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宗教学家，在宗教学领域建构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享誉学界。他的新作《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12月)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着眼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结合中国国情和各宗教的实际情况，从宗教社会论、宗教五性论、宗教法治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宗教传统论、宗教民族论、民间宗教论、温和无神论等十二篇论文及附录九篇相关补充性文章，总结、归纳中国宗教发展和宗教学理论研究的经验与模式，创建符合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全书贯穿着牟先生对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反思、建设和特色等三个基本路向的阐释，是牟先生研究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的结晶。笔者认为，该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特色鲜明。有如下几点:

1.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指南，宗教学理论研究也不例外。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该著与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指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起决定作用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阐释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并用以指导宗教工作”(自序第4页)。如牟先生指出，宗教和谐论是“唯物史观及其宗教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形态，是阐释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主导性理论”(第85页)。在哲学上，宗教和谐论与对立统一规律是一致的，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同时，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引导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牟先生认为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方针、政策的精华之所在，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康庄大道”(自序第4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提炼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自序第3－4页)，认为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根与魂，应大力继承弘扬。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仁爱中和”之道主导着中国走道德宗教之路的发展态势，具较强的包容性，形成了政教关系与宗教关系“多元和谐”的主旋律。牟先生认为，“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与儒学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它关系到各宗教走中国化道路的问题”(自序第4页)。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道路，是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宗教学理论建设的最显著特色。

2.全书围绕“宗教适应论”和“引导工作”作系统理论阐述

1993年，江泽民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处理宗教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牟先生认为，宗教适应论基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群众性和民族性，又充分考虑到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爱教传统和宗教文化的丰富性和社会功能的多重性，并深入认知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态性、过渡性、综合性，因而揭示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长期并存，而且经过引导可以相互容纳与协调……在国法范围内与政治、文化相和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第60页)。对于不适应的部分要给予引导。同时，宗教界也要加强自身建设，配合政府工作，遵守国法教规，促进宗教健康发展。宗教适应论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教关系、宗教关系的稳定、和谐与健康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引导工作”是宗教工作的重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引导工作涉及政治法律、价值导向、社会建设和宗教文化等多个维度。牟先生认为，在政治法律层面，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和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基础;在价值导向层面，“要引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明确教团事业的精神方向”(第62页);在社会建设层面，要引导宗教人士、团体“致力于社会和谐与公益事业，促进教际关系、教社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和谐”(第63页);在宗教文化层面，“要引导宗教界把神学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各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第63页)，这是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最根本和最艰巨的任务。

“宗教适应论”与“引导工作”涉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体现在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建设的方方面面。该著的十二论正是围绕“宗教适应论”和“引导工作”进行系统理论阐述的，其余十一论是对“宗教适应论”的发展。如牟先生指出，宗教和谐论是在宗教适应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符合新时期正确处理宗教、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需要，有益于更好地体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益于建设以人为本、公平和谐的社会，有益于世界和平”(第82页)。又如，牟先生认为，宗教促进论是宗教适应论的提升，它发挥了信教群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和在适应社会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体现了党对宗教界的高度信赖和期望，进一步消解了宗教与社会的间隔，使宗教更好地融入社会，发挥正功能”(第94页)。

3.总结、阐扬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该书另一特色是总结和阐扬宗教发展和宗教理论建设的中国经验与模式。牟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部格局、相依共荣的多样性文化形式和儒家“中和理性”的宗教观，直接造就了中国宗教自身独特的传统和模式——“多元通和”。

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性的儒、道仁礼之学与道德之学主导中国宗教“以善为教”的发展路向;宗教以“神道设教”辅助政治推动社会道德教化;宗教温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主流，极端主义不易滋生。

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正统大教与民间宗教信仰共生，“民间宗教吸收正统宗教的营养，正统宗教以民间宗教为基础”(第165页)。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和谐并存。

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以敬天法祖为基础，“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形成有中心、有层次、向外开放”(第86页)的文化结构。追求仁爱、和平、贵德的核心价值和自强不息、刚健中正的民族精神，具和而不同、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有益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

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贵和思想引导下，宗教内部、各宗教之间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不同宗教彼此融通;信仰的多样性受到尊重。

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共显:从古至今，“中国信仰文化生态在长期发展中有变化而无断裂，前后相续，有因有革”(第166页)，不变寓于变动之中，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共显的特征。

第六，政主教辅型的政教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政权主导教权，宗教辅佐政权，政教关系和谐。牟先生指出，应该继承发扬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它可以为国家宗教管理和宗教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意义深远。

“多元通和”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文化基础，贯穿诸论。如在宗教促进论中，牟先生指出，实现世界宗教之间的和平，关键在于“各宗教内部必须加快宗教神学的现代转型，克服极端主义，从教理教义上实现向温和主义的转变”(第132页)，使承认信仰多元化、提倡平等互尊的温和主义成为主流。牟先生认为，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为精华的“多元通和”模式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能在这一转变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把它发扬光大并推向世界，使之成为世界宗教界普遍认知的理念。

4.具时代高度与战略高度

目前，中国宗教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过程之中、处于国际关系空前复杂的条件之下，因此研究必须有时代高度。由于西方强势族群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激发起弱势族群的强烈民族主义，加剧了文明冲突，增加了宗教对话的困难。但是，多元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进步的潮流。牟先生认为，在这种新的时代形势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建设既要与人类文明发展保持一致，也要在其中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应做到:第一，要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基本人权，“不给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人权攻击中国提供借口”(第107页);第二，健全法律法规和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宗教界在法律范围内自治的作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第108页);第三，发扬中华宗教文明“多元通和”的传统和促和、劝和、维和作用，推动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谊;第四，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提倡温和主义、民族与宗教理性，使中国宗教内部、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和谐稳定，展现中国宗教文化和美开放的良好形象。

该书不仅具时代高度，而且具战略高度。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运动，造成宗教文化生态的失衡。为了使中国宗教能够长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建设良性的宗教生态。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古代“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模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为新时期的宗教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与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它要求处理好各宗教、社会主义思想与宗教、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主流大教与民间宗教、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牟先生应时代要求，提出八字战略——“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各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和谐互尊，还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形成爱国守法、行善积德的文化联合体”(第172页)。“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华传统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第172页)，形成新的民族主体文化，同时用中华文化“中和之道”的优良传统柔化外来宗教，使之加快中国化的步伐。牟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之下，未来中国能够“建成民族性、现代性与包容性兼具的新文化，使文化的主导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生态”(第155页)。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5.体现了作者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建设，不仅要借鉴历史经验，还要在时代高度与战略高度中凸显理论创新，如书中提出的“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八字战略。

此外，在学科建设方面更体现了牟先生的创新精神。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涉及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际和平以及认识中国和人类历史文化等重大现实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西方的宗教人类学涵盖面较宽，没有凸显民族与宗教的关系，而“中国的民族学长期忽视宗教研究，中国的宗教学也不甚关心民族问题”(第183页)。因此，国内外民族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现实问题遂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于是牟先生将宗教学与民族学相结合，创建了“民族宗教学”，其学术渊源是“中华文化、西方民族学、宗教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第184页)，其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第194页)。

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民族宗教学”在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有独特之处。首先，在学科概念使用上，“民族宗教学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民族学的概念，不与一般人类学混用，而专注于研究以民族共同体为载体的宗教”(第190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民族宗教学以“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主轴)、民族的宗教性与宗教的民族性、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生活、民族家园、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189页)等为研究对象。就当代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实际来看，民族宗教学应重点关注两大问题:一是“不同宗教在不同民族生存发展、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宗教在多民族国家内和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190页)。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宗教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民族学与宗教学相结合为特色，并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第190页)。其中最突出的方法是类型分析方法:即“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国内外民族宗教类型，研究说明其间的异同”(第190页)。

民族宗教学综合运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究中国民族宗教的现实问题，为民族宗教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中国经验”。从学科建设来看，民族宗教学的建立，在国内外当属首创，填补了学科建设的空白，贡献巨大，意义深远。

另外，该书也体现了牟先生作为中国宗教学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谈到写作该书的初衷时，牟先生说:“中国宗教学学者有责任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社会传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宗教基础知识，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正能量。”(自序第5页)牟先生期望此书能为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积极作用。

近40年来，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取得了骄人成绩。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会不断呈现出新问题、新情况，因此，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仍在漫漫长征路上，需要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的出版，无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建设推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也为我国宗教学理论研究形成中国学派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参与国际宗教学术交流与对话赢得话语权。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部创新性强，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优秀之作，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白宗军，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7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