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基督教的专家，又不具有农村基督教的实际知识，不适合评论一部基督教研究专业性很强的著作。但著作中涉及基督教与儒家伦理问题，倒想谈点看法。

作者从市场经济的大视野考察小乡村的基督教，从社会现代转型的高度研究基层民间基督教的演变，把理论与实际、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通过河南省洛阳市李村教会的典型事例，深刻揭示了基督教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农村快速发展的社会根源，如：由社会转型和城乡二元格局引起的打工经济、精英外流、生存艰难、医疗缺失、社保无着、家庭破碎、干部蜕变、传统断裂、环境污染，这些都是社会结构性的变动和失衡。现实的苦难和无助，使群众到近距离的民间基督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到教会里寻找团体的支持帮助。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作者超越了宗教问题的局限，把宗教问题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展示出来，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今被边缘化的农村社会面临困境的许多重要信息，其理论与实际意义就扩大了。这正是宗教社会学要做的事。李村代表着被主流社会遗忘的地区，人们应当把人文关切投向那里。

作者深入李村教众，作了参与式调查，发现该村教会在生活和实践中创新了基督教。他认为李村的基督教正在激活儒家伦理，有益于衰落中的孝道的重生和建设，而那些没有信仰的民众却在生存挣扎中抛弃传统孝道。信仰了基督教的民众借助于神来更新自我，形成“灵胞”群体和道德舆论监督，接通了根植于中国百姓血液中的家庭伦理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历史上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发生过“夷夏之辩”，后来在孝道上与中华文化会通，佛教的中国化于是跨过了一道紧要的门槛而获得成功。基督教的中国化可能也要通过这个必经的关口。不仅如此，历史上儒家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往往经由佛、道、伊斯兰各教的神道设教而得到加强。李村的经验可以启示我们，儒家伦理在当代失去宗法制度的支撑以后，它的复兴似乎更需要各种宗教的帮助，其中包括基督教的帮助。

然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可能要走十分曲折漫长的路，面临着许多比佛教要严峻的难题。例如，李村的基督教一方面讲“博爱”、“宽容”，另一方面又坚持保守的基要主义，用基督信仰区分“他群”与“我群”，相信“不属灵就是属魔鬼”，不信主的是“不洁的”“外邦人”，“就要下地狱”。这种亚伯拉罕系统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有强烈的独尊排他性，如不调整，就容易与非基督徒人群发生敌视与对抗。因此，中国基督教面临着吸收中华仁和文化、创建中国特色神学理论的艰巨任务。而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基督徒才能成为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群体的好邻居，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例如李村基督教既然认同儒家孝道，便可以进而以孔子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为理想目标，按照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进路，把仁爱之心由近及远向外推动，从爱亲人逐渐做到爱乡里，爱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人，爱所有的人，使仁爱跨越教际、族际的局限，这样去做，非但不会加剧“信教与不信教”两种群体之间的矛盾，还会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内的良好道德风气便会影响周边社会。

著作还提供了基层宗教事务管理的经验教训，指出打压基督宗教自发流传的做法，只会强化信众的苦难意识、对抗意识和“家庭教会”群体的凝聚力，并使问题变得更隐蔽、秘密，更难处理。只有给予它正常的生存空间并依法管理和积极引导，才是正路。

当然，李村的典型有多大普遍性尚须研究，目前的考察也只能是阶段性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社会变动深刻而剧烈，文化的多元冲突与整合正在进行之中，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华文化正处在复兴的起步阶段。李村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当地信教群众的努力，也取决于整个李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改善，甚至取决于全国新农村建设事业的拓广。

（本文系作者为李华伟的《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一书所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2013年6月4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