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应该如何看待大学生的信教问题？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课题调查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基督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认为，大学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也“完全可以有这个底气”。事实也证实，“虽然传教活动更密集了，传教渠道更多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又不太好，但大学生信教者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

信教人数没有明显增长

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设立了100个左右的研究基地，其中宗教学研究基地设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这个研究基地除了承担学理性的研究课题之外，也会就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作一些实证性研究。

2002年，杨慧林等人就作过一个类似的调研，但当时只限于人大校内，想拿人大当一个样本，大体上了解一些情况。这次的调研可以说与上次有所衔接，当然也有所扩展。这次涉及的范围比较大，从北京市37所高校回收了1.2万多份有效问卷。这样的调研可能更需要平视、直接的对话，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调查”。如果是用老师对学生、主管部门对下属机关的方式，恐怕都会有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一般人来说，向陌生人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目前还是有些障碍。所以此次调研活动中，学生既是调研的主体也是客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比较畅通，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人大的学生工作部在2008年作过一个关于大学生思想情况的调研，从这份材料看，近年来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并不是很强，或者说它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实学生对很多东西是有独立判断的，甚至对某些传统的思想教育方式会有一些抵触。从总体上看，这些年的思想教育不是强了，而是弱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空间不是被限制了，而是更大了；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进入校园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而不是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都认为目前大学生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会有很大增长，但是从调研数据看，似乎并非如此。如果说传教活动更密集了，传教渠道更多了，而且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又并不太好，大学生信仰者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那么我们就应该特别考虑中国当代大学生到底是怎么看待基督教信仰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选择的。

大学生有能力自己判断

杨慧林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对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不需要简单地予以限制，尤其对大学生这个“求真”的群体。可以设想，如果大学没有今天这样充分的思想空间，如果学者和学生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同的学术和学说不能在大学交流、交融和交锋，他相信校园里的传教活动对大学生的影响力会更大。

另外，杨慧林觉得当代大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越大，自己的判断能力也就越强。他并不是说大学生选择宗教有什么好或者不好，他只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有选择地接触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既读西方的“经典”，也读中国的“传统”，既有机会了解基督教信仰，也有机会了解其他的信仰或者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不断地过滤和选择。

杨慧林在很多材料中看到，有相当多的学生对于基督教在学校的传教活动是极其反感的，从问卷中也会看到一些学生在选择答案之外，会写一些自己的看法，有学生认为这个调研本身就过于倾向基督教了，甚至怀疑人大的基督文化研究所是不是也跟教会差不多，是不是要诱导他们回答这种问题？因此，杨慧林认为，大学生完全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及信仰，也有能力自己选择、自己判断，自己作出评价。

从调研的整体结果看，除了信教人数没有增加趋势外，相对于比较严格的思想控制，更加宽松的文化心态显然具有优势。中国的大学完全可以有这个底气。

另外，杨慧林等人发现，在2002年的调查中，即使有很多学生不选择基督教信仰，也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大的反感，而这次有一些学生的抵触、排斥情绪却相当明显，甚至过于激烈。杨慧林认为，这可能与新一代年轻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某种失望有关。大学生对基督教的很多兴趣来源于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关注。从这两次的调研都可看到，大多数学生对基督教的最初了解和认识不是通过教会，而是通过相关的学术、文化甚至艺术，等等。与上一代人相比，也许可以说这一代大学生对西方的“想象性寄托”更少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渠道了解西方社会的不同层面，因此“想象性寄托”可能会被更多的理性评价所取代。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已经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宽容的思想环境，越来越多地容纳并倾听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慧林觉得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态度已经不是简单地皈依或者拒斥，而是他们的不同理解。他们的接受或者反感都是他们的理解。而这一代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也就是未来中国对基督教的理解。

宗教和信仰是两回事

实际生活中，很多大学生信仰者都是有家庭信教背景的。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很多，有些人是生下来就受洗的，还有一些人是后来皈依的。就西方传统而言，生下来就受洗的人也要经历一种自己的选择。因此天主教传统里有一种仪式，叫confirmation(坚振礼)，就是你要去confirm（确定）你的信仰。因为你受洗是父母安排的，但等你到了12岁，你要去confirm（确定）自己到底信不信。到了那个年龄，父母认为你自己有能力去判断了，这就要举行一次天主教很隆重的坚振礼。天主教很重视坚振礼，一般只有主教才能主持这一仪式。这可能说明：信仰是不是你真正的选择，是不是你自己的、严肃的选择，这已成为基督教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了。这在中国就更不奇怪了，基督教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基督徒，但这个选择的过程可能会很长。

其实现在有很多传教人基本上就是扮演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的角色：“我劝你信，你赶快去，三日游，很便宜，交点钱，保证给你送到，送到了你也踏实了，精神有皈依了，心里的问题有着落了。”这很可笑。这也许是宗教，但绝不是信仰。宗教可以是一种体制性的教会生活，而信仰必须是认真的选择。所以，教会中人也未必就有真正的信仰，所谓“信”了才能谈论宗教信仰，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诞的。如果宗教只需要一种狂热、虔诚，不需要认真、理性的思索，那么不仅可疑，而且可怕。

杨慧林认为当今世界的宗教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极端的世俗化，二是极端的非理性。前者是借助宗教过一种世俗的奢华生活，有一位宗教前辈临终前曾对此有过非常严厉的斥责，说这些人根本不修功德、不读经书，整天追名逐利。这其实是现实的一部分。后者即是极端非理性的危险，简单说就是当今的种种“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走到极端，只有宗教的狂热，却谈不上真正的信仰，其危害有目共睹。

应如何看待一些大学生因精神追求而信仰基督教

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过去信仰群体不一样。过去信仰者的精神追求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心理的安宁、精神的慰藉，有时甚至只是出于极度的孤独、恐惧、无助，或者是被疾病所困。现在大学生的精神追求，更多的是试图找到一种生命的意义。这样，基督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因为基督教几千年来不断地在追问意义的问题。　 

所以，杨慧林觉得当代大学生的信仰具有较多理性的选择和理解，已经不仅仅是求得心灵的安顿，否则也就不是什么意义的追求了，而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满足心理上的需要当然没什么不好，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宗教信仰获得安宁也挺好。许多国家就是看到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才让宗教介入大学生的思想工作、介入军队的思想工作、介入监狱里犯人的改造或者吸毒者的改造。国外大学和军队里有一个职务叫做chaplain，就是军队的神职人员或者是校园里的神职人员，而chaplain不仅限于基督教，有些大学chaplain办公的地方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在一起，他们共同的任务之一就是跟学生沟通，解决学生思想上的问题和生活上的困难。有国外学者开玩笑说，中国大学里很多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其实跟他们学校里的chaplain差不多。确实，世俗的生活、公众的生活里需要这样的角色。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已不单是这些方面，而是包含着更多的理性和理想，这也是本次调研留给杨慧林的深刻印象。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引自全本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