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梵蒂冈万民福音传播部（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Archivio Storico di Propanganda Fide）所藏1622年以来之档案文献，其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巨、保存之系统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其意义和价值并不局限于天主教传播史，而且涉及近现代天主教传教区内各个民族的文明、文化和宗教史，因此，其蕴涵的学术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教会历史，而延伸至文化交流史、社会学、民族志、文献学和多个人文学科分支当中。本文对梵蒂冈原传信部成立的背景、历史变迁及其所属历史档案馆自1622年以来直至1938年以来历时300余年的全部档案文献的内容、数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详细罗列和介绍，并对内中所藏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对1622-1892年、1893-1938年两个阶段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档案文献在内容和数量上的初步梳理，基本上完成了对1622年传信部成立以来，其所属历史档案馆有关中国天主教会的档案总量的详细的摸底工作。该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中国天主教会文献数量之大、规模之巨、意义之重大，可谓海外有关中国天主教会最系统、最具规模的档案文献。对该部分文献的编目、整理，将会推动国内学术界在包括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天主教会；中国；文献编目

梵蒂冈万民福音传播部（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Archivio Storico di Propanganda Fide）所藏1622年以来之档案文献，其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巨、保存之系统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其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天主教传播史，而且涉及近现代天主教传教区内各个民族的文明、文化和宗教史，因此，其蕴涵的学术价值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教会历史，而延伸至文化交流史、社会学、民族志、文献学和多个人文学科分支当中。

尼古拉斯·撒克瓦斯基神父（Nicolas Kowalsky, OMI）在1958-1966年担任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馆员期间，曾出版了一本历史档案馆详细目录的手册——《传信部历史档案馆馆藏清单》（Inventario dell’Archivio Storico）。1983年，同样担任过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馆员，日后晋升为梵蒂冈秘密档案馆馆长的麦兹勒神父（Josef Metzler, OMI）在尼古拉斯·撒克瓦斯基神父《传信部历史档案馆馆藏清单》一书的基础上，增补了教宗列奥十三世（1878-1901）1893年之后的档案目录和教宗庇护十世执政期间的档案目录。

1985年8月2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开放教宗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时期的档案，与此同时，传信部原在澳门、广州和相关的档案文献也可以在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进行查阅。[1]出于上述考虑，1988年，时隔五年之后，麦兹勒神父对《历史档案清单》一书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增补了本笃十五世执政时期的档案目录。

2005年9月15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宣布开放教宗庇护十一世执政时期（1922-1939）的档案，因此，笔者在前三本书的基础上，又亲自查阅并增补了1922-1938年的新编档案索引，从而试图为读者勾勒出上迄1622年，下至1939年，逾300年来梵蒂冈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之基本内容、分类、索引，尤其是有关在华天主教会档案文献的数量、访问路径和保存情况。以期为对此类文献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一把合适的钥匙和一张面目清晰的地图。

一、梵蒂冈原传信部成立和历史演变及其档案收集、保存之一般概况

（一）梵蒂冈原传信部历史变迁及工作方式

1.梵蒂冈原传信部成立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两个重要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拓展与贸易活动，天主教会的传教视野从欧洲地缘及其周边世界随之投向整个世界，这是近代以来真正改变天主教会传教事业的划时代变革和背景。[2]

在罗马教廷建立一个圣部专职负责天主教会的福传事业，这一想法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5世纪末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罗勒（Ramon Lul）就曾向教皇提议在罗马建立一传教中心，用以管理全球传教事业。但是，当时这一想法的难以实现在于，罗马教皇将传教事业的保教权授予了上述两大天主教殖民国家，因此，建立一传教中心的意义和迫切性并不突出。但是，保教权的弊端不久便表露无遗，因为后者难以将殖民、政治、商业利益和传教事业清晰分离。

与此同时，在时耶稣会总会长的建议下，教皇庇护五世（1566-1572年在位）建立了一个管理传教事业的圣部和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德国及其他广受新教影响的欧洲国家天主教会事业的圣部。但是，事实证明，两个圣部的建立均乏善可陈。

类似的尝试在教皇格利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在位）时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格利高利十三世试图建立一个枢机委员会，籍此管理传教事业，并在西印度任命了以为宗座公使，值得庆幸的是，格利高利十三世还成功地成立了一个“德国传教圣部”（Congregazione Germanica）和一个“意大利-希腊传教圣部”（Congregazione per gli Italo-Greci）。但是，这一事业在后任教皇西斯托五世时期（1585-1590年）不幸中断，并在克莱蒙八世时期（1592-1605年）得以重续前缘。后者最终得以成立“传信部”（Congregazione<de Propaganda Fide>），但是，这个短命的“传信部”却仅仅存在了5年时光，即从1599年到1604年。

失败的原因部分缘于拥有保教权的西、葡两国的强力反对，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该部的灵魂人物——桑托里枢机（Cardinale Giulio Antonio Santori）的离世。保禄五世时期1605-1621年），类似的尝试仍前赴后继。加尔默罗会修士托马斯（Tommaso di Gesu’）付出艰辛的努力试图成立一个目标仅限于传教事务的圣部，但惨遭失败，所幸于1613年出版了一部堪称17世纪最伟大的传教著作——《为普世之民的拯救》（De procuranda Salute Omnium Gentium）。16、17世纪之交，大量提议建立传教公学和在罗马建立一座传教中心的《备忘录》（Pro-Memoria）被呈送给教皇，与此同时，维韦蒙席（Giovanni Battista Vives）在列奥纳迪（Giovanni Leonardi）的帮助下，试图成立一所传教公学。就这样，成立一座传教圣部的观念渐次被人们接受并最终成熟起来。[3]

2.梵蒂冈原传信部的成立及历史演变

1622年1月6日主显节，一个由13名枢机主教和两名高级神职组成的传教委员会成立，同年6月22日，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颁布宗座宪法《不可思议的神圣》（Inscrutabili Divinae）正式成立传信部（Congregation de Propapanda Fide）[4]，将其作为罗马天主教的最高和核心信仰传播机构。传信部成立的宗旨有二：一、竭力与基督新教和东正教促进合一；二、在异教徒国家和地区建立传教区，促进传教事业。[5]

1967年8月15日，教宗保禄六世颁布宗座宪法《普世教会制度》（Regimi Ecclesiae Universae），将传信部正式更名为万民福音传播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 or de Propaganda Fide），其所管辖的传教地理范围包括：东南欧的少数区域和直布罗陀，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约60个教会辖区，几乎整个非洲、远东，新西兰和大洋洲，以及菲律宾的五个宗座代牧区。[6]

其管辖的职权范围和内容，具体而言包括：

（1）所有前往传教区开展传教工作的男、女修会团体；

（2）创设和划分传教区；

（3）对传教区内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管，并考察和审核传教区内各修会团体、主教大会所提交的问题与呈送的报告；

（4）监管信徒的信仰生活及神职人员的纪律，诸如全体善会和天主教进行会；

（5）管理天主教学校和各类修院的运行情况；

（6）管理和协调全球传教事务，和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促进与东方教会的传教合作[7]。

3.组织结构及工作开展方式

传信部成立之初，该部在人员构成上由13名枢机主教、两名高级神职和一名秘书长组成。稍后，一名加尔默罗会修士加入进来，1626年，一名宗座书记官（Protonotario）1630年，圣职部（Sant’Ufficio）的一名随员成为传信部的法定成员。按照规定，传信部成员每月召开大会（Congregazione generale），每逢讨论重要事项时，教宗还会亲自莅临大会现场（Coram Santissimo）。而对于某些需要进行针对性、深入讨论的问题，则召开由枢机主教和相关主管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后者属于临时性会议，一俟所讨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则该特别会议即行终止。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针对远东的常设会议，该会议直至1856年才不再召开。

1953-1967年，每月召开的例行性大会被更名为“全体会议”（Congregazione plenaria），但是，1968年之后，该全体会议改为每年度举行一次，而传信部本身也得以改组并拥有了新的名称——“万民福传部”（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调整后的年度会议成员包括数名枢机主教、12名传教区主教、4名非传教区主教、4名修会总会长、4名宗座直属传教修会在各个国家的负责神职人员和一名秘书长。与此同时，每月召开一次的会议则被称为例会（Congregazione ordinaria）。而一般性的传教问题，则由万民福传部部长、秘书长和文件起草人（Minutanti）每周召开一次代表大会（Congresso）予以讨论。其中，牵涉到需要教宗仲裁的事务则在特别晋见教宗时予以呈请。在任何情况下，各个会议形成的决议被以书信、教令、指示和通知的方式传达给相关责任人。

（二）梵蒂冈原传信部档案收集、保存之一般概况

早在英格利蒙席（Monsignor Francesco Ingoli）担任传信部第一任秘书长期间（1622-1649），就对其所收集的文献和文件进行了系统、清晰和切合实际的收集与整理。这些早期档案的内容既涉及传教活动，也涉及传信部本身，具体内容包括：报告、书信、来自传教区的申请书、传信部各类会议的会议记录、信件的登记与复制、指示、通知和教令等。[8]

英格利蒙席的初衷在于收集文献以备将来的历史家研究之用，这一眼光不可谓不长远。事实上，传信部成立十年之后，他本人就已经开始撰写有关传信部的《回忆录》（Memoria Rerum）。

最初的档案文献除传教或教会事务之外，还包括有关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丰富信息。

1627年，教皇乌尔班八世在梵蒂冈特别划拨一处地方，用于放置这批数量越来越多、价值不菲的文献。稍后一段时间，档案馆被转移到英格利蒙席办公的宗座秘书处（Cancelleria Apostolica）。英格利蒙席过世之后，这批文献则被转移到传信部大楼。

拿破仑占领罗马期间，曾将传信部档案馆的全部档案席卷至法国。拿破仑倒台后，这些档案又重新被运回罗马，但是，其中一部分珍贵文献散逸至今，无从查找，而其中一部分则辗转被挟裹至奥地利维也纳，直到1925年才重新归还给传信部。

今天，梵蒂冈原传信部档案馆档案编排按照时间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1622-1892年，其一为1893-1939年。这与1893年罗马教廷各圣部行政工作系统的调整有关。

二、1622-1892年梵蒂冈原传信部档案馆中有关在华天主教会的档案索引整理情况

1622-1892年，传信部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按照此前提到的组织系统予以整理和分类。其档案文献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主要或基本文献；一类为次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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