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很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家。孔子学说体系中最具生命力和普世价值的内容是仁学。仁学以爱人为主旨，以孝亲为起点，以忠恕之道为路径，以中和之道为处世原则，以和而不同为文明关系，以博施济众为社会目标，以赞天地之化育为终极关怀，这些儒学中的精华，又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创新和实践，不断得到补充、发挥、深化、会通，成为中国人珍贵的思想财富。仁学的内涵铸造了中国之魂，树立了中华民族向往和平、追求正义、天人一体、重生贵德、温柔敦厚、刚毅诚信、包容天下的精神方向和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取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能。
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迅猛，民族、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增大，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命运共同体，不仅已经形成“地球村”，而且是儒家话语中的生活一体的“大家庭”。然而另一方面又是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暴力恐怖与各种犯罪流行，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是及时觉醒，和谐共生呢？还是一味拼斗，互残俱亡呢？人类要做出及时果断的抉择。国际形势要求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做出深刻的反思，克服自身的弱点，彰显信仰的善德，推动文明的对话，发出正义的强音，在各种信仰之间率先实现和谐共处，并运用和谐的智慧和信众的力量去化解族群和宗教间的对抗，尽量减少世上的不公和犯罪，对战争势力形成强大的制约。孔子的仁爱温情容易在不同信仰之间架起精神沟通的桥梁，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们不仅视孔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同时也视孔子为人类摆脱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伟大启示者。中国需要孔子仁学，世界也需要孔子仁学。
孔子仁学的精要可以疏解为以下三道：
一、仁爱之道
孔子仁学的根本宗旨是仁者爱人。这是它与基督教及世界各大宗教的共性。但孔子仁爱与宗教之爱又有所不同：它不把爱人视作神的教诲，而归结为人的善性；人们生活在群体之中，彼此同情和关心是世代传承的文化本性，称作良知，只是它会被恶习所遮蔽，从而丢失。因此，推行仁爱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从自己做起，发现和培育良知，自己拯救自己；从身边做起，由近及远，爱父母亲人，爱社会他人，爱天下人类，爱宇宙万物，而爱是没有民族、宗教界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类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大家庭。仁学相信人的基于爱的道德理性力量，它同时保留了对天神的敬重，而敬神的第一义仍然在于行善爱人。儒家信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敬神的要求必须是爱人，从而避免了以神的名义做损人的事情。中国宗教史上伟大的宗教家丘处机祖师，为了拯救战争中的受难民众，超越民族和信仰的界限，艰苦跋涉数万里，远赴中亚的雪山，会见征战中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以道教徒的身份，用儒家“敬天爱民”和道家“清心寡欲”的理念规劝成吉思汗，制止战争中残杀生命的野蛮行为，取得很大的成功。基督教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人，人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如果爱神的导向是爱人，那么对神的虔诚信仰就能激发信众的爱心，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这是基督教的优势所在。如果爱神与爱人相分离，认为只有信基督的人才能得拯救，那么不信基督的人就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迫害，就会引起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友爱的宗教会变成仇恨的宗教，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悲剧。有鉴于种种教训，中国当代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主教强调“爱是上帝的第一属性”的理念，上帝的爱是对全人类的。这样，各种宗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界限就被跨越了。
二、仁恕之道
孔子仁学的忠恕之道给儒家的仁爱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摆脱等级制度的力量，也能够超越文化征服的局限，为当今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最合理的文明路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恕道就是推己之心体贴他人。孔子讲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圣经则说：“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两者都倡导平等互爱，因此可以联合起来致力于普世伦理建设。不过，原教旨主义在经典解释上的固陋会导致重大偏失。例如，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如果所欲者是和善，施于方式是互信，会有益于多元文化的友好接近；如果认为己所欲者是唯一真理，施于方式是强人从己，那么爱会转化为恨，必然引起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孔子仁学的现代价值在于，己所欲是欲他者自立，欲他者发达，而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将心比心、体谅人和尊重人，不赞成强迫的爱，而提倡互尊、自愿的爱，信仰的真爱靠感动别人来传播，正义的信仰应当有这种自信。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有德者以其模范行为的吸引力使人心悦诚服。
三、仁和之道
孔子仁学的中和之道体现了儒家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态度和风格。“中”是中庸，不偏激、不保守，不极端、重协调，具有改良主义、温和主义的特色。“和”是和谐，是多样性事物间的协调。“和而不同”是一种文明关系原则，与之相对的便是“同而不和”，强调单向服从。前者认为文化和真理是多样性的互补，后者认为文化和真理是一元性的趋同。在实践过程中，前者导致各种文化间的和谐与良性互动，后者导致各种文化间的争斗替代。前者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后者体现人类野蛮的劣根。“中和之道”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多元、包容差异、行事稳健，它能保持和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丰富性、交融性的健康进程，可以避免文化威权和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在中国文化史上，受孔子思想影响，主流社会形成了文化和谐的认知传统。从孔子的“中庸”、“和而不同”，《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中间经过佛教的“中道”、“一多互摄”，宋明理学的“中和新说”、“理一分殊”，全真道的“守中致和”、“三教一家”，到近现代的“融会中西”、“综合创新”，文化和谐论始终是一条主线，文化生态形成多元通和模式，不同信仰间的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各种信仰以温和主义为主流，有矛盾和摩擦，但没有发生因信仰不同而引起的长期流血战争，宗教极端主义不易滋生。儒学自身也在与各种信仰、学说会通之中不断更新发展。孔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为文明人确立了修仁德、安百姓的人生追求，为文明社会确立了行礼义、均贫富的理想，还在于他为文明人类确立了协和万邦、共致太平的目标，在族群和文化关系上提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而不同”的文明原则，我称之为协调理性。这是一种为当今人类所缺乏的伟大智慧，人类要想真正摆脱野蛮、避免互相残杀、全面步入文明，就要向伟大的孔子学习。用“和而不同”的文明原则协调彼此的关系，才能建立友爱的新型国际秩序，实现许多思想家提出的博爱的理想。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主干和底色，两者的历史背景、内涵、特点及社会作用差异甚大，在相遇之后发生种种碰撞是难以避免的，但两者都导人为善，都以爱人为宗旨，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和应该的。在当今文明冲突时有加剧的情况下，儒学与基督教这两种宏大体系的对话对于推动世界多种文明对话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孔子仁学和儒家新仁学本质上是一种爱的学说，它的用意不在于向世人推行一种特别的信仰，而在于向世人提供一种普世的道德理性和相互关系的文明准则，相信人人心中都有爱，相信正义的信仰会激发人们心中的爱，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使爱跨越民族与宗教的界限，普及于全人类。孔子仁爱思想的亲和性与包容性，使他在今天多元文化的世界上受到各地区、各族群人们的欢迎和尊敬。我坚信，真理在仁爱之中，文明在仁爱之中。仁爱通心，至诚如神，善终究能消解恶。人类是追求真理、向往文明的，只要正义的力量团结努力，人类内部的争斗可以被制止，全球一家的理想能够逐步实现。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论文摘要）
（来源：《中国宗教》2012年第6期，引自中国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