动，波章就会主动与各组织的“头儿”联系，安排布置具体的活动和分工。各组织的“头儿”对这样的安排基本是言听计从。可以说，波章系统的建立，是中国南传佛教利用地方社会精英队伍有序处理佛教社会事务的成功典范。因此，此管理模式的建立，成为南传佛教有序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桥梁，也是波章管理系统嵌入社会的文化权力的建构。

上世纪50年代后，原来封建领主制的地方政府组织制度已经彻底消失，但与之相适应的两个系统——佛教内部组织制度（佛寺、佛塔等级管理制度）、波章管理制度却未消失。在民间，人们在进行佛事活动时，仍然沿袭祖制，按照原来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组织信众和安排活动。现在，佛教权威还承担着社会道德舆论权威的重任，波章管理制度仍然在中国南传佛教和社会管理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目前，在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内，存在云南各级佛教协会组织，传统的僧团、佛寺管理制度以及波章管理制度3条管理主线同时运行的情况。而且，已经出现了民间自组织的管理磁场发生变化的局面，从而导致在文化磁场内部，各方的权力、影响力不均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引起整个南传佛教内部的混乱，其“蝴蝶效应”将会波及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和我国佛教分布格局的稳定，以及我国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社会的稳定。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南传佛教一直实行佛教界内部的佛寺、佛塔管理模式和佛教界外部的波章管理制度。这两条管理主线是并行的，但也是交叉的，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互动型的管理磁场。上世纪50年代后，虽然世俗组织制度范本不复存在，但其管理磁场已经形成，故传统的双线管理在民间潜规则地继续运转。从管理模式而言，云南省-各个地州（市）-县这样三级佛教协会组织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其优势在于可以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由于是在全国佛教界的大格局中进行活动，有助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但各级佛教协会之间原先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彼此之间关系较为松散。另外，中国南传佛区域内的佛教协会管理模式，是直接在各个南传佛教信仰本区域内的管理模型上再叠加。到目前为止，这样叠加的管理系统仅仅建立到县一级组织，还未深入到基层农村。故而在开展活动时，反过来又需要依托原先的管理系统安排活动，形成交叉管理的磁场。

在中国南传佛教区域，波章管理系统可以说是民间社会自组织的传统管理体系，是整个社会与佛教界进行内在协调的重要系统。但由于目前各级政府对此重视不足，这一管理力量呈现“衰弱”态势——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没有人当波章，乃至于聘请境外的人当波章的现象。这无疑会使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磁场发生变化。

因此，处理好南传佛教内部管理模式、佛教协会管理系统、波章管理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三种管理脉络形成了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磁场内部力量的张力，应进行正确疏导，使磁场力量平衡，从而保障南传佛教信仰区域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我国佛教分布格局的稳定。这也是中国南传佛教的民族文化体系稳定的重要保障。

在目前南传佛教僧才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要多发挥基层村寨佛寺波章的作用。因为调研数据显示，在数量巨大的基层村寨中，波章的作用尤其凸显。波章在很多“有寺无僧”的村寨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基层村寨佛寺中，由于僧才匮乏，平时很多佛事活动直接由波章来主持。如果该村寨没有佛爷主持活动，也是由波章们商量决定，是否到外村去请。甚至一些境外僧人来我国境内佛寺主持活动，也是由波章去请的。如果该外籍僧人的行为或言谈出现问题，也是波章将之遣送出境。在此层面上可以说，波章是边境沿线村寨佛寺的核心人物，其政治导向和言论以及对宗教活动的控制能力影响着信众，是影响边境稳定的重要人物。因此，建议逐渐建立波章档案制度的登记和管理，适当予以补助。同时，也积极对之进行培训，提高波章的素质，以期进一步发挥其作用。

此外，加强僧才培养也是稳定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磁场的有效途径。建立各个层次的南传佛教培训中心和学校，向基层社会输送佛教人才，已是当务之急。另外，云南省理顺各级佛教协会的关系，充分发挥佛教协会的协调作用，同样是平衡中国南传佛教管理磁场的重要途径。

总之，在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南传佛教以其独特的管理模式，多条管理主线并举，有效地形成了南传佛教的管理磁场效应。但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地保持管理磁场的平衡，仍然是中国南传佛教面临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2017年3月2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