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以独特的地理构造、绝对的海拔高度，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故人们用十分形象的词语来称其为“世界屋脊”，并由此而著称于全球。尤其是青藏高原以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等优势，蔚然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块独具魅力的宝地。长期以来，它以魔幻般的力量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不少世人前来探险、旅游和考察访问。但是，青藏高原由于它那特异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厚的宗教文化根基、滞后的区域社会经济和古老的人们生活方式，给国内外欲想了解青藏高原的有识之士带来几份神秘色彩，并成为一大既吸引莘莘学子而又十分复杂的科研对象。因此，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青藏高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因而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为今后更进一步地研究或了解青藏高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年出版。
  从宏观的角度看，青藏高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单元，它不仅包含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且涵盖别具一格的人文社会。以目前科学的测量或统计:青藏高原拥有25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和960多万居民。为此，只有从多种学科或不同角度去研究青藏高原，才能从整体上认识或掌握青藏高原这一博大、神秘而又十分美丽的山野或区域。这就给我们这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创造了一个参与研究青藏高原的良好机遇，并为此而可尽一份微薄之力。
  那么，揭去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全面认识青藏高原的真实面目，从而推动青藏高原这一特殊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首先要剖析导致这一神秘色彩的诸多因素或根源，即认识其自然环境的地貌特色、弄清其宗教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探讨藏传佛教与自然、社会经济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发生这些联接的纽带或主体是人——高原居民，正因为有了高原居民，才使青藏高原更加神秘。有人说当日本人成为经济动物的时候，高原居民则成为精神动物或宗教动物。这是对青藏高原居民的极为形象的概括，因为当世界人民依靠科技文化，走向经济发达、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候，青藏高原的居民特别是藏民族却远远地落伍了，他们仍在古老的生活方式中执著地追寻精神的真谛，乞求那永远达不到的彼岸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藏传佛教就像一个隐形的威力、无比的法律，将藏族人民牢牢地控制在一个入世的小圈子内，动弹不了。换句话说，藏传佛教作为藏族几乎全民信仰的对象或一大宗教，它已形成一整套内容极为广泛的宗教道德标准。这一宗教道德标准无论对出家的每一位僧尼，还是对在家的广大信教群众，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藏传佛教的蓬勃发展，宗教道德不仅渗透到每一位出家僧尼的心灵深处，而且强有力地约束着广大信教群众的社会行为。
  在此首先谈谈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其地理环境十分独特，概括起来则具有六大特征:即山高谷深、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森林茂密、雪山耸立、草原辽阔。由于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并含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和寒带等不同环境地带的气候类型，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也呈现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总之，从整体上认识青藏高原极为重要，在其认识过程中，又要必须注意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既要认识它那高寒贫瘠的一面，又要看到它那美丽富饶的一面。高寒贫瘠的一面常给世人带来望而怯步的印象，因而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没有被更多的世人身临其境真正了解它；而美丽富饶的一面又为自己的高原居民绘制出一幅充满生机、和谐美妙的宏伟蓝图，因而高原居民对养育自己的青藏高原具有一种无以复加的深厚感情。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它们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神圣博大、与众不同的特异的地理环境。因此，青藏高原这一特异的地理环境在形成独树一帜的藏族文化圈的过程中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就是说，藏族文化与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这一关系从表面上看是众人皆知的并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常识，但关键在于两者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后又是如何相互影响或互为制约的。这就意味着首先对青藏高原的人文地理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或了解。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以至政治、军事、文化、社交等，无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密切的关系。”①也就是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发生着复杂的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或交互作用。
  正如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影响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今日的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族文化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摇篮。而西藏自治区四面环山，处于崇山峻岭的重重包围之中；绵延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横亘于西藏的整个南部边缘，形成一堵巨形屏障，不但切断了印度洋热气流向腹地的一切通道，而且阻挡了向南通向海洋的所有道路，特别对南亚诸国的交往带来十分不便；西藏的东部由横断山脉拦腰截断，堵死了东去的路口；西面有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又雄跨于北部边缘，阻碍了与祖国内地的更多联系。因此，历来西藏境内的道路不畅、交通不便，这给西藏带来封闭，而封闭又严重地妨碍了文化科技的传播或交流。比如，邻近的印度佛教迟至公元七世纪才正式传入西藏，其中就有地理位置或自然环境的客观因素。
  至于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从认识苯波教开始，因为苯波教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文化现象，它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特色。特别是苯波教文化与青藏高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同时，苯波教又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未传入青藏高原之前，苯波教文化乃是藏族地区唯我独尊的正统文化。可以肯定地说，生根于远古时代的苯波教，经历了古代藏族社会所经过的一切沧桑时空和演变过程，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在后期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苯波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比如，藏传佛教在其形成或发展过程中，从苯波教中特别在宗教礼仪以及护法神等比较贴近藏族信徒生活的文化领域里吸收了不少东西。当然，应该承认的是，藏传佛教对苯波教的冲击则是更加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正如“随着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藏族地区，苯波教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受到强大冲击，并日趋下降，最后佛教干脆取代了苯波教在藏族地区的正统地位。从此，苯波教一蹶不振，不得不退避到边远偏僻地区，以便保存自己的微薄势力。因此，目前在整个藏族区域，除个别僻壤外，几乎看不到纯粹的苯波教的存在了。”②值得说明的是，苯波教作为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宗教文化传承，目前在整个藏族地区虽然其势力很小，但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生存延续。
  藏传佛教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又与印度佛教的历史进程及其文化演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夸大其词地讲，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直接移植到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复制品”。同时，值得肯定的是，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藏族传统文化尤其是苯波教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以苯波教文化的理论构架和思维方式，来接受或消化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因此，藏传佛教有了显明的不同于其它佛教支派的高原特色。这一特色说得透彻点就是佛教与苯波教之间的异同点。从这一角度去看，我们不但要掌握苯波教的历史、特点和现状，而且了解印度佛教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思维等文化特性也显得十分重要。
  释迦牟尼作为一名世界公认的古代哲学家，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诞生于古印度，并出色地创立了富于深奥哲理性的佛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现在人们又将佛教划归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充分说明了后人迄今仍然崇尚着释迦牟尼的思想——佛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印度佛教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然而，“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印度佛教历史中，佛教从未夺得婆罗门教的地位，即使是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佛教教团及教义因得到国力支持而兴盛时，婆罗门教在一般民众中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势力。”③所以，至公元十三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军队纵深打入印度全境并把印度最后仅存的超戒寺烧毁，从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便宣告绝迹。
  佛教虽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但却在青藏高原兴盛起来。根据藏文史料，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五世纪），由印度人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弟生将《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用品带到了吐蕃。④后来许多藏文史书以此为佛教正法在吐蕃本土上传播的开端。但鉴于当时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故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时间。实际上，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才正式传入吐蕃本土，因而以此为佛教在吐蕃传播之开端比较妥当。由此可见，佛教传入青藏高原的时间，晚于汉地、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尼泊尔等相邻国家或地区。因此，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或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似乎正因为藏传佛教汲取了四邻诸国家或地区佛教之精华部分，便独领风骚，且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园林中大放异彩。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它不仅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周边民族地区也产生一定影响，就国内而言，诸如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等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依然十分虔诚地信奉着藏传佛教。可以说，藏传佛教不仅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我国国内很有广泛性和影响力的宗教实体之一。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藏传佛教更是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种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从哲学的角度讲，藏传佛教是主体其自然环境则是客体。那么，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另外，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组合中充当一个方面或一小部分，而且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拿藏传佛教来说，这种现象在藏族地区特别在政教合一制度兴隆时期，就显得格外突出。后来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以及藏族地区科学文化的普及或兴起，藏传佛教的作用从总体上讲大大地减弱了，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目前，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医疗卫生、天文历算、以及风俗习惯等社会世俗文化的一切领域里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领域相互包容，达到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程度。因而藏传佛教不仅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更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藏传佛教毕竟是藏族地区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模式，是一种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保守部分，在不少方面已经同当代藏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尤其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总而言之，我们对藏传佛教作出一个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可否这样认为:藏传佛教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从积极或善的角度讲，藏传佛教所体现的乃是人类的一种崇高愿望，它不但是人们伦理道德的保障，而且也是人们公共秩序和个人内心平和的源泉，特别在藏传佛教的影响或熏陶下，藏族人民越来越变得高尚而文明，比如，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一切动植物的珍爱等，都是这种品质的具体体现；从消极或恶的方面看，藏传佛教又扮演着这样一种角色:它不但成为妨碍社会进步尤其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顽固壁障，而且它又是助长狂热、偏侠、无知、迷信和愚昧主义的摇篮。
  特别是当历史的车轮将人类带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我国也正在进行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这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而文化作为一种中性，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东西。也就是说，既有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开放相抵触的因素。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不例外，它既有与当前藏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此不相适应的部分。
  因此，藏传佛教要适应藏族地区的现代文明，并为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合乎规律、符合实际地进行改革或创新。宗教改革在藏传佛教史上也曾发生过，并得到很大成功。比如，公元十四世纪末至公元十五世纪初，宗喀巴大师发起的那场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明证或成功经验。但应该说明的是，这场宗教改革是藏传佛教内部推行或完成的，从内容到形式，不一定同当前藏族地区的宗教改革相一致。同时，值得提出的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则带有比较严重的盲目性。长期以来，藏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封闭、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特别是政教合一制度曾在藏族社会中长期存在，导致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成为一统天下的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一切社会文化领域，而敬仰或崇奉这一唯我独尊的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信徒又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甚至其中的绝大多数则是文盲，在他们身上既谈不上什么文化素质，又不具备鉴别文化优劣的任何能力。因此，针对藏族信徒中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正是一种人云亦云、随大流的盲目信仰。毫无疑问，在当前藏族地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消除宗教观念在广大藏族信教群众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已成为藏族地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藏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广大藏族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注:
　　①《人文地理学》第24页，董明辉等主编，湖南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
　　②《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第9页，尕藏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佛教史略》第53页，（日本）龙谷大学编。吴华译，中国佛教协会经书印赠处199
　　④参见《青史》（藏文）上册第64页，郭·勋努贝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文章转自西藏研究（拉萨）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