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宗教与网络”的研究在西方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本文重点描述了西方理论界的三次学术浪潮。从三次学术浪潮中可见较为清晰的学术脉络，即伴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网络不再被单纯视为信息的管道和“异质”的空间，它已经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宗教传统、现代社会后期的文化特质及人的主观需求共同形塑了“数字宗教”的面貌。

[关键词]：基督教；网络传播；数字宗教

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宗教与媒介”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它如同一个十字路口，吸引了来自宗教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学者来此驻足。上世纪80年代，网络作为全新的媒介技术介入宗教传播，“宗教与网络”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从1996年发表第一篇学术成果以来，西方学界已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成果发表平台。学者们不仅对于网络中的宗教活动与实践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同时也开始反思和梳理这二十年来的学术思维与研究路径。在这二十年的摸索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三次学术浪潮(three waves)。

一、第一次浪潮：“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设想

1996年，大众传播学者斯蒂芬·欧勒瑞在《美国宗教学刊》上发表《作为神圣空间的网络：在计算机网络上交流信仰》[1]。同年，他和社会学者布兰达·布拉舍合作完成了《网络中未知的上帝》[2]一文，这两篇文章被公认为网络宗教传播的先驱性成果。

早期的研究是在CMC的研究路径下展开的。CMC是“计算机中介通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简称。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在于通过计算机作为中介的传播与面对面的传播是不相同的，经由CMC建构起来的“超现实”不仅可能改变原本的传播模式，甚至可能改变文化和社会结构。

面对网络对宗教的影响力，早期的学者常处在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叙事框架中。乐观者视网络为“神赠的礼物”，大大有利于福音的推广，并提供了一个无论身份、无论地域、无论位阶均可进入的赛博绿洲和较少限制与审查的“自由之地”。悲观者则认为网络媒介开放、宽容、去中心化的媒介特质恰恰与宗教注重权威和等级秩序的传统相悖离，他们担心网络为信徒打开了一扇门，门背后是充满色情、暴力、金钱、物欲的世俗世界；他们担心信息的“失控”会产生大量与教会正统教义相违背的知识的传播，这将导致宗教权威性与神圣感的消解和异端的兴起；他们担心网络宗教会“让人们远离鲜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宗教意义分享必不可缺的因素”[3]。虽然对于宗教去权威化、世俗化的隐忧自印刷术发明即已开始，但从未如网络出现后如此强烈。

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判断，9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浪潮中所表现出的实际上是面对新技术的震撼和“敬畏感”。

二、第二次浪潮：对技术协商与意义生产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对于网络媒体认识的深化，学者们希望能绘制出一幅客观、清晰的学科地图。21世纪初，宗教网络传播研究呈现出如下特质。

1.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2000年11月，由美国宗教社会学协会主持的《宗教与社会秩序(Religion and Social Order)》丛书出版了第八辑《网络上的宗教：研究前景与承诺(Religion on the internet：Research Prospects and Promises)》，该书虽未必如其自称的是“对网络宗教本质、范畴与内容的第一次系统探究”[4]，但确实集合了十几位优秀的社会学者共同描绘的“网络宗教的知识版图”。2001年哥本哈根大学召开了“宗教和计算机辅助沟通”会议，会后形成了由12篇文章组成的文集《宗教与赛博空间(Religion and Cyberspace)》。这两本书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领域和学术共同体的诞生。

2.以大型客观数据支撑宗教在线行为的识别与测量

20世纪末的五年间，宗教网络传播的研究多为个案的分析，缺乏全局性的数据掌握。世纪之交，美国启动了一些大型的调查项目。2001年巴纳的《网络教堂报告》(Cyberchurch Report)称近千万网络用户开始基于宗教和灵性的需求使用网络。2001年，拉尔森领导的皮尤“网络和美国人生活”项目在对超过1300个教会调查后发现，83%的教会认为使用网络可以促进宗教生活，教会使用网络的首要目的在于吸引网民参与教堂的宗教活动。[5]2004年，皮尤基金会以“在线信仰”为题再次启动社会调查，发现基于宗教目的使用网络的网络用户已经由三年前的21%上升至64%。这些人的人口学特征为白人、女性、中年，大学教育和相对富裕。调查还得出结论网络并没有使信徒远离教会组织，相反倒使得信徒与教会联系更为紧密。[6]上述大型社会调查客观描述了美国宗教网络传播的基本现实，有助于学者形成对网络宗教现象的准确判断。

3.研究范式的转变

进入21世纪，网络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常规的事物。霍斯贾德说，“如果说第一波学术研究的浪潮，对新数字技术的潜力充满了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焦虑，那么第二波浪潮则更多的是反映现实，更少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关注技术的差异，传播的语境和现代社会后期的整体变迁”[7]。

学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研究将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和孤立于社会其它进程的事物来看待是有问题的，认为单靠技术可以创造出只存在于网络中的新的宗教的想法也并不成熟。事实上，网络并不会产生宗教，只有人可以，而且这些人并不完全生活在“屏幕上”。因此有必要将网络宗教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宗教与技术之间。

2006年，在《媒介时代的宗教》一书中，胡佛明确表示并不想回答“媒介对于宗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对于意义生产的探索远比媒介效果更为重要。受詹姆斯凯瑞的影响，胡佛试图发现“那些在私域中被个体获得的媒介与信息是如何被个体接受、理解和运用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其它领域的”。胡佛认为，宗教意义是文化意义的一个特殊“子项(subset)”。对于宗教意义生产的语境的研究必须要在文化意义生产的大语境下进行。同样的，坎贝尔根据“技术的社会形塑”(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理论，提出了“技术的宗教社会化”(Religious-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的观点。与技术决定论不同，坎贝尔提出致力于挖掘“隐藏于媒介选择的决定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动机。”[8]她认为不同宗教，甚至不同教派对待同一项技术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对于某一宗教社群态度的考察既要从历史与教义中去梳理宗教组织新技术采纳的传统，又要考虑到社群当下的价值立场。

胡佛与坎贝尔的研究思路表明，进入20世纪，网络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文化的转向”，即由媒介效果的主导范式转向意义生产与协商的文化研究路径。

4.形成对核心命题的系统研究

虽然在“宗教与网络”的主题下集合了众多研究的领域与角度，但基本的核心命题在21世纪初逐渐清晰。总结起来共有五大命题：权威(Authority)、真实感(Authenticity)、身份认同(Identity)、仪式(Ritual)和在线社区(Community)。这五大命题相互联系，密切相关。

权威问题起源于对宗教等级秩序和经验文本阐释力的隐忧。梅洛维茨说：“权威基于信息控制。”[9]为维护地位，知识通常被编码成术语，或通过限制他人接触加以保护。大众传播工具的兴起，恰恰促进了知识的透明。网络因其开放性、个人主义、去中心化的媒体特质，不但制造了更加多元的叙事，直接挑战了传统权威的训导，还改变了权威的构成。与现实教会中严密的科层制不同，网络中的权威，无需组织的认可或“神圣的源头”。甚至有学者发现，由于没有把关机制，网络中出现了“即时的专家(instant experts)”，一个15岁的女孩，在两年的时间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异教网络教会中的高级女祭司。网络消解了权威，“任何依赖教会权威和等级秩序或圣礼的宗教，在网上都举步维艰”[10]，网络同时也为权威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在线的读写和组织能力成为了对于线下宗教组织与权威的必备要求。

真实感与仪式都事关神圣的体验。传统宗教通过教堂的建构、仪式的设计、经典文本的保存与阐释维系了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感，但网络空间中场景的虚拟性以及信徒虚拟身份的流动性改变了神与人之间原有的神授启示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信徒对宗教组织的情感体验：由对真实的人的情感演变为对虚拟符号的认知。[11]新技术增加了仪式参与的自反性，这对于宗教活动的真实性无疑会产生影响。但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虚拟空间中，仪式是如何进行的，真实的神圣体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网络空间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被“分别为圣”。欧勒瑞发现参与者通过一些规则与宣称将网络变成了一个神圣空间，米克扎克认为虚拟仪式真实化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对现有仪式的调整，针对新环境的更新和对某些不必要的环节的排除。[12]柯文和哈登对于在线仪式的自反性角色做了更为直接的说明。他们认为，对虚拟空间的仪式的真实体验，更多的与参与者完成仪式后的“在线解构”有关。仪式和其后的修饰是由“仪式自身的想象性特质和虚拟空间的戏剧性特质共同完成的。”[13]

“网络社区”(常以网络教会为表现形式)建立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影响着个人的“身份认同”。这两大命题的研究试图回答：网络环境中的身份表达与现实环境中有何不同?网络教会如何创造共同的身份认同?人们的在线生活对于线下的身份建构和传统的社区结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既受到技术条件的影响，又是文化转向的结果。鲍曼以“观光者”比喻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的身份认同——他们装备有自己的观念系统，可能因新奇和陌生而驻足，却并不想陷于一地。网络社会中，个体在选择——融合(pick-and-mix)的行为模式之上建立起变动、多样的宗教身份。“流动的身份”和“隔离又联结的交往方式”[14]确实影响了网络教会的“委身感”，但在特定的宗教和社会目标之上，不同的网络教会尝试用不同的叙事方式建立社区合一的身份，创造沟通(communication)、共性(commonality)、合作(co-operation)、委身(commitment)和关心(care)的社区图景[15]。

三、第三次浪潮：社交媒体时代的思考

2005年，霍斯加德在阐述了前两次浪潮的特点后指出，第三次浪潮即将来临。今天，“三次浪潮”的说法在宗教网络传播领域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究竟第三次浪潮起于何时、有何特质，尚无明确论述。2010年前后，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学术研究出现新的热点，网络宗教传播的理论框架也呈现出新的转向，因此估且将这一时间点约略作为第三次浪潮开始的起点。

1.神学领域对宣教的新思考

基督教组织与个人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引发了神学领域对宣教策略的思考。2011年后，一些指导性的普及读物相继出版，如《牧师社交媒体使用指导(Social Media Guide for Ministry)》《社交媒体福音：用新途径传播好消息(The Social Media Gospel：Sharing the Good News in New Ways)》《电子教会法则：如何提升你的网络传教(The iChurch Method：How to Advance Your Ministry Online)》等，它们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福音传播实践提供了现实参考。与此同时，神学界有一些学术性的反思。茱莉·安·莱特尔的《信仰形态4.0：数字时代的信仰生态介绍》[16]和安德鲁·鲁特《关系型牧师：在基督里通过分享自己与众人分享》[17]客观描述了技术与宗教之间的互动，但其神学背景让他们最关注的仍然是传教策略和牧师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角色变化。安德鲁·鲁特称口语时代的牧师是道德的典范，广播电视时代中的牧师被期待有远见卓识和表现形式的创造力，而由社交媒体型塑的数字媒体时代重视的是“分享”和以人格为基础的关系的建立。茱莉·安·莱特尔指出数字时代是以资源的共享和领导权的分散为特质的，传统的由专家主导的教育模式已经让位于人们借助多种数字终端主动实现的，随时随地地知识接入。

2.社会科学领域对“数字宗教”的认识

社交媒体的发展自然引发了学界的经验性研究，以期发现社交媒体对宗教产生的新的影响。但西方理论界最显著的学术动向是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借助移动终端的发展，以现实人际网络为基础，维系并拓展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社会化媒体进一步模糊了线上与线下的界限，也打破了学术界将线上与线下二元对立的学术倾向。

2010年前后，“数字宗教”(digital religion)的概念开始出现[18]。胡佛认为在线宗教与宗教在线的划分过于粗糙，他希望以“数字宗教”的概念走出结构化的和技术决定论的思维。胡佛借用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提出的“第三空间”[19]概念，认为数字宗教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后的宗教形态。2013年，坎贝尔在其专著《数字宗教：理解新媒体世界的宗教实践》中也刻意地使用了“数字宗教”的概念，提出应当将线上与线下的宗教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坎贝尔认为，数字宗教是独特的，因为它是新媒体与非科学的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对于流动的现代性的焦虑的表达。[20]

在这样一种理路之下，对核心命题的研究思路发生了改变。比如对于身份的研究，问题不在于网络中身份认同与现实中有何差异，或线上的身份建构对线下的身份产生什么影响，而在于个体如何与新技术协商以适应其原有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数字媒介如何帮助个体实现宗教身份与生活其它领域的协调，以及通过人们在数字媒介中的身份建构与表达去理解当代社会中宗教身份的变迁。

四、结语

回顾三次研究浪潮，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字媒介越来越与个人的日常生活一体化、自然化(integrated and naturalized)。从最初学者们惊异于网络的能量，单纯从技术角度探究网络对宗教的影响力，到意识到人的能动性和社会与文化的底色的决定作用，再到“数字宗教”概念的提出，弥合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分野。一种很明确的“整体观念”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逐渐清晰。未来，对于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宗教发展，还会有更多经验性的、多学科的研究，但这样一种“整体观念”应当会成为一种基本的学术思维，即数字技术、宗教传统、现代社会后期的文化特质和人的主观需求都只是部分，它们共同型塑着当代宗教的面貌。

*本文系山东省哲学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基督教教会的网络传播研究——基于山东三自教会网络认知与使用行为的调查”(项目编号：14CTZJ06)的研究成果。

注释：

[1]S.D.O’Leary，Cyberspace as sacred space：Communicating religion on computer network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Vol.64，No.4(1996)，pp.781-808.

[2]S.D.O’Leary ＆ Brasher Brenda，The unknown god of the Internet.in C.Ess(Ed.)，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p.233-269.

[3][13]Lorne L.Dawson，The Mediat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yberspace，in M.Hojsgaard ＆ M.Warburg(Eds.)，Religion and cyberspac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5，pp.15-37.

[4]这本书并非网络宗教传播领域内的第一本出版物。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早在1997年杰夫·杰拉斯奇(Jeff Zaleski)就出版了专著《赛博空间的精神：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灵性生活》(the Soul of Cyberspace：How New Technology Is Changing Our Spiritual Lives)，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均有涉及。

[5]Larsen E，Wired Churches，Wired Temples：Taking Congregations and Missions into Cyberspace，Washington，DC：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http：//www.umcom.org/atf/cf/{60c02017-4f6a-4f3b-883a-4afaece1182f}/PEWWIREDCHURCHES.PDF，(阅读日期：2013.4.26.)

[6]Steward Hoover，Lynn Schofield Clark ＆ Lee Rainie，Faith online，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http：//www.pewinternet.org/pdfs/PIP_Faith_Online_2004. pdf，(阅读日期：2013.2.28).

[7][10]Morten T.Hojsgaard and Margit Warburg，Cyber-religion：on the cutting edge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In Morten T.Hojsgaard and Margit Warburg，Religion and Cyberspace，New York：Routledge，2005，pp.50-65.

[8]Hedi Campbell.，When Religion Meets New Media，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0，p.43.

[9][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11]李敏：《宗教的网络传播和信徒的群体认同》，《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2]Hedi Campbell，Digital Religion：Understanding Religious Practice in New Media Worlds，New York：Routledge，P35.

[14]黄德铭：《真实的谎言：虚拟社区中的身份认同与信任》，台北大学社会所，http：//www.docin.com/p-383333633.html。

[15]Hedi Campbell，Exploring Religious Community Online：We are one in the Network，Peter Lang，2005，pp.181-187.

[16]Julie Anne Lytle，Faith Formation 4.0：Introducing an Ecology of Faith in a Digital Age，Milwaukee：Morehouse Publishing，2013.

[17]Andrew Root，The Relational Pastor：Sharing in Christ by Sharing Ourselves，Illinois：IVP Books，2013.

[18]2010年，德国Bremen大学暑期学校的研讨主题是“数字宗教：虚拟3D环境研究(Digital Religion：Researching Virtual 3D Environments)”，2012年1月在科罗拉多波德分校的“媒介、宗教与文化中心”召开了以“数字宗教”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同年，纽约大学的宗教与媒介研究中心启动了“数字宗教：知识、政策和实践”项目。这些项目与会议的主题设定，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对“数字宗教”这个词的选择。

[19]索雅认为，第三空间是具体的、实质的第一空间和认知的、再现的第二空间的混合与延伸。

[20]Campbell.H.A，Digital Religion：Understanding Religious Practice in New Media Worlds，New York：Routledge，2013，p.114.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来源：《现代传播》201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